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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雯:批评的困境与潜能

http://www.newdu.com 2023-03-15 《雨花》 岳雯 参加讨论

    关键词:批评
    始终在当代文学的场域,持续不断地看,一张基于文学批评的知识地图终于慢慢显露自身。地图,意味着疆域和边界、中心和边缘、洞见与盲区。我们都知道,单独观察某个事物,与凝视众多事物所构成的星丛,是不一样的。显然,文学批评依然充溢着对真理的渴望与激情,却日益陷入枯竭的困境。这困境并不完全来自伦理意义上的“诚与真”,而是构筑批评的根基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讨论困境,也不意味着认同现状,而是要从诸多坍塌中开辟出可能的新路。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以下判断并不出于对某篇批评或者某个文学评论家的询问、质疑,而是基于对自身的反省,基于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信念。
    批评的困境的表征之一是理论的退场。余生也晚,未能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也是在读书年代曾见证过理论兴盛的余晖。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在课堂上热衷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争辩后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殖民,我们尝试操练不同的理论武器,在文本的战场上演练。那个时候,文章最常见的做法是,先建构某一理论的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分析、阐释文本,进而打开文本的空间。我还记得,我的本科论文是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到了研究生时期,学界时兴的是空间理论,第三空间、异托邦等概念成为我们观察文本和世界的镜片。那是一个理论大于文学的年代,也预示着理论终是要走向“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到作协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开始尝试写文学批评。我发现,相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有着截然不同的写作范式。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大多有着现当代文学史的背景,惯于做史的追溯。比如,遇到一部作品,先对其进行属的归类。如果这是一部描写乡土的小说,写作者会追溯到五四时期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通过分析鲁迅一脉和废名、沈从文一脉的异同,然后流经赵树理、柳青、路遥,最终落在当下的作品。这固然源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却也是大势所趋。理论旅行的频次正在降低,人们开始激烈批评西方理论到了中国“水土不服”,批评理论与文本的“两张皮”。从根本上说,理论正在失去沸腾的活力。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我们对当下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场心有戚戚。他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了。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完成了后人常做之事,他们发展、增加、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的观点。”“但是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老一代早已证明要追随他们并非易事。”伊格尔顿说的是西方的情形,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处境。现在,视觉研究、图像研究,声音、媒介、物的转向等正在成为新的热点。在文学批评中,理论沦为精美的装饰性花边:朗西埃、阿甘本、韩炳哲等纷纷被引用。哲人的话语成为我们所要论证观点的一个权威在场。他们被请上神龛,袖着手无所事事,仅仅为了证明深刻和高级。
    理论与文学各行其是。理论不抵达文学,文学也不理睬理论。理论不再是批评的先头部队,同样的,批评也无法从具体的言说对象中超脱出来,形构理论。我以为,理想的批评最终通向的是理论,是对规律性的认识。倘若不能,批评就会成为阅后即焚的消耗品,始终飘荡在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仍然是必要的。正如安托万·孔帕尼翁所说,“理论的有趣与真意不在于其神乎其神或精致严密,也不在于实践或教学方面,而在于它对文学研究中固有观念的充满活力的冲击,以及固有观念对它的顽强抵抗。”
    与理论的退场同时发生的,是历史化或史学化的兴盛。批评家在丧失了对文学现场的兴趣之后,转身为文学史家的例子比比皆是。批评仿佛成为了青年的代名词。比如,程光炜就主张“用现代文学的方式来研究当代文学史”。在他们的努力下,“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硕果累累,也开创了一种学术范式。“八十年代文学”逐渐饱和,接续这种努力的,是近年来“九十年代文学”开始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可以想见,类似的思路会不断延续、叠加,当代文学终于汇入史的洪流。除此以外,中国社科院程凯、何浩等身体力行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异军突起。“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说的“当代文学”,取法于洪子诚教授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即通常意义上的“十七年文学”,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观念的文学。研究者立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作家是以文学实践的方式来从事政治和社会实践,或者说,文学实践本身就是政治和社会实践。因此,不能将政治、社会历史作为背景来考察,而是要借助历史叙述,重新建立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理解框架,来确认文学与历史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审美研究的反拨,认为文学除了美以外,更重要的是包含着真与善的价值判断。“社会史视野”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也有学者将这一方法用于“东北文艺复兴”与东北作家群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弹性。
    问题在于,既然文学研究者将“历史知识”视为更高价值,那么,不提供知识的文学批评自然处于学术鄙视链的底端。在许多研究者心中,文学批评等同于毫无价值的读后感成为不言自明的判断。由此文学批评的空间也正在日渐萎缩。
    这是文学批评的外在环境。将文学批评视为一个整体,很容易发现,同质化正在成为命门。骄傲地说,我们这些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是一个十分亲密的文学共同体。我们参加会议、写作文章,展开争论,以策展、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文学批评。我们对彼此的教育背景、成果、方法,乃至于文章的调性都了如指掌。这样一个共同体当然在持续不断地给我们供能,但某种意义上,也划定了我们的边界与言说方式。于是,文学批评形成了一体化的面貌。在评论对象上,小说评论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体裁。这不难理解,小说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第一文学体裁。在这些评论中,作品论、作家论的形式又远远高于对宏观文学问题的思考。即便是讨论文学问题,也不外乎围绕青年、城市、科幻等有限的几个命题进行。在反复的讨论中,我们其实并无多少新话可说,也没有开拓出任何新的疆土。言说,仿佛只是为了把言说的时间填满罢了。对于这一问题,有人将之归于文学创作的平静或者平淡。“纯文学写作日益步入水流和缓的航道,虽成果不可小觑,但终究波澜不兴,这就使得文学批评的话题制造倾向难以为继。”当可以讨论的作家只有那么几个,当这些作家身上可以提炼出来的命题只有那么一些的时候,同质化在所难免。最根本的困难是,在使用约定俗成的套路处理问题时,我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语言的失效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反映出知识结构、思想力以及进入问题的方式的贫乏与无力。
    读当下的文学批评,另外一个很突出的感受是:这是看不到人的文章。完整的学术教育使我们习惯了以“论者”“笔者”的心态来写批评文章。我们回避了自己的感性存在,仿佛感性的存在就不够高级。殊不知,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正是以感性而著称。失去了个人性情的文章,犹如失去了水分的叶子,干枯而脆弱。很难想象,这样的文章会有多少读者。当然,也有些文章,刻意显露“我”,谈个人的经历与生活。但是,并不是谈论了“我”的文章就是有性情的。性情是以一个人的才华、禀赋、经验、学识、智慧等等熔铸起来的。当我们在刻板的日常生活中被规训得一模一样时,何来的性情,又何来的文章?所以,这真是一个悖论。当我们试图用公共的声音说话时,我们的声音反而远离了公共生活,仅仅在个人这个狭小的空间回荡。
    这是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困境。然而,即便困难重重,看上去我们都对文学批评失去了信心,我依然相信,这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感受力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导致根植于这个世界的文化观念纷纷失效,人们不得不为自己重新营造观念的庇护所。在这一过程中,观点的输出、交锋、博弈必然会成为很长时期的一个常态。另一方面,哲学与理论对于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越来越依赖专业读者。因此,我们仍然相信批评具有可能性,我们依然对批评寄予厚望。那么,如何唤起批评的潜能?
    批评应当建基于对社会历史多重结构的深刻把握。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不同领域的不同学问,无不包含着从不同视角对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的认识,只有将这些认识熔铸起来,我们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属于我们自己的盐。程光炜有一篇文章,讨论的是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及其评论。在文章中,他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对于“一分钟”的特殊意义,认为当时的文学评论家是在“贫困停滞-农村改革、静止的台儿沟-现代化的火车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里想问题”。他批评说,这种“新时期意识”束缚当时很多人对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进而,他援引了社会学家对于“城乡二元”政策的分析,认为,社会学家的观察比文学批评对香雪的社会定位更加清晰和更具依据。我想,这也是对今天做批评的警示:假如我们始终抱着对于“人”的本质化想象,缺乏其他学科的视野与思想,我们就没有足够眼力看透当今世界。那么,我们将毫无意外落入前代批评家的窠臼。我们今日留下的,只会是我们思想贫乏的证词。
    批评应当是对社会意识的敏锐洞察和前瞻性想象。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表达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体认与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不是依附性文体。作家作品是言说的路径,而不是最终目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匍匐在作家作品上,满足于对作家之所想、之所是。要在作家止步的地方,借助作品奋力一跃。是否能在扎根大地的同时腾空而起,直接决定了文学批评的品质和有效性。
    批评始终应当向着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化形式敞开。学术要求距离与沉淀,而批评的魅力正来源于层出不穷的新。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学形式正在不断扩大领地,相反,我们引以为傲的纯文学已经缩小地盘。假如我们一直守着已有的阵地,将纯文学视为文学批评唯一的对象,那必然意味着我们自我设限、自我压缩空间。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化形式里有这个时代尚未说出的秘密,投入其中,去冒险,哪怕是犯错,也会有新的发现。
    批评是多种文体的碰撞与组合,是文体的试验场。新的社会意识必然召唤新的文体。我的同行们已经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我们在尝试用散文写评论,用小说写评论,用诗歌写评论。甚至,大家还在实验用短视频写评论。所谓“文无定法”,只有摆脱陈腐的写作套路,文学批评才能重获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新的文体正在酝酿。
    走笔至此,想起了玛莎·努斯鲍姆的几句话。她说,“我们身边的所有其他学科都在形塑我们文化中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告诉我们如何来想象与反思自身。经济理论通过运用理性来为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法学理论通过对基本权利的思考来寻求社会正义,心理学与人类学在描述我们的情感生活、性别经验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道德哲学试图对一些棘手的公共伦理困境作出仲裁,文学理论却在这些争论中保持了太长时间的沉默……在这件事上,沉默是一种投降。”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失败,但是,不战而降会是我们的耻辱。一代又一代批评从业者会跨过我们,然后轻蔑地说,看,他们是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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