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诗源于三十年前,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到了一家农场上班。祖祖辈辈是农民,我又出生在农村,身为农民,参加工作又在农场,农民、农村已在我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一个符号和标签写在我的身上,让我一生背负着它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走。即便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乡村也总是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且挥之不去。 我写诗最早当然源于在读小学时就对诗歌的向往,直到参加工作在农场这样一个基层,又有着一种想摆脱基层工作的艰辛,以及在农场工作这样的命运,于是,便再次焕发了我年少时写诗的冲动。写诗之初,乡土诗便进入了我的创作题材。那些乡间小路、土房老屋、农民形象、古渡艄公、山村风貌、童年秋千、风筝铁环等等一切,都成为了我书写和倾诉的对象。我眷恋它们,讴歌它们,它们和我儿时的欢乐同在,已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的深处。那种童年的美好记忆,一次次地撞击着我去走近它们,去回忆它们。 我出生于乡村,乡土永远是我一生的情结,乡村犹如“胎记”,烙印在我的生命里。于是就在我创作渐入佳境之时,我开始寻找我新的创作思路,我认为乡村之于我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我应该在那里深深挖掘,从而找到我所应该创作的题材。就这样,乡土题材的诗歌成为了我创作的首选。在我精神的故园里,“河西村”这一个虚拟而真切的地名,早已成为了我故乡的代名词。我怀着对生养我的母土的感恩,对乡土永远的一种怀恋之情,“河西村”便成为了我诗歌创作的意象和主题。 于是自2009年起,我开始了以“河西村”为题材系列乡土诗的创作,这已成为了我的宗教。“河西村”更是我诗歌的故乡,诗歌的“原乡”,我在我的诗歌中不断地歌咏她,怀恋她。离开故乡才使我真正拥有了故乡,因为有了“河西村”这一个虚拟而真切的故乡的名字,才让我倍加感激和珍惜这份情感。我感恩于这片乡土,感恩于这片我心灵中的“河西村”。我深深懂得,所有的路都是还乡的路,可是在我今生的行走中,却是怎么也无法返回我的“河西”,返回我的故乡。于是我便在我的诗作里去时时念及我这一个虚拟而真切的“河西村”,便有了前期包括《乌鸦》和《城市想起》等系列赞美乡村的诗歌,后来都收集在了诗集《乌鸦》《河西村》和《总有一条路通向故乡》中出版。 我自知我是从乡村走来,从虚拟的“河西村”出发,我的诗歌永远带有乡土情结,对故乡,对故土依然那么眷恋,对失去亲人失去故乡的怀念依然根深蒂固。写作尽管不能给我带来诗意的前程,但却能给我带来诗意的生活。我诗意的乡土,诗意的“河西村”一直浸入我生命的血液,让我用一生的情感,一生的笔墨,去歌吟它,抒发它。那里有我的母语,有我生长的胎记,因此我总是带着“河西村”的母语,穿越在我诗歌的长河中,我总是一直想寻找我诞生的“河西村”,那个最古老最乡土的土塬和村庄。 “河西村”那个母语的乡土,总是诞生我不绝的歌唱,诞生我乡土的诗章,就像一个受孕的村妇,诞生一个个乡村的孩子。他们是最乡土的,最原始的,最纯净的表达。我总是在“河西村”的乡土上行走,一个渴望走近但却又无法抵达,我一生都在寻找关于她的词语,但一生仍一无所获。诗歌是我的另一种生存,我要在那里寻找我生活中所没有抑或失去的,让我的精神和灵魂在诗歌中来一次真正的还乡和洗礼。 离别那个农场已经二十多年了,写诗也已三十年了。当有一天,我又重回我走出社会之初工作的那个农场时,发现农场早已随着全国的农业场矿改制而改制,曾经的猪舍、民房、车间、油毡棚、菜地等等一切都已被铲除,那条我曾经生活和工作了九年的沟被填了,那个风华正茂、青春年少的时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棚户区改造,楼房林立。我曾经激情满怀闯荡城市,借钱贷款购买城镇商品粮户口,努力将自己由农民身份改变为城市居民身份,竭力将自己由临时工录用为国家干部的那种强烈愿望,瞬间被眼前的现实击痛了。那眼前的楼房分明不是楼房,而是阻断我回忆之路的障碍物,挖断了我再次回忆农场岁月的梦想,我的心为之一震。 没过多久,我又回了一次故乡,发现故乡也变得那么冷清、萧条,年少时的伙伴都外出打工了,少年时曾经跟随他们成长的长辈们相继去世了,父母们也早已不在人世,回乡只是为了祭祖。而农村以前那些土房老屋早已被楼房替代,童年玩乐的稻场、窑场、秋千、铁环、小溪、渡船都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些乡间小路、土房老屋、古渡运往、山村风貌均不复存在。村庄里只能看到一些老弱病残的大妈大婶和一些读书的孩童,很多都不熟悉,连家乡的狗也不认识我而叫吠。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摆渡船的那个艄公,小时候我们要坐渡船过河去种地收割庄稼。唯有那个老艄公还在,可是已经没有人坐船过河了,昔日千帆林立、游人如织,等客船南下北上,小汉口般的繁华景象不再,只有伤感犹在,记忆尚存,可是童年不在了,童年的欢乐不在了。村庄被宽广明亮的公路穿过。于是我在想,中国大地上所有的乡村不正是一个模样吗?乡村改革、乡村振兴与建设无不使乡村在交通变得发达的同时,带来的却是招商引资、兴建工厂,乡村在看到面貌发生巨变,一切变得繁荣的同时,却让我们失去了乡村的记忆,乡村的美好和儿时的欢乐都没有了。这种儿时的乡愁曾经浸入我的血液,根深蒂固,如今都不复存在了,这种失去如断血般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阵痛。这不就是和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村庄一样吗? 一时间,我突然发现,现代文明已使中国的农村在发生着彻底的变革,冥冥中我有了一种寻找儿时乡村的那种念头,可是我的乡村却是永远也回不去了。我要去寻找儿时的乡村!但我又蓦然发现,现在的农村虽然失去了往日农村的那种落后破败却充满趣味和欢乐的景象,但是随着如今的变革,现实的乡村却又迎来了西方那种文化和文明,乡村也在前进,也在一往无前,向着更新更美的层面发展。虽然我曾经充满欢乐的乡村不在了,但是另一种更新的乡村却替代着那种落后破败的乡村。我在怀念和寻找过去的同时,却又憧憬着一种新的乡村的来临。 我曾经渴望走进城市,把一切献给城市,然而又无法走进城市,如今已疲惫不堪,对城市开始茫然伤心。我又渴望重新回归故土、回归家园、回归生命诞生地,寻找真正的温暖。但是,近代以来,乡村文明日益在遭受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冲击,农民外出打工,进城购房居住,搬迁移民,越来越多的农民都在逃离农村等等诸多原因,导致许多的村落逐渐走向凋敝、消亡,村庄变得萧条、衰败,村子里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孕在留守,乡村变得空心化,乡村文明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随着农村工业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工业彻底摧毁了农村原本的生态环境,工业污染、生态破坏、土房消失、土路硬化、楼房林立、树木被伐、山脉开挖、工厂建设等等,导致乡村已不再是我们曾经的乡村,城市也已不再是我当初向往的城市,我们又无法回到乡村,故乡也已不是梦里的故乡,不是我们童年的模样。为了寻找乡村,留住乡愁的记忆,我决定深入到农村去,重新体验回味还原昔日乡村的那种感觉,深入生活,激发创作灵感。关注虚拟而真切的“河西村”,塑造新时期农民群像、记述农村逐渐消失的老艺人、留守老人的形象,抒写乡村改革的巨大变化、留住乡愁的做法以及乡村空心化等等,以反叛的手法来关注现实、关注乡村。由此触发了我要反叛、审视工业化进程在给乡村带来变化的同时,可又无不造成了乡村城市化、乡村空心化等等诸多的现实问题。 乡土题材永远是创作的母题,乡村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人类的祖先们曾在这方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元的乡村文明。 由于生活在城市已久,感觉创作素材日益匮乏,让近年来在创作道路上深感灵感枯竭,但一直以来以乡土诗歌为创作题材的我突然顿悟,到乡村去!到那里去重新寻找我儿时的记忆,乡村、乡愁、乡土永远有我创作不绝的源泉,乡村永远是我创作的富矿。于是,我便数十次地深入到乡村去,通过反观的方式,从儿时所生活的乡村到现在所见到的乡村的差异,用诗歌的形式刻画新一代农民形象,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逐渐消失的手工艺、老艺人,乡风民俗、五谷杂粮,以及逐渐被新一代遗忘的农事、农具,甚至植物庄稼,村庄里流经的那条大河,大河上所产生的故事,村庄上所发生的一切,儿时的记忆,美丽的乡愁,用文学的方式留住乡村记忆、留住乡愁,做一名真正的最后的乡村守望者。守望一条大河,守望一座村庄,守望一方田园,守望农具与乡愁,用文学的方式留住乡村的记忆,留住最后的故乡。到乡村去,认识五谷杂粮,农民们的庄稼承载着农民生活的艰辛,农民的劳累,根根麦芒如芒刺,刺痛我这个游子;到“河西”去,认识五谷杂粮,一株庄稼,一片记忆;到“河西”去,认识炊烟;到“河西”去,认识土地,这与城市钢筋水泥禁锢的牢笼;到“河西”去,认识故乡,认识土房与老屋,认识片瓦,和瓦片上积下的苍苔与记忆,去重新认识那五谷杂粮和人间烟火。于是,我便通过这种深入乡村生活的形式,也让这种方式真正成为文学创作深入生活、深入基层的具体体现。用文学的方式探视当前的乡村建设,书写乡村的生命史、生活史和精神史,打捞乡村记忆。由此,深入到乡村去寻找生活灵感,进行文学创作。 在数十次地深入生活中,我发现我要跳出乡村写乡村,以反叛审视的眼光来书写乡村,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写审视乡村的诗!于是我便开始了对乡村的另一种审视和书写,其实“河西村”就是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村庄,是失去的,又令人怀念的,却又让人寻找的,我正是在失去、怀念与寻找中才有了这些所谓的记住乡愁的诗。这就是我的诗集《总有一条路通向故乡》创作的初衷。 冰客,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十堰市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十月》《诗刊》《人民日报》《长江文艺》《星星》《长江丛刊》《诗选刊》《时代文学》《天津文学》《诗歌月刊》《散文选刊》《安徽文学》《草原》《文学界》等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