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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浸润在军绿色中的童年

http://www.newdu.com 2022-12-09 《长江文艺》 鄢  莉 参加讨论

    王凯的小说带有一定的自述性特征,虽不至于是自传体或半自传体,但从他的系列军旅作品的确能看出一直有作者的影子若隐若现。正如他自己谈到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源型’写作者,像个矿工或淘金人,一门心思地挖掘自己经历过的生活” 。从早先表现军校经历的《全金属青春》,到后来反映连队生活的《终将远去》《沉默的中士》《导弹和向日葵》等,再到近年关涉中年军官境遇的《荒野步枪手》,这些在时空上具有承续性的篇什,清晰地勾勒出一名标准军人从青涩走向成熟的生命轨迹,并与作者本人的履历产生重合。现在我们又欣喜地看到,王凯用新作《接受》将这条轨迹向生命的初始进行了延伸:《接受》或许可以看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前传和序章,因为,它讲述的是一名成长在大漠深处军营家属院的“军二代”的童年故事。
    作为军旅文学的一条分枝,革命军人家族小说亦数量可观,作家们通过家庭描写将叙事者的主体自我与军人谱系紧紧联结,以表现两代军人命运的冲突和红色基因的传承,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石钟山的《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大院子弟》、刘静的《父母爱情》等。包括王凯本人都十分喜爱的作家王朔,他的《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等作品也均以部队大院为背景,主人公的父亲大多是一个“腰杆笔直的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尽管如此“大院文学”因张扬着躁动的荷尔蒙气息和叛逆的颠覆精神而显得格外另类。那么,《接受》的出现难免会勾起读者的好奇:同样是写“军二代”的童年生活,发生在沙漠基地家属院的和发生在首都军区大院的有什么不同?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基地孩子刘志毅较之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大院子弟方枪枪们有何殊异之处?《接受》的童年叙事又如何冲破军旅家族文学既定模式的束缚,创造出突破性的新质和气息?
    “没有被记忆的事情对我来说仍然等于不存在”,“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生出的负罪感”,“每个曾在基地待过的人,记忆之河流经基地时都被装上了两道闸门”,首先,《接受》中这些反复出现的文句清楚地昭示着,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一次典型的回溯性书写,意图重返生命早期岁月找寻久远的童年经验。而童年经验,因为其与成人经验迥异的破碎、模糊、变形和非逻辑性,又加之“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弗洛伊德),因而它是不太可靠的,作家对童年的追忆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提炼、整合和重构。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某些作家往往会依凭成人世界的逻辑和规则对其强行改造重组,就像张炜批评某些蹩脚儿童文学作家说的那样,“捏着鼻子装儿童腔”,“用一种特异的固定的腔调讲述一个‘圆熟’的故事”,结果不自觉地加入了时代的“集体语调”。
    当儿童生活与军旅相碰撞,当童年被浓浓的军绿色所浸润,这种题材更容易夹带一些宏大的东西,或者不能免俗地被“集体语调”所裹挟。然而这绝对不是王凯的处理方式,他采用了更加警惕的态度来处置和表现童年经验。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戈壁深处,他是如此来描写基地家属院的,“一排排灰秃秃的土平房”,“戈壁滩上的风总是吹个不停,一年有半年都看不到绿色”。以如许荒凉之境为背景,小说主人公“我”(刘志毅) 和 伙伴杜大头实际是以近乎野蛮的方式成长着,在游戏和恶作剧中消磨着童年时光。故事从一次坠树事件开端,饶有兴致地历数了一桩桩童年往事:掏鸟窝、打路灯、烧杨絮,钻大院的防空洞,偷印刷厂的铅字……不要忽略这些原生态的、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它们看似无效的叙述却还原了家属院童年生活的本真状态。“我”和杜大头的形象也改写了军人子弟的刻板印象,当其他军旅作家更强调“军二代”的根正苗红、基因优良,而王凯却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也好,杜大头也好,他们首先是正常的普通的儿童,其次才是军人后代;即使是军人后代,他们也毫无“大院子弟”的那种天生的优越感,更能够与一般群众的子女打成一片。把儿童当作儿童来写,尊重儿童的天性和身心规律,传达本真的童年经验,让小说具有一种不“圆熟”、不造作的愣劲和稚气,仅就这一点来说,《接受》即使当作儿童文学来看也毫不逊色,远远超越那些失真的假儿童文学。
    当然,成长永远是童年叙事的题中之义,否则便将停留在彼得·潘和永无岛的童话之中。《接受》中年少的“我”随着年岁增长,也开始学会用思考的目光去观察基地家属院内外的天地,去品尝这个小社会的人情冷暖、等级秩序。“儿童的进步不是取决于年龄,而是取决于能够自由地观看他周围的一切。”(蒙台梭利)通过小升初的学校分配、观看打靶等多重事件,他在探索着现实世界的规则,并进行着对自我身份的体认和对人格的塑造。在此过程中,父母影响的潜移默化是他成长的催化剂。一般此类小说会从家风和传承方面大做文章,但《接受》却不是这样,和把“我”们写成普通儿童一样,家属院的军人和家属们也被写成了普通的夫妻和家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父亲这个角色,被写成了一个一心扑在业务上、智商远远高于情商、性格木讷的技术干部,和常被美化为楷模的军人父亲形象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着“我”默默“接受”着他的言传身教,从他身上汲取着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那应该是一缕始终不灭的军魂),并且内化于自己的人格结构,这也为“我”走出童年,后来向一名军人的方向靠拢提供了值得信服的理由。
    军事文学评论家傅逸尘这样评价王凯的军旅小说,“他秉持一种理性而扎实的客观态度,因而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更细致更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他笔下的军旅生活,具象而沉实、细腻且绵密”。这样的评价用在《接受》上依然合适。包括《接受》在内,王凯的小说好读、耐读,原因之一就是里面填充的几乎都是“干货”,无论是生活资源还是情感体验,都实实在在、原汁原味,而几乎见不到那些虚浮的、不诚恳的东西,也不唱高调、扎花架子,一如从戈壁深处刮过的带着沙粒的大风,质朴,粗砺,坦荡,有力。
    诚然,带有自传性质的写作会因作者的阅历限制而出现资源枯竭的危险,但这关键取决于作家是否有坦呈自己的勇气和持续自我开掘的韧性,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伟大的作家一辈子都在写自己(写童年),却从未在写作资源方面捉襟见肘。《接受》亦印证了这一点:“军二代”的童年资源被王凯合理使用并逼真复现,他延续了日常化叙事风格,将琐细的童年故事铺陈于宏大的军营背景中,将一个个瞬间连缀成一道茁壮的成长景观,复活了丰富、斑驳、饱满的童年体验。自此,《接受》与其前期作品连贯成列,从《接受》的稚气未脱到《全金属青春》的青春飞扬,一直到《荒野步枪手》的沧桑初显,小说中那个“隐含作者”—— 一名热血军人的形象更为逼真和贴切,生命轨迹更为清晰和完整。这次初次尝试童年叙事的成功,验证了王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的资源更新能力,也证实了他作为一名资深军旅作家的创作续航能力,让他在向着“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作家”的方向无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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