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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妮·埃尔诺 《悠悠岁月》 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吸取了莫迪亚诺等人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表现手法，采用了“无人称自传”的创新体裁，对创建21世纪的法国新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以一种“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方式，生动直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期的时代变迁，既是个人的“自传”，又写出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 一、 错失的一面之缘 袁娜（以下简称袁）：吴老师，您是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1940—）《悠悠岁月》（Les Années，2008）的译者，得知安妮·埃尔诺获得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感觉您既意外，也特别高兴。您能谈谈是出于什么机缘翻译了她的《悠悠岁月》吗？ 吴岳添（以下简称吴）：谢谢你！说来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翻译埃尔诺的这部作品，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选择，最终由我担任翻译工作。这里有一个背景，从2002年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成立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每年年底给评选出来的各国年度最佳小说颁奖。因为在整个20世纪，都从未有中国人给外国作家颁发文学奖的先例。我们的选择还是有前瞻性的，比如2004年，我们把奖颁给了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十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获奖，他于2008年1月28日来京领奖，回国后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我们把奖颁给了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当时没有想到十多年之后她也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袁：2009年《悠悠岁月》被选定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后，您就开始着手翻译了吧？作者本人来中国领奖了吗？ 吴：我们在2009年初选定了这本小说，2009年底中译本出版后才颁奖的。埃尔诺因身患癌症不能来京领奖，是由使馆的文化专员代领的。2009年11月下旬，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中法文学论坛，当时埃尔诺因患癌症做了两次手术，不在巴黎，我在酒店里给她打了电话。但她或许是不想和陌生人联系，或许是身体过于虚弱，我问了几次都没有回音，直到我介绍自己是中国的译者她才勉力交谈了几句。我错过了一次和她见面的机会，非常遗憾。 袁：的确很遗憾。我读了这本小说，发现其琐碎的程度似乎不亚于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料想您在翻译过程中，肯定遇到了不少的障碍，您是怎么克服这些障碍，从而让译文流畅通顺、便于阅读的？ 吴：我现在再看自己十几年前的译作，也挺佩服自己的（笑）。遇到的障碍非常多，《悠悠岁月》这本书里出现了极其多的人与事，还有物。对我来说，政治事件及人物当然很清楚，可是一些特别有时代感的名词，像歌星、影星的名字，时尚服装或日用品的品牌，还有一些像现在网络上的“热词”“梗”之类的，我就难以弄清楚。但是只按拼音或字母意思翻译会让读者不知所云，可如果每个生词都要加注，译出来就不像小说了。因此我花了许多功夫，查阅许多资料，做了一些恰当的注释。有时要请法国友人帮忙，例如请教了他们才明白“月亮夫人”指的是欧洲一个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 袁：您是说“太阳夫人”？ 吴：（笑）对，“太阳夫人”，你看，究竟不是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我都记错了。我对翻译一直抱有两个原则：第一，翻译时不能改变原作的风格，但是又不能完全死守作者的表达方式，要充分理解作品，吃透作者的意思，在不改动原文风格的前提下，尽量传达原著的神韵；第二，译出来的文本一定要通达流畅，倘若自己都读不明白或磕磕绊绊，那就意味着肯定没有译好。自己都读不懂，读者怎么能读得懂呢？ 袁：是的，我自己也译了一本书，刚出版，深知翻译的艰辛和不易。一部好的作品，其实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 吴：不错，所以说翻译是再创作。 二、当之无愧的法国当代一流作家 袁：《悠悠岁月》这本小说，如果读者想读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恐怕会失望。它表面上是一个女人的生平回忆，时间跨度约六十年，穿插着数不尽的社会生活碎片，叙事风格也是碎片化的、意识流的。您怎么评价这本小说的艺术价值？ 吴：埃尔诺用这本小说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或者说创作手法，我在《译者前言》中称其为“无人称自传”。自传通常采用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的传记，例如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但它们不是自传，而是罗曼·罗兰为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立传。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回忆他一生的经历，但局限于他自己和他在上流社会的活动。不用第一人称的自传，读者会觉得与己无关，但埃尔诺写的自传，通篇都没有用“我”，从头到尾都采用了无人称的泛指代词“on”，意思就是“我们”。这种写法能让读者自然地融入作者的回忆，实际上是她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使读者对作者所说的事情感同身受。这样，个人的回忆也就融入了社会的集体回忆，形成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袁：您说“无人称自传”是埃尔诺创造的，那她是否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呢？ 吴：“无人称自传”的确是埃尔诺开了先河，但她当然也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影响。她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是70年代，新小说已经衰落，罗伯-格里耶去拍电影了，当时法国文坛有三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勒克莱齐奥批判现代社会文明，喜爱印第安部落的原始文化；莫迪亚诺擅长虚构，依靠“回忆”来重现二战时代的社会生活；佩雷克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小说里的语言技巧无人能及，你刚提到《人生拼图版》就是个范例。他特别热衷于详细罗列物品，我们在《悠悠岁月》中能看到佩雷克式的列举手法的影子。总而言之，埃尔诺是借鉴了这些作家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手法，这种影响是总体性的。 袁：这种总体性的影响，肯定也包括法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吴：当然，《悠悠岁月》还是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它并不全是作者自己的回忆，还写了许许多多的社会侧面，像小说中看起来随意写到的商品、歌曲、事件等，其实都是埃尔诺精心选择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熟悉的，这些貌似随意提到的事物其实反映了法国社会的变化。另外，小说的叙事总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类似于传统的编年史，不像《尤利西斯》等现代派小说那样时序颠倒和时空交错。 袁：如此说来，埃尔诺是扎根于法国文学传统，综合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但此类作家不在少数，何以她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吴：仅仅是传统和现代融合的创作手法，当然不足以使她获得诺奖。就《悠悠岁月》这部作品来说，“无人称自传”这种前所未有的体裁，是决定要素，使它成为21世纪将要形成的新文学的一部先驱之作，也使埃尔诺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当然，她能获诺奖，除了这种创作手法，也还有小说内容方面的因素。 袁：《悠悠岁月》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她的创作手法想必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影响，不知道您是否了解？ 吴：我记得当年她获奖的时候，有许多中国作家对《悠悠岁月》发表评论和感想，因此这本小说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实际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项设立和评选，从中借鉴和获益最多的也许是中国作家。 三、一个女人和第一位获得诺奖的法国女性作家 袁：从昨晚到今天，我看到许多网络报道把埃尔诺定义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认为她在写作中展露了女性私密的身体变化、生理感受等。埃尔诺确实在小说中直言：“我们回过来谈妇女的历史，发现一切都是为男人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由当中没有过我们的好处。”您身为男性翻译家、研究员，在翻译《悠悠岁月》的过程中，是否有性别上的“自觉”，从而谨慎地对待相关内容呢？ 吴：说真的，十多年过去了，翻译过程中的感受，我记不大清楚了。那种你所说的性别上的“自觉”感触，当时可能是有的，但现在很模糊了。不过，我曾在90年代末译过杜拉斯的一本书，叫《话多的女人》，当时译完后送给法国的朋友，她特别赞赏，打电话跟我说：“吴老师，您翻译得真好，把女人的感觉翻译到位了。”我回答：“是吗？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她说：“您不是女人，您自己体会不到，您要是女人您就知道，杜拉斯讲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感觉。但是您译出来了。”因此，我想，在译《悠悠岁月》的时候，我可能也做到了这一点。 袁：嗯，我阅读《悠悠岁月》的感受也如您的朋友，并没有感觉到您身为男性译者对女性笔触的改写，这其实很难得。我是女性，会更多关注这方面一点。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提及自己在1963年夏天一次意外怀孕却无法堕胎的屈辱，因为在当时的法国，堕胎是违法行为，她的另一部小说《事件》专门写了这次经历。而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裁决，意味着美国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说这么多，我其实想问您对女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什么？ 吴：我反对性别暴力、性别歧视，支持女性的合法权利。但是从乔治·桑到波伏瓦，似乎女性解放都离不开性解放，我认为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不妥当。在我看来，男性和女性应该相互尊重并发挥各自的性别优势，才能有和谐的生活。 袁：前面您已经谈了埃尔诺的作品对21世纪法国新文学具有的开创性意义，那么，埃尔诺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作为法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她对女性文学的发展有何重要性？您可以谈谈吗？ 吴：埃尔诺身为女性作家，不像乔治·桑和波伏瓦那样惊世骇俗，相比之下只是个“平常人”。另外，埃尔诺的作品也超越了狭义上的女性文学。《悠悠岁月》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女性的私人回忆录，可它的意义远不止一部个人回忆录，它描写了六十余年法国社会的变迁，再加上它的“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方式，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事物。这意味着，作为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它不仅呈现了回忆的“个体性”，更多的是回忆的“集体性”。小说写的是埃尔诺的经历，但更多的是写了法国女性的命运，她的回忆是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性的集体回忆。 袁：所以说，对这部作品，既可以进行私人的阅读，更可以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视角去解读，这是它的超越性，也是重要性所在。 四、“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 袁：前面的问题，我是分别站在译者、文学研究者及女性的角度提问的。现在我想作为一位普通读者，与您谈谈埃尔诺及她的《悠悠岁月》。先说埃尔诺本人吧。她生在外省，家境贫寒，靠努力读书成为一名老师，凭业余写作获得了诺奖。她的前半生经历，完全就是当下中国互联网语境中的“小镇做题家”。从她对结婚生子后的生活的描写中，我读出了一个女性在工作选择、职业发展、家庭生活中的纠结、苦恼和郁闷，觉得她曾经一度处于一种“精神内耗”的状态。对了，您知道什么叫“小镇做题家”、什么是“精神内耗”吗？ 吴：我老了，不知道这些。 袁：您不老，是互联网太年轻了。“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其实涉及了教育公平、阶层流动等，确实跟埃尔诺的经历匹配。小说中，埃尔诺把学业看作“不止是一种逃避贫困的手段，还像是一种特定的斗争工具，用来反对这种引起她怜悯的女性困境、这种她经历过并感到羞耻的失身于一个男人的诱惑”，她坦言自己“没有任何要结婚和生孩子的欲望，做母亲与精神生活在她看来是互不相容的”，可是她因意外怀孕而早早结婚生子，她想起自己二十二岁时写下的话：“如果我在二十五岁时没有履行我要写一部小说的诺言，我就自杀。”因此，写作对她来说，是生活记录，是斗争工具，但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也是一种“拯救”，是个体情绪的一个出口。 吴：有道理。 袁：谈谈埃尔诺和中国的缘分吧。小说附了埃尔诺写的《致中国读者》，她说自己童年时就多次梦想来中国，想象中的中国，女人还裹着小脚，男人留着长辫子。当她2000年5月第一次来中国时，她在北京、上海漫步，觉得中国的现实与她当时正在写的《悠悠岁月》这本小说发生了共振，她说：“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在您看来，这种中法人民“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吴：共同的东西，应该就是人类本质上相同的那些东西，比如生老病死、成家立业、抚养后代，经历喜悦和痛苦等。作家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她看到了语言、文化、历史完全不同的人们身上那些相同的东西。但除此以外，20世纪是一个不断全球化的时代，就像小说涉及的很多历史事件、政治人物、文化浪潮，又或者食品、音乐、服饰等等，其实也波及或传到了中国，成为不止是中法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 袁：是的，正是这样。那您呢？您作为译者，也是读者，又是作者的同龄人，这部小说是否勾起了您某些深刻的、相同或相似的回忆？ 吴：当然。埃尔诺大我四岁，她生活在法国，我生活在中国，《悠悠岁月》写40年代法国乡村贫困的生活，我就感同身受，因为我小时候生活也非常苦，经常饿肚子，没有体会过那种苦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还有，小说中的回忆是以翻阅旧照片的形式展开的，那种黑白照片，今天用手机拍照的年轻人肯定没见过，但我从那个年代过来，就知道。还记得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是1971年拍的结婚照，不过还不是彩色胶片（那时候不知有没有），而是拍成黑白照片后上色的。真正的彩色照片，应该是1985年我到巴黎之后才拍摄的了。此外，1985年我去法国留学，在巴黎生活了两年，小说写到的那个时间段的法国、尤其是巴黎的各种事情，我就很熟悉，历历在目。比如，每周末打开电视，就会看到法国某电视台的一档政治讽刺幽默节目，节目制作方依据左翼和右翼的各重要领导人的外形和行事风格，把他们做成动物漫画形象，相互攻击。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被画成一只大青蛙，我记得还有乌鸦、公鸡、海豹之类的，代表一些重要领导人。还有吃的、用的、穿的那些东西，都很熟悉 袁：所以，您的回忆和埃尔诺的回忆，不仅相似，还有一段时间的交叉。虽然我出生时已经有彩色照片，虽然我没有去过法国，可是我也在《悠悠岁月》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事和物，千禧年、“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数码相机、MP3等。我感受到了您所说的记忆的“集体感”，我想我的同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说到这里，这三年来的疫情，也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待到很多年后回忆起来，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回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悠悠岁月》甚至可以被视为历史。 吴：是的，你看小说开头引用的加塞特的话：“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再看引用的契诃夫的话，“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今天我们觉得重要、严肃、后果严重的事情，那么会有它们被人忘记、不再重要的时候。但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它们在一个被视为伟大而重要的，或者平庸而可笑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这话说得多好，尤其契诃夫的这段。我们每个人经历的，都会成为历史，有的可能会被记得，有的可能就被遗忘，就像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 袁：所以，诚如埃尔诺在小说结尾说的那样，写作的意义在于“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谢谢您，吴老师，今天的对话，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埃尔诺和她的《悠悠岁月》，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上午，希望您也是。 吴：不客气，我也很愉快。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6期，“诺贝尔文学奖”专栏，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