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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飞宇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毕飞宇创作出《玉米》《平原》等广受好评的乡土小说。这其中包括那些以乡村生活为题材、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也包括一些虽不直接书写乡村生活、但却具有较丰富乡土元素的作品。综观毕飞宇乡土小说创作历史，可以看出其清晰的变化和发展轨迹。简单地说，在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毕飞宇的乡土小说经历了从“观念化”到“生活化”的转型，其特色和意义也体现在这一过程当中。 1 从“观念”向“生活”的流变 柏拉图接受神启，而亚里士多德青睐客观；歌德从感性出发，而席勒在诗与哲学之间徘徊；巴尔扎克坚守现实的“书记员”立场，而卡夫卡试图超越历史直抵人的本质。不同的创作者演绎不同的文学艺术观念，这是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主体精神活动的特点之一。毕飞宇早期创作受先锋派小说的影响，重视理性和抽象思维，因此，他喜欢带着“问题”介入小说。体现在其早期乡土创作中，就是颇为专注于“观念”的传达。 这首先表现在其主题表达上。这些作品都有非常明确的主题，或者说是理念在主导着作品的逻辑和方向。比如《枸杞子》，作品探讨了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两者关系的主题。为了展现乡村文明的顽固和城市文明的羸弱，小说刻意地设置了几组二元对立的元素，枸杞子与手电、村民与石油勘测队等，并使之符号化，让小说情节的发展按照其先验的主题在对峙中行进。作品中，父亲用枸杞子进城换取手电、村民对石油勘测队的好奇、北京对勘测队员的倾心象征着乡村文明对城市文明的让步与期待，而北京的失足落水、石油勘测队的无功而返和手电的丢失等一系列的标志性情节事件，则完成了一个作者精心布置的“主题”——城市文明对乡村的进攻只是一次溃败。 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受伤的猫头鹰》《武松打虎》等。在《受伤的猫头鹰》中，毕飞宇采用了寓言化的方式来展现主题。小说依旧设立了本土与外来二者之间的对峙，让农村上方始终氤氲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观念，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缠绕之下，村民将被看作不是好兆头的外来猫头鹰残酷射杀，形成一个反映对外来事物残忍与攻击性本能的寓言；《武松打虎》则意在反映一个“历史与英雄失落”的理念，小说直接将水浒中英雄故事直接嵌套于乡村男女争吵的琐事中，最后在说书人溺水死亡、“武松打虎”的英雄故事似乎从未发生中达到对历史的反思及对崇高的消解。 其次是人物较强的理念色彩。小说人物并不忌讳虚构，他们在文本中生存，可以没有前史，也一如伊格尔顿所言“同锒铛入狱的连环杀手一样，没有未来可言”[1]。毕飞宇前期乡土书写在“观念”的指引下进行人物塑造，小说人物即呈现出了鲜明可控的面目、思想与行为。典型如《卖胡琴的乡下人》。毕飞宇在卖琴人身上增添了“文化守成人”的标签面貌，他在城里的遭遇、见闻、行为与思想的一举一动都被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之间不协调的印象所设置。于是，城中的人事物都被卖琴人先验地施加了一层堕落的滤镜，城里人残酷、势利又冷漠，连城里的雪在他眼里都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搔首弄姿”。《枸杞子》中的少女北京又是一例。小说中用“北京”命名的乡村女孩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在对乡村同龄男孩高高在上的同时也对来自于外地的勘测队员全然敞开。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在小说城乡对立的观念推演中展开，而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隔”也让乡村少女“北京”的生活及心灵轨迹更加神秘化、理念化，最终在悲剧中完成小说对一个“城市向往者”的想象与安排。 毫无疑问，毕飞宇前期乡土书写中着意设置的观念图解足以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链，呈现出了对乡土问题一定的理性思考价值。比如，《祖宗》以现代性的审视眼光反思乡土的宗法传统，《枸杞子》在两种文明的对立较量中构成了对城市与乡村的双向批判，《受伤的猫头鹰》对愚昧迷信的乡村文化进行了揭露，《武松打虎》利用历史书写来剖析乡村中的权力及伦理秩序等。这些小说渗透了毕飞宇对乡土世界的独特观察与理解，具备了探究乡土的书写意义。同时，毕飞宇在“观念”之外也对“生活”书写作出了尝试，可见一点日常生活的切片踪影，如《枸杞子》中村子里的人围坐在天井旁就着夏夜谈论“手电”的场景，《受伤的猫头鹰》里对村庄用红薯制粉丝与晒粉丝的描写，《武松打虎》中几个乡村妇人撒泼争吵的刻画等，这部分作品即透露出生活化的气息。 然而，这些小说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地域性审美的缺陷。这些作品的故事背景虽然设置在乡土，但总的来看，在其中难以看到属于乡村场景及其生活的细致纹路，甚至也难称其为真正的“乡土”。可以说，这些乡土仅作为被他征用的一个“物象”而已，缺乏对乡土特色和美学的贡献。如《孤岛》《楚水》《因与果在风中》《美好如常》等以空灵的笔墨虚化乡土书写，只见乡土之“影”却未见其“实”，人物与情节几乎是悬于空中，却未降落至乡土大地间；《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武松打虎》等作品虽然涉及到了一点乡村生活、人物的描写，而这些小说对乡村风貌及生活的书写也只是蜻蜓点水，并未进行深度地展现。其次，是人物主体性审美的缺失。小说人物的主体性指的是人物在小说世界中应具备体现贴合身份、气质的自我表达与感知的能力，其对小说整体审美艺术深度的影响不言而喻。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分为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观念化”影响下塑造出来的人物接近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也被称为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作出来”[2]。虽然扁平人物具有易于辨识且给予读者简单明了印象的特点，但人物如果匮乏自我主体特性，是很难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事实上，毕飞宇前期乡土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功能远胜于其主体性功能。《祖宗》中的太祖母是一个“身份”在“人”之前的典型。小说旨在探究“人与祖先”的关系，其中的太祖母在“我”的叙述下象征意味浓厚，是一个能够超越生命意义和站在时间远方的“古董瓷器”，承担着一个被想象、建构和批判的“祖宗”符号功能。显然，其魅力并不在于人物主体的个性特征或者对故事情节的关键推动，而是作者附加其中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意义。此外，毕飞宇早期乡土作品中的人物很少有真正的名字，或是一个无名的叙述者在说“我们村”“我们家”，而部分具有名称的人物如《武松打虎》中的施家阿三、队长、臭虫、鼻涕虎、四婶、队长老婆等也只是一个代号，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基本上都被作家分成了一种“武松”和“老虎”的对立类型。这与人物性格和思想向度的简化和模式有着内在的一致。 如果毕飞宇始终沉溺在这种“观念”主导的创作中没有突破，他的乡土小说很难达到更高的成就。令人欣喜的是，毕飞宇具有对文学的高度自觉，也有自我改变的充分勇气和过人能力。终于，在1995年到2000年左右，毕飞宇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期间，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显著的变化，从而开启了完善和成熟之路。 毕飞宇的变化并非突变，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发表于1996年的《哺乳期的女人》是毕飞宇乡土书写流变脉络中的关键节点。在这之前，毕飞宇的乡土小说或是在强调二元对立中书写乡村，如《枸杞子》《卖胡琴的乡下人》《武松打虎》，或是着力使作品寓言化以凸显其先验的阐述理念，如《祖宗》《因与果在风中》《受伤的猫头鹰》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理性思辨。而《哺乳期的女人》则不一样，小说虽然仍保有作者意图传达的象征义，但本喻体之间的刻意连接已开始被简单自然、含蓄但又内涵饱满的乡土日常所糅合，在近于无事的生活流中塑造了惠嫂和旺旺两个生活化的人物形象。从“海拔零度”开始，“睁开眼睛，低下头来，从基本的生活写起，它的依据是我所走过的路”[3]。这是毕飞宇对朴素现实主义转向的自觉认识。在《哺乳期的女人》之后，如《白夜》《手指与抢》《怀念妹妹小青》《阿木的婚事》等作品承继的都是这一基本方向，差异只是具体的内涵和方法。 经历了探索期的反思与前进，新世纪初发表的《玉米》成为毕飞宇乡土创作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在《玉米》系列及稍后的《平原》等作品中，毕飞宇已经摆脱了前期创作中的“观念化”倾向色彩，而是得心应手地把理念思索、人性探究的考察融入到广阔且具有特色的“王家庄”乡村生活书写的肌理中，并加以深度阐释。与前期作品相比，它们不但乡村生活气息浓郁了许多，而且人物也基本上脱离了符号化的窠臼。像玉米、玉秀、端方、吴蔓玲等人物，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和性格逻辑在行进，人物成为了一个具体的“人”而不仅仅只是某个身份的化身，呈现出较充分的主体特征。 2 细腻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 以后期乡土小说为代表，毕飞宇为当代乡土文学做出了自己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描画。 如果把毕飞宇的乡土小说创作看作一幅精心绘制的乡村生活画卷，那么其特点之一便是“细”。如日常生活的定义所说，“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的延续、生存直接关联，是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4]。它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没有高下之分，也是画卷中最宽阔的背景和底色，它组成了画面中最基础的一部分，能够容纳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信条，也能涵盖细枝末节的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得益于毕飞宇的精细凝视及工笔勾勒，呈现出了百科全书般的乡村景象，有山里枸杞子“大片大片的血红”倒映在水底映照着蓝天白云，也有平原上“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从中，我们得以看到苏北大地的农耕劳作、时令节气、婚丧嫁娶、民间博戏。看到农民不清闲的冬天，他们如何一边兴修水利，一边把过年的日子弄得香气缭绕；看到“愣头青”端方在首次割麦时在经验老道的继父王存粮面前如何败下阵来；看到玉米如何小心翼翼地开始恋爱，而恋情最后又是如何无疾而终；看到农民王爱国和王爱贫如何看待“世界”；甚或是看到一场乡间引人入胜的“蛐蛐”喋血大战。毕飞宇用其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笔法，将乡村生活明艳与昏暗的细节意义还原。 唯其“细”，也带来乡村描绘之“真”。毕飞宇笔下的乡村生活场景总是显得真实妥帖。究其缘由，首先，这离不开作者自身的真实生活经历。毕飞宇从小跟随父亲下放农村，积攒见识过农村生活的旮旮旯旯。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提到了他与“猪”的不解之缘，毕飞宇几乎整个少年都在为别人打扫猪圈，闲时喜欢追逐热闹看“母猪下崽”，真实的生活体验是小说描写之“细”与“真”的保证，也因此在《手指与枪》和《平原》中，毕飞宇把两位主人公骟猪时的“起承转合”和给猪接生的“承上启下”写得栩栩如生头头是道。其次，这离不开作者的叙述艺术。毕飞宇尤其注重小说中叙述节奏的选择，面对不同的场景描写，他会运用快慢不同的文字节奏以贴合当下之“此情此景”。如在讲述蛐蛐大战的场景时，作者即用了大量短句、成语和俗句，如“嫩不斗老，长不斗圆，圆不斗方，低不斗高”“不‘喷夹’，不‘滚夹’，不‘摇夹’，只捉‘猪猡’，甩‘背包’”等造成一种急促、混乱、激烈的氛围，读者在作者几乎不喘息的叙述里被推入“斗蛐蛐”的战场中。但同样是“战斗”的场景，《平原》中下午蹲在大槐树下思索到底给赵洁写什么的端方则要耐心许多。端方先是把蚂蚁当作倾诉对象，接着细细观察蚂蚁的聚集过程，在几个反问句中对蚂蚁的游行进行揣测琢磨，而对蚂蚁进攻后，端方更是对陷入汪洋大海的蚂蚁进行追踪，等这一切都结束了，端方才抬腿走人，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作者的叙述里，蚂蚁从聚集到被冲散的整个过程以端方的视角一一按序呈现，长短句的夹杂让节奏张弛有度形成一种平缓、匀称，而几个反问句的插入不仅造成了叙事上的迂回，还带领读者走进了端方真实的内心空间，此处的叙事节奏明显贴近了端方午后沉浸在思绪中百无聊赖的心境。 如果说描绘之“细”与“真”属于毕飞宇作品艺术细节上的特色，那么，塑造出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个性化人物形象，则是他更高的艺术追求，也是其创作成功的关键。在以《玉米》和《平原》为代表的系列作品中，毕飞宇将“人物”作为探索乡村世界一个重要的切口和方式，也由此创造出一系列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中有生活环境相似但个性不一的女性，如《玉米》系列中玉米的“俗”、玉秀的“媚”和玉秧的“拙”，《平原》中三丫的“爽直”和吴蔓玲的“拧巴”，还有《1975年的春节》中的“疯女人”等；也有各种背景相异、身份不同的男性，如《蛐蛐 蛐蛐》中踩着“阴阳两界”的乡村“二流子”二呆、《手指与枪》中不甘于生活的“返乡高中生”高端五、《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思考宇宙哲学的“知识分子”父亲等。这些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毕飞宇将人物放置于最广阔的生活中去深度展现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他们不是一个个被建构的概念，而是活生生地在小说世界中行动着的每一个主体。 《平原》中的端方是毕飞宇后期乡土小说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之一。同为返乡高中生，与《手指与枪》中还带有知识分子启蒙气息的高端五不同，《平原》中的端方降至生活的水平面，融入到了乡村生活之中。这也使得端方的主体个性特质和精神张力更为复杂充沛，我们难以用单个的形容词去概括其整体的形象，因为在他身上夹杂着沉郁、坚韧、自卑、担当、好胜、暴虐等诸多特性。端方的成功塑造离不开作者贴近生活的细致叙述，同时他的性格也随其在乡村生活中不断浸润而愈发丰富。 首先，端方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始终切合其生活背景。复杂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物同样复杂的生活背景和身份，端方十四岁时被母亲接到继父的家中生活，在复杂的“重组家庭”中端方显得形单影只，他既不能得罪继父继姐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让母亲受委屈，于是“不说话”成了他的生存之道，也养成了他沉郁内敛却又自尊坚韧的性格。也正由于他复杂卑微的农村家庭出身，他在多次面对自己心仪的城镇女孩赵洁时便显出了局促、自卑、木讷的一面。 其次，小说擅于结合具体的农村劳作场合来展现端方形象的发展。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是塑造鲜活人物的基础，而劳作生活便是乡村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之一。端方在城镇里读高中后返乡，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形象，他刚从镇上回来时显然是知识分子气息大于其农民气息。这表现在他初次割麦场景的真切描写上，端方光有理论知识和力气却缺乏真实农民生活的实践，以至于在与继父的首次割麦较量中败下阵来；但随着端方对乡村生活的深入，再接受了养猪场等诸多农活的磨练，端方已经变得“头发相当乱，相当长，一脸的油，胡子拉碴，还叼着一杆烟锅，歪在嘴边，彻头彻尾的一个老农”[5]， 他的形象也愈发接近真正的农民。 最后，作者常将端方放置于日常生活的“世态人情”中去打磨。乡村生活中有积蓄了千百年的“俗世”智慧和法则，人物在其中生存，或是深谙规则获得更好的生存际遇，或是受困其中而贻误一生。毕飞宇即把端方放在了复杂的乡村世俗人情网络中进行讲述，并让人物在其中自由地行动和生长。端方几个人生的重要转变都与乡规世情的冲突相关，一是“大棒子之死”，端方作为长兄为维护弟弟和一家周全，面对大棒子一家抬着尸体过来撒泼闹事，他有礼有节且毫不退让，巧妙地利用乡村的葬礼规则要求将大棒子先行安置，这其中不仅展现了端方性格中冷静、强硬的一面，还在继父王存粮“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的感叹中宣告了他家族地位的转变。二是“与佩全之争”，端方与佩全等“二流子”的交集是小说的重要支线。端方深知“二流子”自身的一套处世原则，经过“扳手腕”“大棒子事件”“报仇斗殴”“政变与夺权”等多次交手周旋，端方收服佩全众人成了村里二流子的头目，充分释放了他身上积聚已久的暴戾因子，并利用权威“压迫”出嫁的红粉。三是“向吴蔓玲下跪”，在端方熟悉的乡俗规约里，“人一旦跪下了，那就跪不完”[6]，所以在端方知道了自己醉酒且向吴蔓玲下跪后，身上的傲骨气焰消散一地，再也不提当兵之事，最终也酿就了他无法逃离王家庄的命运。毕飞宇曾经形容自己在塑造人物时是让他们自由地在王家庄走动，然后他便根据“讲解员”的顺序和节奏做“听写”[7]。正是在深入生活的书写中，毕飞宇得以塑造了端方这一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 “如果把时光倒退到20个世纪的80年代，有人告诉我，我将来的小说会描绘日常生活，弄不好我会抽他。”[8]创作初始的毕飞宇并没有发现书写日常的意义，但伴随着对生命、文学、表达认知的变化，毕飞宇在创作中不断自我调整，其乡土小说书写愈发成熟，终是绘出一幅细致深刻的乡村画卷。 3 意义与特色 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上看，小说创作中不乏“观念化”的身影，现代文学发轫之初即有“为人生派”“问题小说”等具有强烈书写目的和观念的作品诞生；而后又有当代文学前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在特殊时代背景的侵扰下，小说时常被加之于突出的观念而达到时代思想表达的目的。事实上，小说的观念性创作从来不是问题，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有提及其呐喊是“当然须听将令的了”[9]。鲁迅所说之“听将令”即是指当时的小说是为思想启蒙、为新文化摇旗呐喊等任务所作。然而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的艺术性并没有被“观念”所侵蚀，如其《故乡》，在充满地方特色的乡土书写中精心设计各个人物间的关系与变化，将观念的注入与乡土生活巧妙融合，达到象征主义书写的艺术高度[10]。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苏格拉底转述女先知第俄提玛关于“爱的垂直漫游”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在其间”的艺术。“在其间”是第俄提玛指出爱若斯神作为“中介”的存在状态，是在“超验的、神秘的”空中与“具体的、物质的”大地两端之间，是一个人在此两端的路上之间游移、寻找的处境隐喻。作为乡土小说来说，观念并非没有自己的位置。只要建立在生活之上，融入生活之中，观念也可以成为小说一部分，增添其思想上的个性特色。最难以把握、却也是文学最迷人之处或许正在于这种“在其间”的边界[11]。毕飞宇成熟期的乡土小说充分体现了对“在其间”两端的巧妙把握，它们以丰厚的生活为基础来进行艺术上的隐喻和延展，克服了“观念”的主导而走向“生活”，让生活大于观念、观念融于生活，从而使小说摆脱了文本表层简单的形而上思想构建，实现了“观念”和生活、审美的合一，展现出特别且有深度的审美价值。 毕飞宇在创作转向生活化之后，并没有舍弃小说对问题思考和理性观念的探求，只是这些观念没有脱离生活而独立、抽象地存在。这些融于生活却超越于生活的思想，对作品本身的乡村题材和故事是一个大的提升，也赋予了他笔下乡土小说以更丰富和更深邃的思想意义。比如《哺乳期的女人》就隐含了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反思；《地球上的王家庄》创作最初即萌发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题；《玉米》《平原》等一系列作品揭露“文革”时期特殊政治时代的本质。但是这些作品不是对观念的图解，而是充分把握住生活和人的复杂性，将观念置于生活的原生态中进行呈现。比如这些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绝对不同于将农民等同于“劣根性”的简单图解，而是在“人性”的领域中充分审视。揭示乡村人的命运和对乡村政治的批判，也是将其安置在“人性”世界与农村日常生活的枝末之中，在简单的生育嫁娶和劳作休憩中挖掘人性的扭曲和变形。典型如《平原》中对“王存粮”形象的塑造。作品固然展示了其传统男性“大男子”主义偏执的一面，但同时也在养育儿女的责任中展现了扎根于泥土的农民那般踏实、担当的人格魅力。生活的复杂性赋予了人物以立体真实和泥土气息。毕飞宇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同时期乡土书写中脱颖而出，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共同认可，生活与观念融合的特色应该不可忽略。 “观念”也就是理性色彩的部分保留，也使这些作品呈现出在人物、场景、故事与寄寓上的别一种风味。最典型的是这些作品中的议论性语言。毕飞宇近年乡土小说充满日常生活书写，但其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具有较强逻辑性和哲思性，具有抽象特征的语言，如同“微言大义”或是先知般的“预言”。如“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偷你的老婆，但我们还能微笑、握手、干杯”（《蛐蛐 蛐蛐》）。把活人与死后化为蛐蛐的魂灵相比较，在轻松幽默的话语里揭示活人的虚伪哲学；如“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地球上的王家庄》）。在“数字”与“鸭子”的辩证法中奠定小说的思辨基调；如“冰冻是好事，它能将世界串联起来，因为冰，世界将四通八达。的确，冰应当得到推广和普及，人类最理想的世界就是到处结满冰”（《1975年的春节》）。如泰勒斯之“水”和赫拉克利特之“火”，毕飞宇将“冰”看作是世界联结之本原，具备了哲学深度的思想闪光；如“绰号不是你的名字，但是，在很多时候，绰号反而比你的姓名更像你，集中了你最致命的短处、疼处，一出口就能剥你的皮。就算你穿上一万条裤子也遮不住你的羞”（《玉米》）。在叙述中夹杂着对“绰号”一本正经的议论分析，把玉秀对外人看法的痛苦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理论高度；再如玉米即将出嫁时充满启示性的一句，“不幸的女人都有一个标志，她们的婚姻都是突如其来的”（《玉米》）。这句倏忽而至的话语难免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箴言般，带着古典的神性，在斩钉截铁不容置喙的语气中对小说人物的命运作下结论。这样的语言在毕飞宇早期乡土创作中也可能存在，但并不突出，只是在近年作品细致绵延的乡村日常生活书写背景下，这些闪烁着思想的语言才得到充分凸显，如一记“神来之笔”照亮了其乡村生活图景。 从整体上看，“观念”与“生活”的融合构成了毕飞宇乡土创作独特的审美个性。“观念”赋予其作品轻灵和超越，“生活”则增加了其作品的结实和厚重。这使毕飞宇的乡土小说既具“凝重”日常之美，又显“轻盈”思想之趣，生活的鲜活与小说的思辨力统一于一体。这应该是毕飞宇为当代乡土小说作出的“独一份”贡献。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的读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版，第55页。 [2][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3]姜广平、毕飞宇：《毕飞宇访谈录》，《青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4]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5][6]毕飞宇：《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6页、323页。 [7]汪政、毕飞宇：《语言的宿命》，《地球上的王家庄》，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8]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10]贺仲明：《从写实到象征——当代乡土小说艺术方法变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1期。 [11]南翔：《如何城市，怎样乡村？——相关城市与乡村的小说创作断想》，《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