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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赌注》之前，我先写了《偷生》，那部小说讲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在生活重压之下发生的故事。他们在彼此的人生低谷中相识相爱、互相体恤，也愿意为对方牺牲——巨大的牺牲。写完《偷生》我意犹未尽，觉得小说中的主人公活下来了，每日与我朝夕相处，仿佛在对我说：你继续写下去，把我们的命运写下来。 于是我就开始写《赌注》：那个柔弱的女孩为了生活成为发牌员。我参加过一些国内大型棋牌比赛，观察过这样的发牌员，通常她们都是年轻女孩，一天要在牌桌前坐十几个小时，非常辛苦。而她们发牌的手，可以决定打牌者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意象有点意思，所以这篇小说最早的备用篇名中就有“上帝之手”这个选项。 打牌这件事好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却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娱乐休闲活动，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在我的小镇康桥，这些年社会发展的红利也惠及几乎所有人。大多数人不再为衣食发愁，朋友亲戚周末也会聚在一起玩牌，就像成都人打麻将一样，我认为这是人们安居乐业的一种反映。唱歌跳舞，吃饭打牌，人跟人之间产生联系。打牌给人造成的情绪波动，是俗世幸福的源泉之一。 但也有走极端的。很多年轻人在棋牌博弈中得到了不劳而获的快感，并且再也回不去了。拆迁致富的人因为财富得来容易，不会珍惜生活的恩赐，还会迷失生活的方向。我确信类似的错误和病症都会伴随我们这一生，形成某种折痕。在大街上，如果你足够仔细，就能分辨出哪些是赌徒，虽然赌徒一般不出现在白天。 《赌注》中写到了这一群人，但他们只是我的“掩护”——赌人生命运者所经历的，才是真正的豪赌，我要写的便是这些把人生中所有重大抉择称之为“赌博”的人。小说中的曹峰面对两份“感情”：和同学的妻子长期保持的地下情，以及和新认识的女孩珍妮的“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这是两条交叉的线索。他试图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选择还没有做出已经丧命。只能说所有游戏都有其规则，“感情”这件事更是如此。他的“赌运”不好，牌技更差。我更用力写的是两个女孩面对情感的不同反应，以及在“复仇”和“救赎”之中的殊途同归。她们都下好了“赌注”：一个赌明天，一个赌现在；一个赌你会永远爱我，一个赌你会为我牺牲。结尾处，我写到两个女人隔着一条河，互相张望——这样的说法非常尤·奈斯博。 说起尤·奈斯博，他是我这几年最喜欢的作家，给我最多阅读的快感和写作上的启示。简单地说，我觉得他很酷，不仅做金融，还玩乐队，干啥啥都行。他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于我而言就像一部生活大百科全书，他的作品（主要是指《雪人》《知更鸟》）虽然形式上会被看成类型文学，但得到的评价是“不只是犯罪小说，而且是最佳文学小说”。在作品中积极加入热点社会议题是尤·奈斯博的秘诀之一。而真正令他成功的，我认为是他对人的处境，特别是精神处境的敏锐捕捉。其实小说家常会避免写彻头彻尾的好人，不完美的人格和不完美的生活，以及并不完美的属于我们个人或者全社会的历史，有太多的值得写了。 我自认为《赌注》是一次现实主义创作，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几乎每天与我都有联系。我甚至借用了他们的名字——曹峰、范军、范奇就是我的三位初中好友。他们并不介意我这么做。这种宽容让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创造里面的人物毫不费力。 尽管如此，小说还是大改过两回。上海作家那多组织了一个作家俱乐部，名为“暗黑会”，每个月大家会互相点评各自最新的作品，其宗旨是“批评和吐槽为主，赞美和肯定为辅”。去年8月《赌注》初稿写完，就成为“批评和吐槽”的对象。经历了一番腥风血雨，我不得不对这个故事中的诸多细节进行改动，主要涉及的是医学常识和谋杀手段。另一次是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上的研讨，师友们对小说人物的精神处境进行了一番交流和讨论。当然又被我抓住机会梳理修改了一下。 这两回“内部”研讨对我的帮助很大，而且意义不是一时的，也不只是对于《赌注》这部小说。我从2000年开始写作，到今天算有二十多个年头。但当中经历了一次长达十年的创作中断。重新恢复写作是这两年的事，也是这余下的大半辈子里我最重要的事。类似的讨论活动（以及这美妙的氛围）能让我为自己明确定位：你是一个写作者，你需要不停地学习写作这件事。 十六七年前我看过两本书，一本叫《沉默之子》，一本叫《伊甸园之门》。关于文学和写作，这是两本很不错的给人打气的书。当时我前后一起看的，都看得彻夜难眠。现在那种劲儿回来了。我要重新成为一个拥有理想的幸福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