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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讲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确立了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历史坐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对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有关重大问题，对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进行了创新性发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新的伟大飞跃。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本报约请著名文艺评论家、理论家撰文，深入解读《讲话》的时代价值和当代意义，着力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理论价值和实践品格，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现更大繁荣发展。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本文主要就《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是很多人对于《讲话》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标识性认识。然而，实际上，这一认识不仅是不对的，而且还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既不是《讲话》真实意义的表达，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论述，如果将此标准用在文艺作品评价的实践中，就会既无从下手又显得机械死板，就会像墨守成规无视实际情况、信绳不信足的那位有点可笑的买履的郑国人。 一 在《讲话》“结论”部分所谈的第四个问题中，毛泽东是把“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提出来的，这其中隐含着要通过文艺批评的斗争方法，来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意思。今天面对当下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也仍然是文艺界重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当然这种“斗争方法”是文艺的方式，要通过阅读作品、分析作品、评判作品，指出创作的优劣得失来实现。无论是从思想、艺术或美学方面，评判一个作品是好是坏，都需要有标准，这就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的问题。很多时候面对同一部作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褒贬截然相反的看法，这便是评判标准不一使然。而评判标准不一，与人们评判作品时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艺评判标准，正如《讲话》中所说，“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在当时，文艺有为地主阶级的，有为资产阶级的，有为帝国主义者的。对此，《讲话》明确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既然有不同阶级的文艺，也就会有不同阶级的文艺的评判标准；既然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那么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我们的整个文艺工作，“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不是“在理论上”和“在口头上”的，而应该是“在实际上”和“在行动上”的。文艺批评也要有立场，这是由文艺的性质及其所服务的对象所决定的。文艺批评的立场很重要，不同的批评立场决定着不同的批评标准。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以及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呢？ 《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而且按照政治标准，从是否“利于抗日和团结”“反对倒退”等角度，对什么是好的文艺、什么是坏的文艺作出了区分。毛泽东以判断句提出这两个标准，说明这两个标准的提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正如在开始谈文艺批评问题时，他就指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显然，“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这三个因素，是毛泽东专门思考文艺批评问题的原因所在，而文艺批评本身的复杂性则是他选取“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问题或许还不仅仅如此，他之所以选择两个标准来谈，应该与批评标准问题的解决和关联着整个批评问题的解决，乃至对文艺其他问题的解决有关。当然，所有这些判断都是根据当时中国要“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一实际做出的，这一点从毛泽东按照政治标准对什么是好的文艺、什么是坏的文艺的区分中，能够找到支撑的依据。总之，两个标准的提出，是他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他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重要理论创建。 对文艺作出“好的”或“坏的”的区分，毛泽东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既要看动机（主观愿望），还要看效果（社会实践）的前提下作出的判断。与唯心论者和机械唯物论者不同，毛泽东认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可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原则，是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两个批评标准的动力机制，无论政治标准还是艺术标准都要依据这一原则来判断。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坚持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的原则，才能掌握对各种文艺创作进行正确的政治判断和艺术评价的理论武器，而仅看动机或者仅看效果，都是不够的。毛泽东提出的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原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看待文艺批评的这两个标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丰富和提高了我们对这两个批评标准的思想认识。 以上毛泽东以“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原则作出的关于评判作品政治和艺术两方面好坏的评价标准这一观点，表现出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从“动机”切入，本身所体现的就是立场问题；从“效果”来看，则是对这一立场表达得好、不好或者坏的实际呈现，这又取决于创作者的艺术水平。毛泽东提出的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仅有立场是不够的，还要有表达立场的水平和本领，即艺术水平，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成就了评价文艺作品的两个标准。 二 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讲话》就文艺批评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然而这一判断是不科学、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不正确的。回到毛泽东的具体论述中，我们便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关于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先是提出了这样几个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一是，“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二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三是，“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四是，“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就在提出以上这四个普遍性的原则和特点之后，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了关于两个批评标准的“三统一”的具体看法。他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本文认为，这才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具体、完整、辩证的论述，是他关于文艺批评标准最终的结论性判断。 显然，作为“我们的要求”，在“三统一”的批评标准中，只有统一，没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这一看法，不仅符合毛泽东前面所提出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的原则，而且与他所说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的普遍性认识也是不矛盾的。因为这一普遍性认识，只是一般性原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正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做人是第一的，其他是第二的”一样。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提法，代表着不同阶级关于文艺问题的一般性看法，而并非是评判和丈量文艺作品好坏的绝对标尺。另外，正如毛泽东所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也就是说，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是在强调“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的前提下，政治标准对于“任何阶级”的重要意义，而不是在阐述文艺批评“两个标准”之间、在面对实际文艺作品时的应然关系。在实际的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往往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提出的“三统一”原则恰恰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其实在提出“三统一”原则之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里提出的两个“反对”，也再次证明了“三统一”批评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三统一”批评标准的一个极好的注解。“政治观点错误”和“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都是我们要反对的，毛泽东将此称之为“两条战线斗争”。据此来看，单纯地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对于具体的文艺作品的评判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必须与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面对具体文艺作品时才有效。正像毛泽东结合延安的文艺实际所说的那样，“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相较于忽视艺术的倾向，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更成为问题”的还是“政治方面”，所以他在《讲话》中所谈所论更多的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因此，政治和艺术，谁是最需要重视的批评标准，实际上是由具体的文艺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而不是机械地去挪用哪个第一、哪个第二的问题。 三 由以上论述可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有其特定的语境意义的。具体来说，一是基本原则的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处理文艺与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一般性意义；二是具体现实中的意义，这是因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更成为问题的”、亟待解决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生成的意义。对于今天的文艺而言，这个“基本原则”意义上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还是有效的，但从具体现实语境来看，创作中的问题恐怕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又有艺术方面的，这是由当下我国文艺创作门类众多、创作领域宽广、艺术创新兴盛、创作队伍多元、各种文艺创作倾向并存等具体事实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文艺界存在“浮躁”问题，就包含着政治上和艺术上两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文艺批评两个标准的认识和使用，必须针对具体的语境和环境。 单纯地强调或夸大政治标准是不对的，对“政治”这一概念不能做笼统的、狭隘的理解。正如《讲话》中指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延安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这就是当时延安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政治”。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从来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单纯地强调艺术也是不对的，会造成有些创作出现对于文艺政治维度的疏离，而过分执着于艺术方面的精雕细刻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现象，很多都与过分张扬艺术标准而忽视政治标准深刻相关。 以上两种倾向，都是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的。 作者简介：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