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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权威的宋诗选本。据知，钱锺书编宋诗，是当年接受工作任务而为，却为后人留下值得珍视的读本。尤其他那篇长序，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值得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文采也是精彩之至堪称美文。在此不妨将重读后的感受记录下来，与书友们共享。 文学是面多棱镜 我们都知道一个从来不被质疑的说法：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即使我们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式的照搬，而是艺术地、创造性地表现和反映，但对这一道理本身从来不会质疑。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读到的，比从所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得到的都要多。这就更能说明文学的力量了。 十九世纪前的经典作家当然只会以文学为主来讲这个道理，搁今天，就应该是文艺了。君不见，现在强调文学艺术，都是影视在前，舞台艺术居中，文学在后了。这个当然无关紧要了，艺术到最后都要成为综合艺术的。今天我们说，制约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好的文学作品，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文学的不满意，也可以看成是对文学的倚重。甭管什么艺术，哪怕是相声、小品呢，到最后，好不好还不是说脚本写得怎么样么？这是题外话，下面书归正传。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只强调艺术地反映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强调，文学是一面多棱镜，不同的文学反映不同的生活侧面，只读一种文学，还不能全面了解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这个道理，是我重读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序所得到的启示。 我上大学时就曾读过这篇非常长但特别好读的序言，留下的印象，除了坚信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外，其中的观点，就是记住了钱先生对宋诗总体并不高的评价，他认为宋诗说理太重，情感不足，总体上艺术水平也不高。今天重读，发现这一印象并没记错，序里的确是这么说的。而且还强调了唐时韩愈之诗就说理成分过重。我说我怎么并没读过多少韩愈文章，却对其说理太重有深刻印象呢，原来是钱先生所“赐”。“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说理，但又堪称“金句”。 钱锺书在序里特别指出，宋诗在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时并不全面，折射出的是局部的光影。他指出：“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也就是说，宋时引出《水浒传》那样的大事，在宋诗里居然没有“发生”过。“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在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原来如此。 这是指大的社会生活，但即使是个人色彩很浓的爱情呢，在宋诗里一样也是“禁区”。序文谈到：“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钱先生进而指出：“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 那也就是说，通过宋代文学了解宋时社会是可以的，但要明白“分工”。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梁山泊聚义，在话本里；让今人都有点向往的宋时烟火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要到宋词里寻找；而宋诗应合的，是宋明理学。在诗中讲道理，是宋诗的功能。这可是我们想不到的吧。但它一样也是一种生活风尚的折射。 所以我们说，文学是一面镜子，但它是一面多棱镜，“横看成岭侧成峰”。只读一面是不够的。 “抄书当作诗” 作为一个学现代文学出身又从事了当代文学评论的人，我的古典文学素养也就是大学二三年级水平，而且大半都还给老师了。去年写完一本关于鲁迅《野草》的小书后，重读了一遍《红楼梦》，觉得收获特别大。但也就此为止了。必须说是政协读书群又激发起了拓展阅读的热情。古典文学成了重要的补课内容。近日重读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获得太多知识。不妨再与众书友分享另一观点，也让自己记得更真切、更准确些。反正做的本就是读书笔记类工作。 钱锺书序里还有一个观点。我理解的大意是说，宋诗之所以水平总体不高，是因为当时诗人们写诗的态度和风气本身就有问题。他们不尚从生活里寻找素材和资源，反而热衷于跑到故纸堆里寻找写作的灵感、意境甚至句子。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而且他们明知这一点，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古人的诗里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所谓尚“性理”，讲“道学”，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钱锺书还引用了毛泽东主席论文艺创作源泉的理论，证明宋代诗人其实是走了错把“流”当成“源”的弯路。进而还中西结合，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更是毫不隐晦地把古罗马经典视作创作的“惟一源泉”，不惜公然使用“偷窃”的概念来强调这种创作方法。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一旦一种文艺风气形成，置身其中的人是很难自觉到这一局限的。这也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大开，外来风潮云涌，一切都那么新鲜，太让人向往了。西方正典还没读几本，现代派、后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同时涌入，一时成为创作的风潮。很多作家连内容到形式，都热情地投入其中。现在冷静下来一想，那时果真是热闹，令人怀念，但就具体的创作而言，确有模仿过度、生吞活剥、食洋不化之嫌。 宋时诗人那种“要自己的作品能够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又是执迷不悟的风尚。钱锺书还举了一个叫陈渊的诗人为例，此人视陶渊明为圣人，看任何事物都只留意符合陶氏境界，以至于对书本的敏感带来了对现实事物的盲点。悲耶？幸耶？ 《宋诗选注》一书中，对诗人的介绍也多有这方面的议论。如对著名的寇准，介绍时就说他太过崇尚韦应物。其五言诗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其实就是对韦应物名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扩写。紧接着介绍林逋，又说其深受贾岛的影响。唉，罢了。 宋朝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朝代。梁山泊聚义、清明上河图、“抄书当作诗”、宋词多婉约、更有豪放在，这一切是怎么捏合到一起的呢？ 书友难免会想，你这不也是抄录当作文么？我只能说，是的。如果允许辩驳一下或自我安慰一下的话，我这本来就是以介绍为主的读书交流。既非诗，也非文，笔记而已。 集“公”“婆”于一身 一个人学问大了，相当于武林里会十八般武艺的高人，炫起技来让人眼花缭乱，啧啧赞叹又无从归纳。比如说钱锺书先生吧，知识太渊博，学问做得太好，一件事情，各种观点都能顾及到，都能说出个长与短。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似乎是李泽厚有过议论，说钱锺书学问太好，但都零碎用了，没有成为体系。然而这可能就是钱锺书本人所追求的吧。《管锥编》要是教科书，看的人反而少了。 理解这样的学者并非易事。就说这一篇《宋诗选注》序吧，前面刚引用了此一观点，后面又看到钱先生自己在强调另一也许是相反的观点。比如说关于宋诗模仿唐诗故总体上水平不高这一观点。钱锺书其实另有一解。那就是，他认为把宋诗说得不堪，主要是明代文人干的事。“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一直到晚清才使黄庭坚等宋代诗人身价倍增。钱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而且他还断言：“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那我们到底应该“夸奖这个成就”还是对这个朝代的诗并不看好呢？只好到书里去自己找答案了。但需带着问题去读。 从这些描述看，两个相近朝代的人就好像两个地方的人一样，文化上总是一方看不上另一方。虽然前朝基本上没有反驳机会。这是题外话。 一个人学问大了，厉害之处就是敢于去评判一团乱麻的复杂之事。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大学问家如钱锺书，则似乎是一个人兼是公婆。道理在他一人之手。那他是否断清了如何评价“宋诗”这桩诗史上的“家务事”了呢？至少我们看得很过瘾，也服了。这就很满足。 文学古董不是古典文学 编选看似相对来说简单，实则难度不亚于写文章。选择谁？选哪些作品？这是经常要犯难的。同样的对象，不同人选出来的必然不一样。我曾选编出版过《鲁迅箴言新编》，对比其他的版本，还真是差异很大。《钱锺书选唐诗》里，李商隐的选了五十八首，超过了李白。这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吧。 选编诗文真的很不容易，严肃认真的学者，既要考虑本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更要统筹所编选对象的客观实情，同时又要体现自己审美上的独特判断。诸种平衡不好掌握。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就说道：“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我们希望对大诗人能够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这真是无奈的事，又要照顾全面而不能任性，又不想平庸至变成玩平衡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钱锺书选诗自有其不变的标准。那就是，作品的艺术性要过硬。他特别提出来一个观点：不能把文学古董当作古典文学看待。这一看法十分地值得珍视。为完整理解钱先生观点，不惜把这段话全录于此： “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么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地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说得真好！ 我们今天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以为“优秀”二字至关重要。古典二字中，“典”是要点。并不是过往的就是古典的。英文里，古典和经典共用一个单词：classic。literary classic是文学经典，古典音乐叫classical music。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不能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成凡古即好的守旧。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否必要 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那是指日常生活。写文章的人都有一种追求，憋也要憋出人所未见，所未言，方才体现独特性和独立价值。所以关于文学语言不管有多少探讨，都未必能广泛传播开来，只有一句话，是不写文章的人也都知道的，那大概也是大家都同意的原因是吧，这句话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所有写诗作文的逸事里，大家传得最多的，要么是佩服某人写得飞快、贼快，故有曹植“七步成诗”这样的传奇。但也有另一极端的例子，那就是为了一个字词捻断胡须也不下笔。“推敲”这个词，就是发生在唐代诗人贾岛身上的传奇故事。 这种故事，就是到了宋代也有。据说，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绿”字就曾先是“到”，后是“过”，再是“满”，但诗人终于都觉不满，直到找到“绿”字。 当个诗人真是不容易。传统上听起来，诗人就意味着激情，代表着才华，浑身都是灵感，酒量都比一般人大得多。事实上，个个揪着头发都找不出个新词，简直愁死了。像贾岛那样的苦吟派诗人，历史上绝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里曾同情过宋代的诗人，他们生在唐这个诗歌辉煌的时代之后，仿佛无诗可做，至少想出新意很难。怎能不愁？钱先生就此比喻道：“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这故事听起来滑稽，事实上却很有艺术真实。他接着说：“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他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可以说，唐诗对宋时诗人来说，既是最近的伟大榜样，又是个巨大的阴影。我们也都知道“既生瑜，何生亮”这个典故。足球界也有C罗生在梅西时代的惋惜之议。岂不知，生在后朝也有阴影。 哈佛大学著名的批评家布鲁姆有过一本影响极大的理论著作，书名叫《影响的焦虑》，专门探讨经典作品如何影响了后世作家 ，使他们摆脱不了这种影响，使他们创新很难，以至于产生影响的焦虑，其实也是创新的焦虑。 我们说对待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现实的努力目标，也是一种理想。真正要做到、做好，绝非易事。钱先生因此感慨道：“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就像我们今天的文学，一提长篇小说，就要拿来和《红楼梦》比，哪个作家经得住这种比较！莫言的小说写得很精彩了吧，但他说，自己深爱鲁迅小说，宁愿用自己所有的创作换一篇鲁迅那样的小说。 创新真的很难，但值得追求。这是艺术之魅力所在，也是作家辛苦之必须。前人的遗产是宝贵的财富，但正因为是财富，便极有可能让后人产生怠惰，变成纨绔，甚至产生阿Q那样“从前阔多了”的盲目。 苦吟派、语不惊人死不休，固然不灵巧，但其理想和追求，值得尊重！ 选自《湖南文学》202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