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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是各种文学可能性的实验场。因为它具有几乎无穷大的灵活性，非常适合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深夜长谈》全部用对话的形式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也是一种尝试。也可以说它是一篇实验性小说。 写小说是一种充满游戏精神的冒险。好的故事总是不断揭开的盲盒。作家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进行一场文学实验，一次快乐的盲盒设计智力游戏。全部用对话写小说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约束，是为这一次的游戏设定前提，但同时也意味着给予了作者另一种无限自我放纵的权力，即可以在小说中无节制地使用对话。写作的快乐就在这种约束和放纵中产生了。 有意识地进行这种约束和放纵的写作其实是一种技法训练。一旦我们可以全部用对话写小说，我们也就可以全部用它来写别的东西，譬如电影、话剧和电视剧剧本。当然，我们也可以换换玩法，完全不用对话来写小说，一句也没有，就像当年的默片电影。谁知道呢，也许这样逼自己一下，也能写出花样翻新的小说。 一篇有意义的小说当然不是只靠玩弄技巧吸引读者。归根结底，大家愿意读小说是因为他能在你的作品里看到他自己的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切。不能借你的坟头哭他自己的凄惶，你写什么、怎么写他才不会关心呢。所以和“有意思”（即有意义）相比，用什么技法写一篇小说又不重要了。 《深夜长谈》中描述的人物，他的人性极端扭曲，但也只是形形色色的这一类人物中的“这一个”。中国四十余年商品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改变，大量人性扭曲的现象不可避免地的出现，使得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某种具有普遍和深刻意义的丑恶。我们目睹了太多的经济甚至是政治领域的腐败，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性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因为这种腐败侵蚀的是人所以为人的最根基的东西。如果人从这里开始就坏了，人也就不再是人了。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对人性腐败的揭露和批判一直是一个经典的文学主题。从吴敬梓、巴尔扎克到德莱塞，中外文学史上的巨人从来都不缺乏对人性腐败的社会悲剧的猛烈抨击，世界文学也恰恰是在这种对人性腐败的批判中建树了自己在一代代读者中的不朽声誉。中国是迟到的商品经济发达社会，金钱对于人性的侵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而其深度和广度也仍然会继续随着这种侵蚀程度的发展而发展并且深刻化。但是在另一方面，一直在抱怨“小说同质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对于这一种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的暴露、描摹，对于它导致的普遍性的人性腐败的狙击都还刚刚开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论，中国文学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伟大的现实批判主义时代，像《儒林外史》《欧也妮·葛朗台》《金融家》这样的鸿篇巨制一定会大量涌现。《深夜长谈》如果能够成为这个伟大文学时代到来前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和预言，当是令作者极为荣幸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