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读 | 一起打卡古人的学习圣地
    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书院的花草、林木、亭台、楼阁、砖瓦、泥墙……一切的一切都附着上了思想的灵魂，不但“写在石头上”，也写在历史的卷轴中，写在人们的心坎里。
    岳麓书院
    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为岳麓山，其山峦舒缓，背陵面壑，林茂泉清，是天然的会友讲学、修养性情的好地方。岳麓书院即在其中孕育、发展，千年不衰，成为天下书院之翘楚。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创于北宋年间，但其源头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当时岳麓山建了不少寺庙，到山中的僧侣、香客很多，还有些儒家弟子来此遍览山水，流连忘返，借宿寺庙。慕名前来的儒家学者越来越多，寺庙已容纳不下，于是寺中僧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也就是说，岳麓书院的前身实际上是佛家弟子为儒家子弟专门建立的临时读书场所。
    随后，潭州太守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院舍，增置图书，广延生徒肄业其中，岳麓书院诞生。当时叫岳麓山书院，书院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已经颇具规模。但随着太守离任，书院便渐渐冷落衰败，一度“诸生逃解，六籍散亡”，如果没有人拯救，岳麓书院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幸运的是，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李允则知潭州。李允则本是儒臣，热衷于兴办教育。他到潭州后便着手重振岳麓书院，恢复其生机，扩大其规模。咸平四年，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包括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李允则不但扩大了书院规模，奠定了书院教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而且取得了朝廷的支持。他的积极作为让岳麓书院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还促进了湖湘大地的兴学重教之风。
    有朝廷支持、有民间的热心向学，岳麓书院逐渐成长为名动三湘的天下名书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一帆风顺。
    北宋中后期的三兴官学运动中，正当蓬勃发展的岳麓书院险遭灭顶之灾。公元1044年，宋仁宗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300天者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个规定无疑会影响书院的生源。不过，这一影响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灾难发生在1097年。这一年，朝廷发布了一个鼓铸令，要各地开鼓铸以兴冶炼之业。鼓铸令执行者看中了岳麓书院，提出将书院改建为鼓铸场。在这危急时刻，有个不起眼的小官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站了出来力保书院，他就是潭州湘阴县县尉朱辂。面对拿着圣旨的鼓铸令使者“辂抗言乡校不可毁。使者困之，辂不为惧”。朱辂挺身而出后，有了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护书院。由于众人的据理力保，加之岳麓书院在当时确已声名显赫，朝廷最终放弃了在岳麓书院建鼓铸场的打算，书院幸免于难。
    到了公元1903年，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此为“湘省大学之始”。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弦歌不绝。
    白鹿洞书院
    如果说岳麓书院是因其千年不绝的弦歌而永载史册；那么，白鹿洞书院则是因其文本智慧而光耀千秋，也因其文本智慧而成为天下书院的楷模,，还因皇家的特别眷顾而名重一时。
    中国古代书院大多建于风景名胜、环境幽静之地，以便避开市井喧嚣，潜心为学，白鹿洞书院尤其如此。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庐山云吞雾绕，风景独特，无数墨客骚人在此流连忘返。
    白鹿洞其实不是“洞”，其得名及书院源流可追溯至唐贞元年间。当时，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在这里隐居读书。李渤养有一头白鹿，每天伴随左右，当地人因此称李渤为“白鹿先生”。
    李渤为官体察下情，为民请命，名声很好；加之其白鹿先生的雅称，以及该地山峦回合、浓荫蔽日、形如洞穴的地理特征，因此，该地被称为白鹿洞。白鹿洞书院即肇始于李渤兄弟在此地的读书活动，书院中供奉有李渤塑像。
    北宋初年白鹿洞书院正式诞生。书院创办后得到了朝廷的有力支持。但经管如此，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仍然经历了三起三落，连续办学时间前后相加只有7年或9年。直到数百年后才在朱熹的精心经营下重获生机，并达到了其发展的历史高度。
    
    ▲白鹿洞书院
    为建白鹿洞书院，朱熹不惜挪用专项救灾款30万缗来修建祭祀孔子的大殿（后来，这成为朱熹的十大罪状之一）；为获朝廷支持，他置朝野讥笑于不顾，执着地请求皇帝赐书、赐额，最终如愿；为了提高声望，他邀请大名鼎鼎的吕祖谦为书院作记……至此，白鹿洞书院成为名人荟萃、规制完备、朝廷支持、天下闻名的学术圣地。
    到晚清时，白鹿洞书院走上了下坡路。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时的中国教育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已染近代曙光，而书院师生仍埋头于帖括、义理、经训之中，教育理念已跟不上时代大潮，白鹿洞书院面临着来自时代的严峻挑战。再者，由于清朝书院日渐官学化，办学经费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官方支持，但晚清国库空虚，朝廷无力给予书院更多支持，白鹿洞书院的经费出现了严重困难。
    光绪二十九年，白鹿洞书院像其他书院一样在清末新政的浪潮中停止办学。1910年，在书院旧址上建起了江西高等林业学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想迁国立中正大学于此，但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今天，白鹿洞书院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供人凭吊。
    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唐朝时，这里称为睢阳，宋朝时，改为应天府。商丘毗邻汴河，物产丰盈，交通便利，隋唐时已经发展为大城市。在这样的繁华闹市中诞生的应天府书院，自然有其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
    应天府书院的前身是睢阳学舍。五代时期，当地名儒杨悫对教育非常热心，创办了南都学舍，教授生徒。他有个学生叫戚同文，该生不仅事亲至孝，崇信尚义，而且聪慧过人，勤奋异常，投到杨悫门下后坚定不移追随着老师，弃绝仕途，投身教育。杨悫去世后，戚同文接过老师的衣钵，继续办学，他的讲学地便是“睢阳学舍”。戚同文一生都在睢阳学舍做教育，成就斐然。遗憾的是，公元976年，年逾古稀的戚同文去世，学舍因此停废，办学中断。
    
    ▲应天府书院
    宋真宗时期，应天府巨富贤士曹诚热心教育，出资300万，“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又博延生徒，重开讲习，应天府书院由此建立。为了让书院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曹诚提出“愿以学舍入官”，同时请戚同文之孙主院。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知府将曹诚事迹上报朝廷后，宋真宗对曹诚之举赞赏有加，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赐“应天府书院”匾额。
    自此应天府书院成为私人出资、官方所有的官办书院。政府对该书院也常常网开一面，如公元1025年，应天知府提出书院在科考中要增加三个名额，朝廷即准所请，增解额三人。此外，应天府书院还实行免费教育，这使得不少贫寒子弟得以入学研习，范仲淹、孙复、张方平等皆是受益者。
    公元1035年，朝廷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八年后，又将其升格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国子监、西京国子监鼎足而立，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就此结束了其仅仅27年的历史，但其教育的使命还将伴随北宋王朝始终，直到公元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书院毁于战火。
    应天府书院的办学时间虽然不长，但自有其卓尔不群之处。且不说它建于闹市，兼享市井繁华与书院静谧的特殊环境，也不说它作为官办书院而备享殊荣的光辉历史，这里单单说它的人才培养。应天府书院培养的人才与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书院人才观有所不同。朱熹等理学家所创办的书院在人才培养上都强调传道济民、辨明义理，反对一味追求科举功名；而应天府书院则重视培养实用的经世之才，希望培养的学生“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就是由这家书院培养出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应天府书院被列入四大书院名录之中。
    石鼓书院
    

山形如鼓峙江边，旧有朱陵洞口仙。
    胜地蒸湘山水合，真儒唐宋七贤传。
    云中雁寺国青嶂，村里虹桥隐画船。
    千载渊源勤仰止，登楼一望意悠然。
    

这是清代诗人岳宏誉游石鼓书院后所作的《游石鼓书院谒七贤祠》一诗。读完此诗，即不难明了为什么石鼓书院会被不少学者列入天下名书院：山水形胜、真懦过化、骚客流连、千载渊源……这些正是石鼓的魅力所在。
    
    ▲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是一所因自然景观的独特性而致人文荟萃，又因人文荟萃而传名天下的书院。
    书院位于湖南的石鼓山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此地“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也有说石鼓山是因为三面环水，浪花击石，“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其声如鼓，所以名曰“石鼓山”。
    环境独特的石鼓山因汇聚灵气成为名山，也成为许多文人雅士钟情之地。在石鼓山驻留、吟诵的名人数不胜数。诸葛亮曾居住石鼓山；诗圣杜甫大历年间两次停泊于石鼓山下，留诗数首；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等大名鼎鼎的学者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共同写下石鼓山的人文盛景。石鼓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人脉旺盛的地域诞生的。
    石鼓书院历史悠久，其雏形是始建于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的李宽中秀才书院。这个时间比岳麓、白鹿洞都早了一百余年。
    差不多时隔两百年后，也就是公元997年，李宽中族人李士真向郡守提出愿意用私财重建书院。此后李士真修葺院舍，广招弟子，开堂讲学，正式建立石鼓书院。公元1035年，地方官员将李士真以私财办书院的事情奏报朝廷，并请求赐额、赐田；仁宗准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五顷。石鼓书院从此声名大振，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一道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石鼓书院的石鼓
    不过，石鼓书院很快便改为衡州州学了。据宋人廖行之记载，“景祐三年，诏许衡州立学，自是为学官，书院因废不别建”；仁宗赐额、赐田仅仅一年后，书院就改成了官方州学。
    公元1185年，部使者潘畤在原址上重建书院。建成房舍数间，悬挂仁宗所赐的“石鼓书院”匾额，期望为四方有志于学而不屑于科举者提供一个讲学交流的场所。可惜书院尚未建成，潘畤已离职他去。
    石鼓书院的再次重建是在明永乐十一年，由衡州知府出面建起书舍六间，并设礼殿祭祀孔子，建祠堂祭祀韩愈、张栻。此后书院又经过多次修葺，讲学不绝。著名学者湛若水、邹守益等先后到石鼓书院宣扬心学。迎来大师的同时，书院也确立了其学术地位，可以说盛极一时，可惜明末再次毁于兵火。
    清顺治十四年，偏沅巡抚上奏朝廷，申请重建石鼓书院，顺治帝准奏。于是，开始修复石鼓书院，这也是清朝最早得到朝廷批复重修的书院。此后，书院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都屡有修建，规模不断扩大。
    光绪二十八年，石鼓书院因应形势，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两年后又改为湖南官立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发展新型学校的要求，学校迁至金鳌山，石鼓书院旧址成为供人们游览凭吊的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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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