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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补天者的意兴阑珊

http://www.newdu.com 2021-08-11 爱思想 李劼 参加讨论

    
    
    作为灵魂自叙的《红楼梦》所叙述的灵魂乃是这样一块顽石: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然而小说的高妙却不仅在于塑造了这样一颗旷古之魂,而且还在于他同时不动声色地为这颗无才无用之魂设置了一道补天的布景,该布景由开卷中的女娲意领,在小说中展示为一个补天者形象系列,她们分别是贵为皇妃的贾元春,女中之凤王熙凤,才志清高的贾探春。这三个女子构成女蜗在尘世中作为补天者的副本形象,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共同揭示出顽石贾宝玉在红尘中的补天背景以及补天者本身的悲剧意味。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苏、-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寻相‘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这是小说有关贾元春的形象写照,此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也对父母的规劝。可以说,在整部《红楼梦》里,元春是唯一的一个向家长提出奉劝和忠告的女子。其原因当然不仅在于她的贵妃身份,而且更在于她于家事的洞若观火。此外,就整个小说的叙事来看,元春所占篇幅不多,但叙述地位却很高,在金陵十二钗的排行中仪次于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至于她在小说中出场亮相的场面之大,也在整个叙述中占据首位。当然,她更令人玩味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她与贾宝玉形同母子的姐弟关系,并且是贾宝玉的启蒙老师,这种身份颇类似西方世界中的教母。贾元春形象的这一切特征表明,她的来历不同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几乎就是女娲这一女神在尘世的现身形象。她以贵妃的身份一方面给顽石投胎的家族带来世俗的荣耀,一方面给投胎后的顽石提供特殊的教养、提供使之完成情爱历险的女儿世界大观园。也许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来历,使得小说在描述她出场时以贵妃身份为由大事渲染,同时也在叙述中时时点明她不同凡俗的见识。在豪华之极的省亲场面上,她一再强调太奢侈,此皆过份;在与贾母王夫人见面时,她不以皇妃身份而荣,而为幽闭深宫而悲;面对恭顺迂腐的父亲,她强调天伦之乐的可贵,指出骨肉分离的终无意趣。即便见了宝王,也携手揽于怀内,泪如雨下;不管这种感慨之中是否蕴含着来自大荒山无稽崖的悲叹,但那样的悲切却实在意味深长。在整个省亲过程中,只有在看到宝玉和姐妹们所作的诗咏时,她才笑逐颜开,并且一眼便看出林黛玉之作的冠绝群芳;此外还让她感到赏心悦目的则是那位很象林妹妹的演员即龄官的动人表演,又是赞之极好,又是特意关照不许难为这女孩子。这样的通达明辨,即便观音菩萨下凡,也不过如此。读者难道就感觉不出其中的神秘来历么?
    元春形象的这种高高在上,洞察一切,使小说所叙述的整个故事既受着命运的推动,又沐浴着神灵的光照。似乎只是轻轻地抬抬手,元春便提拔了贾氏家族,也突现了宝玉的特殊地位,并且使大观园世界的降临红尘成为顺理成章。所谓补天,在元春形象有着双重的涵义,一方面是对家族的关切和福佑,一方面是对宝玉的培育和爱护。用她在小说中告知父母的那番话来说,则是:对宝玉“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这种成器的指望和不虞的担忧,几乎就是那位女神之于顽石的态度。因为尽管顽石是补天所剩之石,但女神并不认为这块所剩之石可以废弃,而是觉得该石有另一番特殊的警世醒世乃至以此济世的作用,当然不是直接诉渚创造力量,而是弥补历史的审美向度之缺憾。也许正因如此,·女神不仅在灵界让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将顽石携入红尘,在太虚幻境以警幻仙姑的身份启悟宝玉,而且又亲自下凡,以元妃的现身形象为顽石——宝玉、宝玉——顽石的情种历程作出具体的妥善安排。这是女神在!灵界、梦境、尘世的一个完整的梦、灵、惰三个层面上的连续性现身造型。在灵界是补天,在梦境是警幻,在尘世则是以长姐、教母、贵妃这三重身份的引领和保佑。只是由于小说在灵界、梦境、尘世中选择了三种不同的写法叙述这个形纂,致使读者忽略了其中的神秘关联。比如有关宝玉的启蒙,在太虚幻境中被诉诸详尽的描绘,但在涉及尘世的元春教弟时,却一笔带过,使这天上吔上的启蒙细节在内在联接上显得不露丝毫痕迹。
    当然,无论作为补天者形象还是导引者形象,贾元春尽管洞察一切,福佑众生,但毕竟也同时因为对尘世的看破和对命运的领略而不无悲伤。因此,她在梦境里告诉父母要退步抽身,在省亲时听了父亲那番忠心耿耿的汇报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国事宜勤,暇时保养。。正如在关照家里眷顾宝玉时,她不能说不要管教,但强调不可过严一样,在嘱咐父亲时她也不能说不要把国事放在心上,但工作要做,身体也要多保重。这种对父亲的忠告和对爱弟的关怀一样,显示了元春的高瞻远瞩和无可奈何。因为她不是不知道其父贾政在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和实际才能之间的距离,但即便其父具有管仲之才,又能对这末世做些什么?同样,她也知道其弟宝玉的才华与其说在于济世不如说在于警世醒世,因此正如她对父亲的表忠不寄希望只求对方好生保重一样,她希望宝玉能获得一个·适其生存和发展的儿女天地。当然,在另一方面,她对宝五的钟爱也不妨碍她在家族事务上的理智清醒。她赞赏林黛玉其人其才,一如她钟爱宝玉;但她以宫中给出的赐物所肯定的却不是木石前盟,而是金玉良缘。她对才情的赞赏并不落实到世俗的肯定上,因为宝黛之才之情只系天上有,无法在人间得以兑现,既绝无以兑现,那么只有成全贾薛联姻,让情种、诗魂、宝二:奶奶各得其所。女神假手元春所呈示的这种公平表明了一种上帝的二元立场:在补天之际,她不冷落那块无才无用之石,让顽石获得独特的意味;而在庇护福佑顽石在尘世的经历时,她又不以宝黛的生死之情为转移,将婚姻的利益批给了薛宝钗。最后,她又以元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身世命运告诫世人,须要退步抽身早。这样的二重性又正好形象地体现在元春从宫中传出的自我写照上:
    “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亏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如果说元春形象的确如同一枚爆竹,那么那位放爆竹的人显然就是女蜗。她以这枚爆竹摧毁了贾宝玉情感历险道路上的种种妖孽障碍,同时又告诫世人荣华富贵并不是她赐赏的本意,而是为了让人醒悟最后那个化灰的空幻。由色而空在元春是由震雷而灰烬。所谓警幻仙子的警幻之意也由此而来,不仅警之于宝玉,也警之于天伦,警之于迷恋荣华富贵的世人。元春这种上帝般的明辨深察,如同一面神明的镜子,她照出贾母的年迈、贾政的迂腐、贾氏家族的衰败连同种种末世景象,照出宝玉的灵性、黛玉的才情、以及大观园女儿世界的清纯美丽,也照出宝钗的世俗面目和势利心眼。在元妃面前,宝姑娘艳羡不已;甚至连元妃送出的一个简单素朴的灯谜,宝姑娘也故意表示难猜以示恭敬;如此等等。当然,这面镜子最后还照出的则是镜子自身连同与这镜子有关的其他补天者形象,王熙凤和贾探春。
    这是有关王熙风的那段著名写照: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1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 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这是一个在小说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形象,又是一个在读者中承担恶名的人物。几乎一提及王熙凤,人们马上将她与男人世界中的贾雨村之流归为一类。殊不知,这正是最为冤枉王熙凤之处,不管她品行如何,她在小说中都不是归属于假语世界,而是其中最为生动的真事之一。正如后世的读者对王熙凤极尽道德审判之能事,作者在小说中写尽了她那精明强干的才能,从而为一个黑暗的末世塑造了一只金色的凤凰。如果说林黛玉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相同的形象如崔莺莺杜丽娘等等,那么王熙凤形象却无法在过去的中国女子中发现相近的类型,因为这一末世凤凰让人联想起的不是哪位巾帼英雄,而是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中的思嘉丽小姐。同样的个性,同样的才干,同样的自私,同样的不顾一切,只是不同的命运和结局,那位美国南方贵族小姐生逢其时,而这位中国南方贵族少妇却生逢末世,一个成为适应北方工业文明潮流的时代英雄,一个成为入主北方诗簪礼缨家族的末代总理。
    当人们把贵族比作豹子的时候,其喻意除了豹子在审美观感上的强健高贵,当然还包括其凶猛的个性连同锋锐的利爪。如果豹子如同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丧失杀气而只呈现审美的话,人们会一面观赏一面发出几声中看不中用之类的心得;然而豹子如同王熙凤那样凶猛异常地撕碎伪善的绵羊世界,那么她就会使人们惊恐畏惧从而怯懦地挤作一团向她倾泻种种道德诅咒,全然不顾这种凶猛所意味着的活力连同这种活力所照见的诸多诅咒者自身的卑怯。如果这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的话,那么这种常情所具之人却绝对不是心地高贵的强者,而是内心怯懦灵魂卑琐的贱货。
    毋庸置疑,王熙风不是林黛玉式才情独具的小姐,也不是贾元春式贵而不威的皇妃,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在贾氏家族中主持家事政务的铁腕管家。她像薛宝钗那样着重现蕾利益,但她从不装腔作势,从不为自己竖立道德牌坊,而是单刀直入,为所欲为,得所欲得;她在贾母面前也会恭维顺意,但她做得大手大脚,放诞可爱。相形之下,薛宝钗对贾母的巧妙恭维只会令人深思,不会令人莞尔;而王熙风在老祖宗跟前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才智洋溢?令人捧腹;并且情势越是紧张尴尬,她的谈吐越是妙不可言。也许正是这样的非凡才智,才使老祖宗将她视为得力臂膀。正如王熙凤时时处处着眼于利益一样,她在人际间遵循的是以才相见的原则。按说刁巴氏和秦可卿,一个与她平辈,一个是她的侄媳,但她却不顾辈份高下与能干的秦氏交好而蔑视平庸的尤氏。同样,她从未不把自己那个窝囊而势利的婆婆邢夫人放在眼里,但见了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却因其贫而不俗而另眼相看。偶尔发现一个小红那样的伶俐丫环,她立即将其提拔到自己门下。在众多姑娘之中,她并不敬重众口交誉的宝姑娘,相反对庶出的三、厂头探春却钦佩不已;在探春理政时期,她再三关照平儿不要干涉忤逆。即便在与老祖宗的相处中,她也不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而是敢说敢为;有时甚至冒犯到了犯忌的地步。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与贾母身边的鸳鸯心心相印,互敬互重。没有这层交好,她怎敢擅自挪动贾母的私藏?当然,她最值得注意的光彩之处,在于她跟大观园的关系。
    有一次似乎在说笑之间,王熙凤在回答李纨请求地入社时道出了她对大观园的态度:
    “……我不入社花几个钱,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么?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
    这绝对不是耍滑卖乖,也不是仅仅因为大观园在老祖宗袖元妃心目中的地位所致,而是她实实在在的心里话。否则,她就不会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阳奉阴违,明里顺着王夫人,暗中向着大观园。她欣喜晴雯的反抗,暗助探春的反击,即便对与己利益相背伪那方的丫环司棋,也一面因为获赃幸灾乐祸,一面感叹这个遭罪女孩子的痴情。事实上,正如元春高高在上地创造了一个大观园世界一样,王熙凤具体执行了保护这个世界的使命。为了自身利益,她的确没少干过损人利己乃至草菅人命的缺德事;但面对大观园,她确实没有丝毫王夫人式的恶感。即便作为一个作恶者,她刘·他人世界的是非善恶却也分得清清楚楚。在她身上,既看不见王夫人式的伪善,也没有贾政式的迂腐。当她的公公要想霸占鸳鸯时,她不仅不予支持,还作了消极的抵抗。即便对她身边的平儿,除了怀有些许妻妾之忌和同性之嫉,事实上也绝对视为心腹知己,甚至有时不避讳什么规矩同桌共餐。
    
    
    作为这样一个铁腕之才,王熙凤最忌讳的敌人与其说是利益上的竞争对手,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强劲贤妇。在中国历史上,道德常常是才干的劲敌;而且按照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法则,道德最后总是不声不响地将才干致以死地。或许是这样的一种规则以及王熙凤对这种规则的领略,她才向尤二姐痛下杀着。她的心计和残酷的确令人发指,但她的预感和恐惧却也同样实在。因为不管她如何大权在握,但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命运却始终是隐隐约约地笼罩在她头上的一片沉重乌云。人们尽可以指责她处置情敌的冷酷无情,但不要忘记她最终那个被休弃和哭向金陵的结局。当俄狄浦斯被告知其弑父娶母的命运时,他断然出走,远离家国;同样,-王熙凤凭借本能的直觉生活在被休的阴影之中,从而出示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凶猛反抗。遗憾的只是,人们只看见她的坚爪利齿,不看见她内心深处对遭受休弃的巨大恐惧。为此,她不仅消灭一个个威胁她婚姻地位的女人,而且委曲求全地尽力满足贾琏在床第间的淫欲。为了表明这种苦楚,小说特意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出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房事细节,即贾琏在周瑞家的送宫花之际对王熙凤的戏弄和那个淫欲顽主在饭桌上对她的调笑。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苦楚,王熙风才力图在其他青年公子身上寻求情感的自我兑现。当她发现贾蓉在背后出卖她时,她所受到的伤害感却不下于林黛玉看见贾宝玉在薛宝钗的玉臂跟前变成呆雁时的心境。当一个女·人在丈夫的床上完全处于被动的满足对方肉欲的地位时,情感上的空缺感便油然而生。这种空缺在王熙凤是凭借一个女人的本能所体验的,不如龄官、司棋、晴雯乃至林黛玉那样有诗意,但在她也.是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感创伤。因为如此,她才不仅在其他青年公·子那里寻找补足,而且对他人的情事深怀侧隐之心。除了在抄检大观园那会她对司棋的惊叹,最显然的是在宝黛之情上的同情和!相助。在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的全体成员中,王熙风是唯一一个公,然点明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的人。在第二十五回中 她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巧妙地向众人宣告了这一爱情,从而给予了支持和肯定。她的这番话虽然在小说中没有见诸直接的反响,但后来尤二-姐问及兴儿贾府家事时,兴儿不加思索地说道,宝玉的婚姻“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这所谓“准是……定了的”出处,便是出自王熙凤的这个玩笑,可见这个玩笑在相助宝黛之情上的分量。与她对宝黛之情的同情支持相应,她对贾宝玉青睐有加。这种青睐既不是宝钗式的图利,也不是王熙凤之于贾蓉式的有意,而是出于相比于贾琏的淫俗而来的对宝玉之于女孩子那样一片钟情和虔诚的心地情怀的暗中仰慕。如果说最得宝玉之爱心的是林黛玉,那么最懂得这种爱心之可贵的便是王熙风。当这位作为管事奶奶的凤姐对黛玉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哪一点儿玷辱你?”时,她内心深处可谓百感交.集。只是林妹妹对此并不领情。正如林黛玉在薛氏母女的兰言爱语—下被弄得晕头转向一样,她对王熙凤的坦率泼辣抱有不谙人事的偏见。且不说凤姐这个存心相助的玩笑,即便是那一次提及龄官与林妹妹的相像,也并不是有意唐突,而是一种心有所感的直率,一如她脱口而出“一夜北风紧。道出内心的紧张,亦似她在贾母跟前的放松和随便。事实上好比她对宝玉存有不同寻常的好感一样。她对风吹吹就会坏的美人灯儿林妹妹也抱有爱护之心。这种爱心在当初第一次见到黛玉的场合还有讨贾母欢心之嫌,但在抄检大观园当口特意到黛玉房内安慰却绝对出自真心诚意。以她那种身处垂帘听政式的家族格局之核心的地位处境,做一些服从上面意旨的违心事儿在所难免,比如对袭人的格外关照,在给宝钗做生日时的超出常规,但这并不等于她是一个没有真性情的女子;恰恰相反,她的真性情及其自然流露并不下于大观园中的史湘云乃至林黛玉,与后者不同的只是她的真性情带有豹子的凶猛特征而已。诸如她在铁槛寺中的弄权,生日泼醋,计杀尤二姐,大闹宁国府,等等。这些细节很可以令人想起思嘉丽在复兴家业过程中的刁;择手段,雇佣战俘,摘棉花时打妹妹耳光,甚至抢夺妹妹的未婚夫之类:也正是这样的凶猛,致使读者忽略了这种凶猛本身的光彩尤其是隐藏子凶猛背后的种种辛酸和悲苦。须知有了这样的人生体验,才能获得对人世和世人的真知灼见。就拿她跟林黛玉开的那个一锤定音式的玩笑来说,在人物、门第、家庭财产之间,她毫不迟疑地将人物放在第一位:尽管她不是不知道有关金玉良缘的传说,不是不知道贾薛家族之间财势互缺互补的利害关系。相形之下,她的才干以及以才情取人的人际判断原则远比薛宝钗的贤惠以及道德策略高超。在才华面前,道德虽然柔美妩媚,但总是显得逊色,不及才华所具的夺目光彩,无论是林妹妹的诗才,还是王凤姐的政才。
    作为贾府中的一位身居要位的管家,王熙凤不仅称职,而且尽心。协理宁国府那会,她一下子便从一团混乱中理出头绪,立下规矩,画出方圆,使上上下下无不心悦减服。元妃省亲,也由她一手操办,将那么大的场面安排调度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在理政过程中,她的确掺杂不少私心杂念,因为这种理政风格不是诸葛亮式的,而是思嘉丽型的。但必须看到的是,她与诸葛亮同样的鞠躬尽瘁,只是其根由不是为了道德上的高风亮节,而仅仅是出于要强好胜。否则,小说中说她的“意悬悬末世心”从何而来?更毋须说那“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的评语。心碎是因为操心操劳过度,空灵是由于其生前的性情之真,不真无以致空;这空灵二字,妙玉尚不可得,小说却判给了凤姐,作者的感慨也由此可见了!。这种感慨一言以蔽之,便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遗憾的只是,世俗的读者并不“都知爱慕此生才”,尤其在一个由绵羊和走狗组成的世界上,豹子即便不伤害别人,只要不被关在铁笼子里,就会受到无端的攻击和诽谤,其全部理由仅仅在于:她是豹子而不是绵羊。
    从豹和绵羊的角度说,探春显然也属豹类,而且更为理想,受为悲切: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如果说王熙凤的痛楚在于其结局,那么贾探春的不幸则在于其出生。这种不幸又不仅在于她的庶出地位,还在于她的生母是一个—卜分糟糕的庸俗小人。这样的悲苦放在二木头迎春小姐身上也许感觉不致于那么强烈,但偏偏让才敏志高的探春承受,就好比管仲诸葛背负先天性残缺一般,又好比孙膑断了下肢,虽然才华盖世,但却下身瘫痪。一方面是高贵的心胸,一方面是低贱的出处,这种才志和身世间的巨大反差,使整个探春形象笼罩在一声沉重之极的叹息中。命运就是如此地捉弄着世间稀有的人杰,使之难以施展非凡的抱负。
    探春虽然不及元春那么身份高贵,也不及王熙风那么泼辣凶猛,但她自有一种独具的威严,并且以才志的清明高远为底蕴。蹬憾的只是,在小说中,能够真正读懂探春并且由衷钦佩的人物,唯独凤姐而已。这可正应了惺惺相惜、英雄相识的古话。当乎儿阿凤姐汇报探春理政情形时,风姐一连喝了三声彩:
    “好,好,好! 好一个三姑娘! 我说的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子里。”
    然后凤姐为之发了一大通感慨,并且告诉平儿:
    “如今归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懊 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
    可惜凤姐对探春的这种识见没有为贾母所认同。老祖宗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氛围缠裹着影响着,使劲地夸奖宝姑娘,而忽略了自己家中才能胜过风姐的三姑娘,致使探春长叹息,红袖只揾自己的泪。其实,贾母并不是没有机会领略探春的心胸和气度,且不说其他,即便在带着刘姥姥巡视大观园的当口,也见识过探春的秋爽斋,当然不是宝钗那样雪洞般的,而是: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
    但贯母对此没有感觉,一面急着要离开,一面对薛姨妈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姐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怕腌臜了屋子。咱们没眼色儿,正经坐会子船,喝酒去罢”:弄得探春连忙笑道:。这是哪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妈、太太来坐一会还不能呢!”
    当然,贾母的冷落在探春虽然很不受用,但也并不在意。当贾母为了鸳鸯一事错怪王夫人时,探春照样坦然上前为之从容辩解。因为虽然在贾府中施展一番的机会都很难得,但探春的心胸却远;过于此,她曾当众宣称: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虫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
    且不论假如探春真是个男人是否能够如愿以偿,但这样的抱负却着实道出了她的个性;有识见,有能力,灵敏审慎,且又敢作敢为;可谓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在阳光明媚的大观园初春时期,她发起组建了诗社这一大观园女儿世界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景观;在大观园风雨飘摇的深秋时分,她出任于议事厅主持家政,兴利除弊,一层英才。也许正因如此的不同凡响,小说在描绘她的形象时形容道:“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
    如果说,元春形象体现了女娲作为补天者形象的高贵气度,那么探春形象则展示出那位女神的济世风采。这种风采具有豹的敏捷果断,雷厉风行。在咏白海棠诗会上,她千干脆脆地打断了贾宝玉为了林诗为冠还是薛诗居首与评判者李纨的争议。因为尽管她心中未必不同意宝玉的异议,但此刻诗社新起,维护社长李纨的评判权威比争论哪一首诗写得最好更为重要。然而,及至她走马上任主持家政之际,便明察秋毫,不仅当场揭穿下人的诡计,而且一针见血地向平儿挑破风姐的用心。虽然议事厅上风波迭起,但探春从容不迫,应对如流,最后顺势立法,并且在凤姐宝玉身上作筏,以泰山压顶之势将新法推展开去。比之于凤姐当年协理宁国府的威严,探春更胜一筹,而且运筹自如,风度翩翩,想来历史上的明君贤相相,也不过如此。
    当然,探春的风采不是黛玉那样有关灵魂的审美观照,而是具有济世意味的创造性立法和开拓。这种指向与贾宝玉正好相反,不是拒绝而是进取,不是撒手悬崖,而是入主尘世,以清明的才志整饬乾坤。出于生性上的这种济世意味,探春自然不以宝玉的虚无倾向为然。在宝玉初见黛玉为之取字颦颦时,探春马上追问何处出典,及至宝玉答之,探春笑道只怕又是杜撰。然而这种人生指向上的相异,并不妨碍她和宝玉乃至黛玉在心灵上的相通,否则她就不会那么真诚地与同父异母的宝玉亲近,一如她同样真诚但不无痛苦地鄙弃同父同母的贾环连同其亲生母亲赵姨娘。也正是这种心灵的相通,她修书邀请宝玉发起组织诗社,
        
    
    
    以期获得一片抒发各自性情的自由天地。这是她远远高出王熙风之处(当然凤姐本人也承认),既具有极强的政治操作能力,又具有清明高远的精神情操风貌。因此,与王熙凤看重贾宝玉的那种痴情不同,探春敬重的是贾宝玉清纯无瑕的心灵。探春一方面可以站在凤姐的位置上施展理政之才,一方面又能走进为凤姐所茫然无知的精神世界与宝黛们共同邀游。正如风姐形象的真实性在于她的自私和贪婪,探春形象的理想性在于她的无私和宽广。她们对家族事务及其前景同样看得清清楚楚,但凤姐的盘算却限于自身利害关系,有时难免一叶障目,而探春的筹划则统观全局,如同一个出色的棋手置身棋盘上的博弈。因此,凤姐的。一夜北风紧”是从自身的心力交瘁及其不祥的命运预兆上对家族前景忧心仲仲,;而探春的半阙南柯子则是从大观园的萧瑟秋意中感叹自己的未来,“一任东南西北各分离”。
    尽管探春与风姐乃至元妃一样,对大观园世界抱有深挚的感情,由于身临其境的种种切肤之痛,她显然有着更为深切的体味,;有苔作为当事入而不是旁观者的立场和姿态。她把大观园看作文采风流的蓬莱仙境,从而声明“未许凡人到此来。。正是这样的立场,当王夫人邢夫人手下的那批庸俗小人秉承主子抄检旨意肆无忌惮地在大观园内践踏过来时,探春命众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其气慨一如历史上的哪位名将摆出的迎敌阵势。及至对方伸出腌臢爪子触碰上身,探春扬手就是一个巴掌。小说至此还特意强调这一巴掌打去的声响,“啪的一声”。如果说风姐在整个小说中是个最有声响的人物,那么探春这一巴掌发出的声响却盖过了凤姐在小说中的全部声响。这一巴掌具有纪念碑意义,并且其意义超过秦始皇之流的泰山刻石。因为这不啻捍卫了大观园、捍卫了自身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而且捍卫了—·部几被泯灭的人的历史。探春此举,其诗意足以与林黛王的《葬花词》和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相姆美。
    或许正因如此,探春在小说中的叙述地位仅次于元春,并在第五回的命运注解中以“分骨肉。为题道出她的悲切结局:“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这种分离在小说的写实层面上是作悲于探春的类似于流放般的远嫁,但这种远嫁在其隐喻层面上却正好倒过来:不是为探春的远嫁感到悲哀,而是为探春这样的非凡人物告别读者连同读者置身的历史而唏嘘不已。当那一叶风帆载着这样一个人物驶向天际时,不是探春失去了此岸的历史,;而是此岸的历史失去了探春这样的人物。须知,尽管探春“生于末世运偏消”,但末世的民众又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人物呵!倘若历史有知,当在这送行时刻泪如雨下。似乎作为一种回应,天际传来一声——奴去也,莫牵连!
    如果《红楼梦》展示了一幅末世图景,那么探春形象本身为这幅图景提供了历史的最后一幕。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是撒手悬崖,而贾探春则是撒手整个一部历史。综上所述,女娲在《红楼梦》世界中的三个副本形象正好构成一个以灵——梦——情为连续形式的形象区域,其中贾元春因其形象与太虚幻境中的警幻仙姑的对称而呈现为梦,王熙风因其形象与世俗世界的直接关联以及因其耳濡目染所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关涉世情人情之情,贾探春则因其形象的清峻高拔和文彩精华而与灵界相通成为历史之灵魂。这个灵魂又在整个小说结构上与贾宝玉和林黛玉构成灵魂世界的三重结构:作为叙述灵魂的宝玉,作为诗词灵魂的黛玉,作为历史灵魂的探春。叙述灵魂撑开整个《红楼梦》世界的总体框架,诗词灵魂则以灵魂的灵魂之内涵构建出小说的审美向度,历史灵魂为以诗魂为向度的大观园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背景。也即是说,在女娲副本形象区域的灵魂形象,在整个灵魂世界中是与作为梦境的顽石和作为灵界的诗魂相应的作为情感的历史。这两个结构可以依次图示如下,
    凤姐(情)——元春(梦)——探春(灵)……女娲副本形象区域;
    探春(情)——宝玉(梦)——黛玉(灵)……灵魂世界的形象结构
    由凤姐的人世人情,经由元春的太虚幻境,抵达探春的历史之魂,这是一个层面。然后这个层面的灵魂又作为另一个层面的情的历史起点,经由宝玉的太虚幻境,抵达黛玉的审美诗魂。林黛玉作为审美向度高高在上,其次是宝玉之于梦境的向往的烘托,再次是探春在历史向度上提供的坚实基础。由探春而下,隔一个元春的梦境,则是探春在理想国中的落地形象王熙凤。在此,从林黛玉到王熙凤正好构成两个极端,一个是美的极致,但没有力量垫底,是风吹吹就坏的美人灯儿;一个是女中之风,因为置身尘世、脚踏实地而具有大地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又恰好缺乏美的向度。在这两个形象系列的结构中,林黛玉象征审美,王熙风象征力量;贾宝玉向往审美,结果丧失力量,连自己的丫环都保护不了,更不用说自己的心上人;探春居中,因此虽然有力,但由于力量本身的理想色彩而不如凤姐那么强劲有效。!这样的形象结构在小说中全都有过些许暗示,比如林黛玉的清高有。人向广寒奔”之类嫦娥奔月的象征示之,贾元春的梦意在其命运注解一诗中,有“虎兔相逢大梦旧。的梦字作证,探春的灵界指向有。未许凡人到此来”一诗表明,贾宝玉则·有梦游太虚幻境一节,当然他不知道那位警幻仙姑乃是他元春姐姐在梦境中的化身,至于王熙凤,她从来不沉缅于梦境幻想,因为她弄权作威的地方不是太虚幻境,而是铁槛寺内。
    元春——风姐——探春形象系列在叙事结构中的这种隐喻位置,在故事结构中则以大观园为中心展开。作一个象征性的比喻,元妃是飞翔于大观园之上的保护神,凤姐是站在大观园门口的监护人,而探春则是置身大观园之中的当事者。女神的副本形象就这样从天空一级一级地伸展到大观园中的土地上。凭借省亲之由,元妃象女娲炼石补天一般朝贾府投入一个大观园;随后便是凤姐以贾氏家族管家的身份执行对大观园世界的监护,而且她完全明白这种监护人的责任和使命,否则她不会对李纨说诸如大观园反叛和还想活下去不成之类的话;最后当这个清纯的女儿世界横遭抄检的时刻,探春挺身而出,给了抄检者及其授意人一个迎头痛击。这是大观园兴衰史上十分重要的三部曲,其中既有神明的护佑,又有命运的意志,并且还有人性的反抗。这三部曲与大观园世界的具体关联,则还在于元妃点出诗魂,首肯林诗为冠,赞扬那个极像林妹妹的演员为最好;风姐相助宝黛木石前盟,造成浓重的宝黛之情的氛围和影响:同样,探春组建诗社,让诗魂得以畅游其间,闪闪发光。这在大观园女儿世界都是十分关键的积德之举,而且举足轻重。
    当然,这一补天者形象系列的意义除了对大观园的肯定、维护和捍卫之外,其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她们之于历史的创造姿态。小说有关这一系列形象的构建,其意味一如在开卷中所暗示的女神。女神炼石补天的寓意首先并不在于补天,而在于炼石。倘若石块都是现成的,那么女神毋须经由炼石将泥土变成坚石;而假若坚石本来就已炼成,那么补天者就不是女神而是男神,因为石者,力量之象征亦即男性之象征也,当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对,他不仅道出了女性的审美特征,也指明了男性的构造形态。这种形态的结构在于,泥经由火的淬炼而成石,石经由水的洗礼而为玉。从泥到石是呈示男人之于历史创造的可能,从石到玉是体现男人由创造向审美的升华。在石的层面上人们看到的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英雄,不管他是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还是科学家、工程师等等;在玉的层面上展现的则是作为构成历史灵魂的那一部分诗意辉煌的存在,并且具体为思想的、艺术的、文化的、审美的等等各种存在形态。所谓历史的沦落,也即是这二个层面上的生命力的丧失,在玉的户面上失落审美,在石的层面上失落创造。而男人世界一旦失落创造性,那么随着力量的消失而来的则是由石到泥的退化,整个男性世界不见坚硬的石块更不见嶙峋的高山?而只是一堆腐败的烂泥。因此,构成《红楼梦》开卷背景的,不是高山流水的生命景观,而是满目荒凉的死亡世界。于是出现了女神,把垂死的泥土炼成坚实的石块,又把最后剩下的那块顽玉推入红尘,以玉的形象划出一道历史的审美指向。但不知是出于对历史的绝望还是对男性世界的蔑视和谴责,女神在投石于世的同时,又以自身的三个副本形象为顽石由色而空的历程勾勒出不无诗意的历史背景。这一系列形象成功地当然是悲剧性地扮演了本应由炼石们承担的历史创造者角色。
    这一系列补天者形象之于历史创造的意味,除了她们自身的才台旨、智慧和品性、风貌,其核心的内涵在于立法。当小说在辞宝琴的《怀古诗》和林黛王的《五美吟》中表达出对历史的看法时,人们千万不要忽略《交趾怀古》中对张良的贬斥和对马援的褒扬,而且褒扬的缘由则是马援振纲纪的立法作风,以此相对于张良式灼权谋。历史一旦进入谋术权变的无穷反复,那么王道也罢。霸道也罢,全都于刨造无补。因为以权谋见长的政治以人治而不是法治为实质,致使政治的清明与否完全取决于治者是否英明伟大的偶然性。或许正因痛感于此,所以小说在叙述补天者形象系列时,特意强调了立法的至关重要,无论是王熙风协理宁国府还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其成就政绩的核心便是立法,也即是马援式的振纲纪。甚至包括元春在太虚幻境中仙境形象,即警幻仙姑,在教导贾宝玉如何展开其精神历程时,也为之立法,说明滥淫和意淫的区别,强调意淫原则,从而告诫宝玉,遵循这一原则成为古今天下第一淫人。虽然《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学意义上的历史专著如《资治通鉴》,但小说对立法的如此强调却显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症结。历史上的专制;愚昧、暴虐、荒淫,种种弊病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权力没有法律制约,或者说权力本身不以法律这一公众意志为形式而是以专制这一权力者意志为圭臬。因此,历史上的所有政治斗争都以权术的变幻莫测伴之以道德审判的助纣为虐为游戏规则,而《红楼梦》的历史洞察力也就在于一方面通过薛宝钗这一道德象征者揭穿了道德作为生存策略的历史秘密,一方面通过这一系列补天者形象强调了为中国历史所极为匮乏的法治精神。联想一下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的孟德斯坞们和在初创的美国国土上的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小说这种对法治精神的倡扬是多么具有上帝意味1然而,悲剧也恰好在于,不仅这种立法在小说中无济于世,而且元春——凤姐一探春这一系列补天者形象本身的象征意味也不曾为后世的读者所领略。
    其实,就悲剧那个经典的历史哲学定义——即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要求的不可能实现——而言,《红楼梦》的悲剧意味与其说在于宝黛爱情,不如说在于元春——凤姐——探春这些补天者的努力。元春的猝死,凤姐的被休,探春的放逐几乎一一对应了寸:国历史上诸多改革者的结局。而且,更发人深省的是,她们几乎人人都有一番于后世来者的遗言。元春告诫人们,须要退步抽身早,风姐向人们指出那个“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日景象,探春则向人们恨恨地道出一部自相残杀的可耻历史,最后悻然作别,奴去也,莫牵连。可见,小说主人公的“无才可去补苍天’是一种叹息,而有才者却“生于末世运偏消”则又是一种叹息。所谓原应叹息者,不啻是宝黛爱情的审美指向,也是元、凤、探系列补天者们的创造性努力。这种努力不仅于天无补,而且因其本身的理想意味,越努力越扭曲;或者说,越深入浊世就越为世上浊气所侵染,致使高贵的元春始终在大观园上空高高飘扬,清明的探春在政坛上不过昙花一现,而最切实的操作者王熙凤却染了一身疾病,不是披戴着道德桂冠,而是以其不无污浊的要强好胜鞠躬尽瘁。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王熙凤之病的隐喻性和象征性。正如探春没能托生在太太肚子里一样,名正言顺的王熙凤虽然大权在握威风凛凛,却染了一身的妇女病,尽管她恃强羞说病,但这种病却实实在在地使她力不从心。
        
    
    
    如果不为小说在写实层面上的叙述为圃,那么读者可以从这病症中悟出三重寓意。其一,该病暗示出小说对贾琏在床笫间的纵欲荒淫的谴责。当小说告诉读者,这个花花公子离了风姐便要出事时,同时让读者产生的联想则是那种他不离开风姐时的光景。曾经有过一条眉批,在贾琏与多姑娘偷情时点出此乃与风姐作竿,即立竿见影以想见其状,这是有道理的。小说不能直接描写凤姐与贾琏的床笫秘密以免粗俗,但在好几处以侧写、暗示、隐寓乃至比喻等手法暗示出凤姐在与贾琏夫妻生活中的屈从和痛苦,而最有力的笔墨则是凤姐的小产。其二,这种妇女病在更深的一层寓意上,又点出凤姐作为铁腕人物所犯的为一般妇女常有的贪婪势利之病,诸如积攒私房银子之类。相形之下,探春的清明则在于对这类妇女病的超越上。因为妇女由于天生的审美意味,总是趋物质趋小利,像探春那么超脱而健康的是十分罕见的。尤其妇女一旦和权力相关,其病则不仅易染,而且深重难以自拔。其三,这种妇女病在最深层的寓意上表明了妇女置身创造位置本身的局限性。不管王熙凤如何能干如何精明,但这种努力却是男人的属性而不是女性本身的优势。女人以炼石形象涉足历史必然以悲剧作结,尽管这种涉足的前提也是悲剧性的,即男人作为石块作为历史创造可能性的丧失。与林黛玉式的以泪洗石相反,王熙凤的入主尘世不由自主地染上男人世界的浊气或者说染上那个没有创造意味的烂泥世界的污秽,因此在她的力量亦即石性中常常掺有污浊的泥性,石者坚,泥者烂,王熙风恰好跻身于坚石和烂泥之间,周旋挣扎,而不像探春立足于坚石和美玉之间,文彩精华,让人见之忘俗。在这层寓意上,王熙凤的妇女病是致命的,无可救药的。所谓补天者的悲剧,也就最集中地体现在王熙凤身上。相形之下,元春高高在上,几乎等同于观音菩萨,探春乃是一种理想人物的象征,清明照人,但实在罕见;唯有王从风最具真实性,与世俗世界最贴切,因此难免污浊。这里的悖反性在于,尽管小说出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家,但政治家一经从政,即便是个天生的男子汉,都很难达到探春式的清明,更多的政治人物并且是有相当成就和政绩的往往类同于王熙凤,一方面精明强干,一方面利欲熏心。然而,假如贾府中没有王熙风治理,又将成为什么模样?协理宁国府之后,王熙风向贾琏的那番自谦性诉苦,并非全然杜撰。要不,第七十一回中,鸳鸯就不会在大家面前为凤姐公然抱屈鸣不平了。作为贾府中的巾帼英雄,王熙风的确如鸳鸯所说,是“可怜见的”,一如探春形象的那一声沉重叹息。
    总而言之,不管补天者形象在小说中显得多么强劲,多么光彩照人,那么令人向往,但其结局却都零落萧条和意兴阑珊。正如小说中的期待者是无望的期待一样,这一系列补天者所能达到的也不过是于天无补的努力。理想形象于天无补,实际形象也同样如此。因为趋于死亡的历史不认可这种补天的努;力,?一如它无视审美的期待。在一个走狗和绵羊组成的世界上,豹的悲剧从一出现的当口就已被注定。最后的情形便是以劣胜优汰的退化论原则,将精英绞杀,留下顺良的走狗和愚昧的羊群。这种景象在小说中的体现则是薛宝钗、袭人,以及王夫人和薛姨妈们的留存,这种留存的具体过程,可以在贾母的那张牌桌上略知端倪。
    李劼《红楼十五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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