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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 文学的意义 从“永恒”危机的现代 到消失美学的时代 仅以短暂的21世纪的前二十年来看，自媒体（We Media）从诞生起就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自我革新、互竞淘汰、纵深繁衍，它们效仿人类组织、生活和交际的既有模式，与此同时，像自19世纪起人类创造的主流媒介一样，它们居于接收者和内容的中间，影响着两翼双方。几乎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生产和接受方式，并进一步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运行。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在改良印刷技术后的欧洲现代城市里，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现代报刊杂志和图书制造商，这些印刷体媒介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洋舶来品“文学”提供了载体，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散文才开始形成一套成规定式，达成了与大众/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熟悉中国20世纪历史的人们，大多了解小说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间的重要关联。 “发达资本主义时期”来临后，瓦尔特·本雅明曾经借波德莱尔的诗歌，探讨城市资本主义文化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古老的抒情诗的危机，当“震惊”体验已经成为常态时，抒情诗如何能够根植于这种经验？——这是互联网和数码媒介尚未降临的19世纪，本雅明开启了预言般关于资本主义信息化对城市影响的系列批判。当历史的声音尚未远去、依稀回响之际，小说的危机已然降临于20世纪末，今天依然是忠实的文学读者应该都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现代性对古老、一度盛行的文化形态的摧毁，在欧洲思想家看来，早已内置于现代性之中，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永恒危机。 “各门艺术形式的历史都有一些重要时期，在此时期之内，某种艺术形式追求的效果只有通过一种改变了的技术标准，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新的艺术形式里才能够充分获得。”[1]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有过这样著名的论断。20世纪末至今，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思想家们不仅探究媒介变化对印刷术承载的艺术门类的深刻影响，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逐渐成为理论家们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对象。“消失的美学”是英国媒介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举世瞩目的理论成果，19世纪以来的摄影、电影艺术成为他研究的重要对象，在题为《消失的美学》的著作的题记中，维利里奥写道：“我们所见的世界正在消逝。”[2]在维利里奥那里，“美学”依然是古典主义意义上“令人敬畏的和永恒的美”，而“消失”则代表着时代在技术超越的带领下“飞入未知领域”，使得“失神症美学从速度出发”，“被组织进入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中”，它们为技术而不是为人类服务。保罗·维利里奥创造的“失神症美学”——他称之为“醒与梦的矛盾状态”——认为，当代社会中技术假体是不断代替成熟而日趋衰退的人眼，成为当代艺术的基础。人的身体与摄影机的结合已经改变了我们获得、分类、存储和使用视觉的方式，也就是说，不借助摄影机等等现代技术，我们失去了欣赏美、塑造美的能力。 保罗·维利里奥探究审美模式的变化，更不忘对技术时代展开必要的批判和提醒，他反复申说，在日益遵循同一个技术超越的大量技术假体所构成的环境中，人的“个性”或“通灵”（不妨理解为对自然、他人和未知世界的感知能力甚至审美能力）变得越来越“电子化”，人类仿佛被接通电源，至此，你也可以把维利里奥描述的人类看成“赛博格人”（人机和成人）的一种整体形态。技术假体与神经外科麻醉的道理相通，它通过对观众植入追求“舒适”的需要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更有甚者，忧心忡忡的维利里奥声明，所有技术假体遵循着内置的、预设的程序规范，它们必然要尝试消除人类天生的、自由的情感努力，无拘无束的自然感官力，使之越来越遵循假体规定的逻辑。如果你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危言耸听的理论假说，尽可以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地球。大量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生物技术已经处于应用之中。新冠疫情爆发的“例外状态”，促成各国政府加速采取之前不敢尝试的决定：“机器将加速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接触。”[3]是的，如你所知，未来已至。 茧房与蜂巢 自媒体，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全球化日积月累所建立的控制系统的产儿，它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诱惑我们绑缚在空前巨大的互联网之上。当我们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逐步使人类驯服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互联网电商的“把戏”熟视无睹甚至欣然接纳，他们娴熟地运用“重复曝光效应”的人类心理学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手段的信息“搜捕”，让人们频仍看到原本不熟悉的刺激，当他们对该刺激的回应和期许高于其他刺激时，关注和购买某种商品的欲望便被成功诱惑而出。同样的技术被应用在新闻讯息这一老牌媒体最具权威性的媒介形式之上。国内成功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媒介依据而构建算法的讯息app“今日头条”，曾向外界公布其“推荐系统”的算法原理。在公开分享的官方信息中，“今日头条”列举了通俗易懂的我们使用新媒体阅读和获取讯息的一种常态：“有人觉得这篇讲皇马和巴萨的文章，昨天已经看过类似内容，今天还说这两个队那就是重复。但对于一个重度球迷而言，尤其是巴萨的球迷，恨不得所有报道都看一遍。”“同样，还有时空特征，分析内容的发生地点以及时效性。比如武汉限行的事情推给北京用户可能就没有意义。”[4]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商品消费还是新闻讯息的阅读和接收，以互联网、赛博空间和大数据为基础的新媒体指向一个潜在的方向：人们越来越少思考“我想要什么”，而越来越习惯被提醒“你需要什么”，完全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类身体感官的新技术，最终可以通过技术“豢养”我们的需求。即便是相对持积极态度的媒介研究者曼纽尔·卡斯特也明确地说，数字媒体提供了将思想和符号最直接置于人们头脑中的权力。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媒介理论领域是一位乐观的观察者，他认为信息化革命开始了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改造，重新整合和加速了社会互动，扩展了人们的全球意识，并产生了各种新形式的知识。固然，我们无法轻易认同这种乐观，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大多利用社交媒体的横向传播信息的能力作为动员方法，并呼唤全世界的关注者、声援者和同盟者。与此同时，新媒体依然是我们获知他人与世界的消息的便捷途径。确如英国人曼纽尔·卡斯特论证的那样，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存在于媒介网络之中的权力比国家的权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世界政治斗争通常以媒介手段展开，自媒体也充当了政治人物“网络视角”的接力烽火台，这一切在美国社会更加一目了然。 尽管如此，互联网的民主性和共融性并没有预想和吹嘘中的那般神奇，各个“虚拟社区”中聚集的用户对阈内共同关注和爱好的对象如数家珍，除非他们中的部分人亦对其他对象有兴趣而加入其他社区，否则，每个社区将构成异常难以进入的区隔空间，比如明星、体育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饭圈”（“粉丝圈”）就是典型的例子，圈内人紧密或以莫名而偶然地方式集结互助，甚至构成某种网络政治力量，而圈外人则完全一头雾水，不知所谓。以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的自媒体使用统计来看，居于同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在相同的自媒体平台上，却分别看到的是不同的推送内容且互不可见。更令人吃惊的提醒同样来自卡斯特。他借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一个充满欧美中产阶级气质的社会尺度，提出了自媒体所代表的大众自传播，其中包含着使用者的信息素养，连同迅速变化的数字媒介能给人们带来舒适感。因此，信息社会中，自媒体的社交属性是识别同一社会阶层的渠道，是一种特定阶层内部的文化互换与繁衍，因此，与其说自媒体是尝试关注新的空间、人或文化，不如说是寻找近似的群体，并与之深度、安逸、舒适的融合，并将个人安置其中。 如果说今日的我们果真生活在一个被吉奥·阿甘本遗憾地宣判为去主体化以及“相互漠不关心”的世界中，一个景观社会中，一个消费着自我的顺从并对周遭的顺从视而不见的量子化社会中，那么，在赛博格空间里的人们或许认为自己是加入了群体的个人，但事实上，他们只是网络中的一个微弱闪光的节点。人们仿佛置身在一个平面内，被舒适的、熟悉的、所爱的数码信息裹成一个个美国理论家凯斯·桑斯坦意义上的“茧房”，个体在现实中则趋向于构成一个戴锦华所说的“蜂巢型社会”——宅，彼此漠不关心。 黑镜，与背镜而行 有着窗口“Windows”名字的操作系统，原本昭示着它是通往世界的透明介质，但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单面的“黑镜”。机器看得见我们，我们对着它们，却只能看见我们自己。在技术的逻辑中，人自然而然地被内置算法的计算机屏蔽，而一旦进入互联网空间，看似海量的信息中，默认的规则正把人引向并屏蔽在“信息茧房”中，而恰恰是这个事实让我们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世界和他人兴味缺失。今天，“快手”、“抖音”和进入美国社会的tiktok等视频类app的流行，带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是演员的时代，除了想象不可见的、不可预期的观众之外，“演员们”首先将自己视为池座中最为心醉神迷的观众。我们似乎越来越接近“大众个人主义”的极端状态，“通过诸如用户界面、用户友好性乃至数据投影等关键词，计算机行业试图阻止人类继续做人类”[5]，德国媒介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如是说。我们探讨的自媒体，看似给予了言说与被言说中参与生成了关于自身主体的述行过程，而从一开始，后现代个体就成为技术既成事实的目标，即围绕着他们无数技术假体的目标，并且不可避免地按照这些事实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自媒体的出现和流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成为一个自愿、自为的目标。 回到我要说的话题，在一个新技术绝对主宰的新媒体时代，我们是否以及如何重申文学和阅读的必要？这不是自圆其说的命题问答，恰好相反，这个问题恰逢其时而且十分紧迫。未来的图景已然展开，数十年来，思想者们的批判性讨论丝毫没有暂缓新技术工程化、社会化、应用化的飞速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坚持阅读与写作是必须的。其必要性在于文学作为艺术，原本是人类历史的古老炼金术。关于语言、文学的危机，除了本雅明、基特勒的预言之外，19、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曾经全面解构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与语言之间神圣性关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告知我们“所谓的人”并不掌握语言，语言是可以被记录的数据流，先在于人，塑造着人。鲍德里亚在谈到当代文化的形态时强调，符号系统的协同运作和互相参照中文化才显影而出。于是，他抛出了这样的论断：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区分几乎毫无意义。这种整体的文化虚无感，是后结构主义的“锅”——尽管它们极富理论创见，极具洞穿媒介的实质，然而，它们也很容易使人陷入迷茫甚至绝望，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拥有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一个需要共享文本的制度安排——例如经典文学，一个社群之间对话的空间，一个人们展开行动的社会空间。在我看来，回归、重温、建立阅读与写作的意义，是背离“黑镜”的起始动作，回望来时路的片刻清醒，是敏感的人类自省与自救的方式。 与此同时，在新技术时代背景下的阅读与写作又必须是高度自觉、时刻自省的，必须认识到使用文字这个古老炼金术的我们，置身在重重埋伏、流动不居的新技术空间中，它们无处不在，被设计制作成为不曾提醒、无须被告知、更不容抵抗而使你欣然接受的种种被动强加。人们已然敏锐察觉到反智时代的危机，“人文学的、整体的知识危机”，阅读者与写作者需要重建一种有效的、“另外的”C·赖特·米尔斯意义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对于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生活意味着什么，通过控制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方式处理好个人的困扰。”[6] 注释： [1]《单向街》，（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西苑出版社，2018年9月，第163页。 [2]《消失的美学》，（法）保罗·维利里奥著，杨凯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页。 [3]2020年南南论坛上墨西哥学者古斯塔沃的观点，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347108207。 [4]《今日头条算法原理》，见http://www.woshipm.com/pd/914023.html。 [5]《基特勒论媒介》，（加）杰弗里·温斯洛普-扬著，张昱辰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81页。 [6]《社会学的想象力》，（美）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上海：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