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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 小镇青年文学 魏思孝 2016年，《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出版后，作家魏思孝身上就正式被加上了“小镇青年文学”代表的标签，但在他看来，这个标签并不属于他，因为他是切实地生长在乡村，并希望以文学的方式观照乡村的人。“我一直认为所谓的小镇文学，只是笼统的一个概念，方便归类。而我当然不属于小镇文学了，我就是在乡村。”他自命名了“青年焦虑文学”来称呼之前的作品，以此区别近几年关于乡村人和事的书写。 长篇小说《余事勿取》和短篇小说集《都是人民群众》是他这几年的观察成果，也被他看做是自己写作转向的一个标志。前者的故事灵感来源于一篇新闻报道，以一场关于山东农民卫学金的命案展开叙述；后者的每一篇篇名就是村民的名字，实践他“为小人物立传”的写作计划。这两本书中一个个人物生活在魏思孝设定的“文学地标”——山东的一个小乡村辛留村中，他们背后牵扯出了一幅更为广阔的乡村图景。 从“青年焦虑”到聚焦“乡村人事”，正如作家所说，年岁渐长之后“再面对世界，自己也没那么重要了，而我生活的村庄，那些熟悉的村民，他们的脸庞，以及生存的境遇，更触动了我。”曾短暂离开乡村的他，依然选择回到了这里，以新的眼光打量着这片急剧变化的土地。 在采访中，他坦言：“突破和新意是如此难，只求在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不让我羞愧的东西。”在去年九月，他写完了计划的“乡村三部曲”最后一部《王能好》，放了三个月，去读书，外出活动，以及修订过去的那批小说。后来再重写《王能好》的结尾，他感觉一切向好。“不避讳的说，比我预期要好，是一个不羞于拿得出手的东西，向世人表明，魏思孝又进步了。” 记者：《余事勿取》从结构上看，有点犯罪小说的味道，你和编辑林潍克曾就将《卫学金》还是《侯军》这一章放在开篇争论过？在你看来，其中的区别是什么？ 魏思孝：其实案件只是小说的一个容器，用于盛放素材。披着类型小说的外壳，只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钩子而已。“卫学金”写的是他死前的三天，第三天死亡。“侯军”写他犯案的前一天、犯案当天和逃亡。按照时间顺序的话，这两章是四天内发生的事情，卫学金的第一天最早。其实，这两章怎么排列都可以。完稿后，我也想过，要不要把卫学金安排在第一章。似乎，先看一个死者的生平，再讲述凶手，也无不可；从悬疑来讲，先讲述死者，再去讲述凶手，大概更合适。但我并不想把侯军、李道广这两个凶手，让大家在阅读“卫学金”中被定性。如果读者先看到“卫学金”，会在心目中对他的遭遇产生恻隐之心，相应的就对凶手产生一定的仇恨情绪。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情况。 去了解和调查凶手的过往和背景，剖析他们如何一步步滑落到犯罪，通俗来说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能够引发思考和讨论。所以，就先把凶手的背景摆在读者的面前，然后才是死者卫学金的生活。 记者：你曾说过：“过往的‘焦虑青年’写作，让我陷入了不停的重复当中”，目光从自身向外看后，才有了《余事勿取》这本书，再加上《都是人民群众》，聚焦乡村书写，如果从这一层面看，你似乎视它为转型之作？或者说是写作脱离青春期的一次转折？ 魏思孝：是写作的题材摆脱了青春期，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总不能还停留在触摸自己的阶段。可能有的人是迷恋这些东西，我不是。转型也谈不上，就是题材变化了。其实更多的变化，应该在具体的写作上，比如看待世界的角度，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处理小说素材等等。 回到2016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去写乡村小说。至今写了四年，再这么下去，又会陷入不停重复当中，可能又需要去“转型”了。 我有强烈的一个感受，当坐在电脑前，面对文档，去试图写出点东西，真是力有不逮，不说抓耳挠腮，也远谈不上一蹴而就。可作为写作者，文学让人沉迷和满足的，是世界上原本没有这篇小说，你给写出来了。而你，又不知道下一篇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永葆期待。这是我的一点自我感动。 记者：也就是说，区别于此前的“青年焦虑文学”，《都是人民群众》和《余事勿取》一起，既与你之前的小镇青年书写相关，又呈现出一定变化，这样看，你找到了一条可持续的创作道路。 魏思孝：《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加上2020年写完的长篇《王能好》，是我的“乡村三部曲”。现在乡土小说不是个时髦的东西，仅称谓就无法吸引太多人读的兴趣。当然在坚固的文学品质面前，这些都是无效的。 我当时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文学层面抛开 “乡土”，能吸引更多人读进去，与大家固有印象中的“土”划清界限。写法上更凌厉些，克制，简练。这方面我也有个对照，比如美国小说家安妮·普鲁写的有关怀俄明的那批小说，农场主，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之类。 完成三部曲，我其实想暂时不写乡土小说了，这三本书，四十万字，分别从特殊事件、众生相、特殊人物三个层面，算是实现了我文学上的一些想法。不说是对周遭熟悉的人一网打尽，其实也比较全面的速写了。当然，碍于自己的能力和眼界，还不够充分。 接下来的写作，会瞄准乡村中的个体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当然，过几年，或者十来年，我也许还会反过头来继续写乡村，毕竟乡村和人物，在社会和生活中，都会持续变化，那时候，会写出更不愧对的作品。 记者：你此前在一篇访谈里，曾坦言对自己写作的缺点很了解，那你现在是否对“缺点”有一些新的思考呢？ 魏思孝：是有点新思考，不过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新的思考像是对自己的辩解。看书的时候，会经常感慨，我写不出来。比如之前提到的安妮·普鲁小说的句子，那些描述，敏锐度，洞察力，真好，我写不了，不过有些可以。但我最近又想，写作更应该的是契合，契合你笔下的风貌。比如说，我就觉得山东鲁中这片土地的人和事，与我文风是契合的，就是那种简练，直接，冷硬，甚至透露出一种楞。什么魔幻现实，没那么回事。 所谓的缺点（不是缺陷）是不是也是写作者风格的体现？具体来说，比如有的人指出《余事勿取》读起来太干燥，《都是人民群众》像是我个人的素材本。我笑而不语，这些我能不知道？我对自己还是有数的，刻意为之的。 记者：小说人物多有原型，比如卫学金的原型是你的父亲。接下来就得问一个于小说家而言，可能很难表述意义的问题，你认为的非虚构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以及我其实有点好奇，会有村民读这些取材自他们的小说吗？ 魏思孝：他们基本不看书。这几年关于虚构和非虚构的讨论很多。包括我这两本书，读者也犹疑，这是真的吗，太真实了，或者直接认定《都是人民群众》是非虚构，搞得我不得不重申，这只是小说，取材于生活而已。 对于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我从写作者的出发点，当然都是取材于生活。虚构，是你明知真实是什么样子，也要去重新塑造和组合，你和真实中间有块广袤的空间可以去建构。而非虚构，当然是尽可能去接近真实，就算是离真相永远有一段距离，你的创作初衷是不能肆意妄为的。 记者：如你所说，村民们基本不看书，你在一篇《当别人知道你是个作家的时候》的文里，分享了几件村民们知道你是作家后，怎么对待你的事，读完让人想到“隔阂”的真实存在，这样一种“隔阂”对你的小说创作是否形成一些影响呢？比如你观看乡村的视角。 魏思孝：我观察乡村的视角，就是我作品所呈现出的，杜绝猎奇，也杜绝煽情，置身事外又参与其中。隔阂好啊，有隔阂了，可以减低干扰，也更游刃有余。 也有比较热情的村民，试图和我讨论下写作，重点在于能赚多少钱。这很好，令我难堪的可能更是，对我的写作来进行指导，比如，你写我吧，你把我的一生写出来，肯定名利双收。这多没数。当然这些所有的反应，都是我的乡民可爱之处。说白了，我在他们的眼中，无非是通过写作去讨生活而已，什么文学艺术，这都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眼中，舞文弄墨和养猪养鸡，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那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一堆养猪的人当中养的是猴子，这比较稀奇。 记者：距离你的第一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十年，前段时间，在你的朋友圈看到转发一条关于2020新人新作的链接，然后你有点调侃地说了一句：“魏思孝，争点气行吗？”你如何看待“文学新人”这个话题？ 魏思孝：澎湃盘点的2020年度的新人新作，是包含有的写作者小说呈现出了新的气象。我属于此类。至于我说的，是对自身的调侃。对新人，当然是宽容了，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起码一个写作者，在三十岁之前，应该有这样的优待，我早已过了这样的年纪，不配承受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