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修文在2020花地文学榜上发表获奖感言 我在“小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发现身边的“小人物”并挖掘到他们身上的故事的？ 李修文：我笔下所写的这些“小人物”，不是我的审美对象，而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跟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失败，是流离，是落魄，是东奔西走，在命运的维度上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文学创作写不下去了，我就去参与制作电视剧，那几年不像现在这么专业，当时全国充满各种各样的草台班子，项目都非常脆弱，有的时候做一下就夭折了，但是没办法，我身在其中，就得随之起舞，虽然已经努力了，但是结果还是很糟糕。 当生活把你推到这个世界上最沦落最潦倒的群落时，才让我真正走进我要写的人和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的存在鼓舞了我。 羊城晚报：但是从世俗成功标准来看，很难把您界定为一个失败落魄的人？您对成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李修文：虽然我发表作品的时间很早，而且是在著名的杂志上发表，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但是这个也不是成功。哪怕到现在，所谓的作协主席也不是成功，因为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成功与否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还有没有创造力，你的生命是附着在创造力上的。 因为我这一辈子除了写作以外，也没有别的爱好，所以当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像被阉割了一样，尤其是我有长达11年的时间写不出东西来，我指的是文学创作，当时内心非常痛苦。所以我就想办法突破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活路，正是在这结结实实的谋生里头，重新遭遇了生命，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能这样活着，以前我以为我只能写作，现在我还能给人打杂，给人编书、写剧，甚至可以在剧组里面当剧务。 过去抚慰人心的散文今天消失了 羊城晚报：在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创作困顿期后，为什么写作的回归不是小说而是散文？ 李修文：《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两本散文集里的文章，基本上都写在我浪迹天涯的过程中。写作于我而言首先要挽救自己、安慰自己，现在我还能写，我依然有创造的可能。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需要身体、心理、精力各方面漫长的准备，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就是要写作，我就是要随时随地能写作。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这是我的生命需要，倒是没有觉得要对散文负有什么责任和使命，我就是下意识地在写。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当下散文的创作现状？ 李修文：当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毒鸡汤一天到晚盛行，最重要的就是散文不能发挥作用，中国的散文传统到了今天和这个时代无法融合，无法在这个时代里建立一种真正的中国散文的筋骨。过去抚慰人心的很多很重要的散文，到今天为止消失了，变得非常的软弱。 过度专业的文学生活对写作是有害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 李修文：其实我是强调捍卫生活的能力，因为过度专业的文学生活，实际上对于写作是有害的。一个作家应具备正当的生活能力，他应当首先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文人活在世上。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太过于依靠某种审美化的生活。 在这个纷繁复杂、变化剧烈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能不能确保我们自己还有能力进入到这些变化着的幽微深处，去做一个同情者，去做一个将心比心的人。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缝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写作的疆域，这就是我不断去强调生活的重要性的原因，本质上它们是比翼双飞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写作只是我们生活进程的一个印记、一个象征、一个跟随者。 羊城晚报：可以谈一下古典文学给您带来的影响吗？ 李修文：我喜欢上写作或者爱好文学，都是从戏曲开始的，中国古典资源是我写作时非常重要的背景体系和来源。 其实我一直在处理和古典资源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冒犯古典资源的小说，后来写《捆绑上天堂》也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戏曲、话本、传奇里获得一种叙事的能量，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中国古代资源里头所讲述的伦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是禁不住考验的，它是分崩离析的。 而我的写作又是高度依托在这种古典价值基础之上，所以我很快就感到乏力，很难自圆其说，这也是我十几年里写不了东西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羊城晚报：同样是散文集，《致江东父老》跟《山河袈裟》相比有何不同？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不是大家过去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散文。今天散文创作需要冒犯，需要试验，需要动用各种手段。 今天作家的写作，本质上变成了对纷繁密集信息的处理，所以我在散文创作时要用尽可能多的方法，去建设散文这个主体。 羊城晚报：您下一个阶段的创作会主攻哪个方向？ 李修文：我在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但是我的下一部作品已经写完了，是一本关于中国古诗词的。 李修文，1975年出生，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春天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