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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以历时性的俗文化为研究对象，以传世和出土的文献为依据，会通雅俗、融贯古今，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已成为享誉中外的俗文化研究高地，2000年9月被批准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年来在俗文学、俗语言、俗信仰、民俗人类学四大方向深耕细作成就斐然。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年，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在敦煌学领域实力雄厚，是国际知名的敦煌学重镇，在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带领下持续推出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何剑平教授是一位敦煌籍的学者，主要从事佛教文献、敦煌文学、佛教与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采访何剑平教授，分享介绍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与敦煌学的因缘，20年来俗文化所在敦煌学领域的学人和重要成果，以及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工作进展等。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资料图片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推出的部分敦煌学研究成果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网：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是国际知名的敦煌学重镇。回顾研究所的学术历程，请您介绍下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的创建与敦煌学的因缘，在建所前已有哪些主要成果和学术积累。 何剑平：在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建所前，四川大学有关敦煌方面的成果主要是项楚教授奠定的。这样一个历程可以用一句格言来概括，“我本无心有所希求，今此宝藏自然而至”。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的创建与敦煌学的关系应该从项楚教授与敦煌学的殊胜机缘谈起。据《敦煌文学研究漫谈》，项先生从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柢。196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专攻六朝唐宋文学。当时项楚教授潜心研究的对象，是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高涨时期涌现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而这些伟大诗人的不朽作品，恰好是项先生从童年时代起就深深迷恋着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项先生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1976年，项先生从中学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负责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初次接触到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诸如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为弄通敦煌文学中有关佛教的诸多问题，项先生通读了《大藏经》等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不仅积累了敦煌文学研究的许多宝贵资料，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可以说，从这时起，项先生和敦煌学结缘，他的学术活动是以此为开端的。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古典文献教研室同仁合影。左起为国威、罗鹭、伍晓蔓、项楚、何剑平、刘长东、尹富 资料图片 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项先生已开始研究王梵志诗。先后发表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又《敦煌研究》总第4期，1985年)、《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等。《王梵志诗校注》初稿写作于1985年上半年，1987年底，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全文发表。全书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在敦煌变文研究方面，项先生也有卓越的成就，先后发表《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第17辑)、《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敦煌变文词语校释商兑》(《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在此研究基础上，于1990年2月完成了第一部专著《敦煌变文选注》，总计72万字。  项楚教授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学术成果。左图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1987年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全文发表项楚教授《王梵志诗校注》，全书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右上图为项楚教授《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右下图为项楚教授《敦煌文学从考》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资料图片 在敦煌歌诗方面，项先生又陆续出版了《敦煌诗歌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版，巴蜀书社2001年修订本)、《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巴蜀书社2000年修订本)。 这些成果开始将敦煌通俗文学和敦煌俗语言文字的研究相结合，并旁及历史、宗教、民俗等方面，呈现出现代学术综合研究的特色，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赢得巨大声誉。日本著名汉学权威入矢义高先生于1991年、1992年在《中国图书》（日本）就《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刊发书评给予高度赞许。如评《王梵志诗校注》说：“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日本佛教大学中原健二教授也就《王梵志诗校注》评介说:“本书的最大特点可说是注解中的旁征博引，其校勘的精确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识，读者会被本书引用的大量文献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用了佛教经典、《太平广记》，乃至以变文为主的敦煌文献，而且又皆中鹄的，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引而瞠目结舌。”项先生的专著《敦煌变文选注》，被老一辈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评价是“校释精详”，“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潘重规先生专门发表长文推荐《敦煌变文选注》，认为“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禆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以致他“不能自已地逢人‘说项’”，“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 项先生的敦煌文献语词考释的系列论文，曾获得1985年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专著《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获得首届和第二届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项先生是我国唯一连续两次获得这个奖项的一等奖的学者。项先生在敦煌变文、敦煌歌辞、王梵志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荣誉奠定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使成都成为北京、兰州、杭州之外“中国敦煌学的四大重镇”之一，自然也就成为创建俗文化研究所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谈了建所前的学术积累，请您介绍下建所20年来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在敦煌学领域有哪些学人和代表成果。 何剑平：由于项先生在敦煌学的卓越成就，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于2000年9月通过教育部评审，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建所以来，下设俗语言、俗文学、俗信仰和民俗人类学四个研究方向。作为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三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项楚教授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他们分布在国内科研机构或高校工作，许多都已成长为学术骨干。第一届博士生张涌泉的博士论文《敦煌俗字研究》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正是在项楚教授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之下，一批青年才俊秉承了他严谨的学风。严谨治学已成为项门弟子共同的学术品格。四川大学敦煌文学研究方面也令人瞩目，除发表了更多专题性的论文外，还出现了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及学术专著，诸如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四川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巴蜀书社2000年版)，王于飞《敦煌变文写卷著录》(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后出站报告)，汤君《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富世平《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 项楚教授与三位青年学者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2007年4月获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又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论者明确提出“白话诗派”这一概念，对唐前白话诗、以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人以及数十位唐代禅宗诗人、敦煌文献中的禅宗白话诗予以全面清理。该书采用跨学科研究手段，突破了文人诗歌研究的传统路数，将古代文学研究与佛学、文献学、敦煌学等相结合，为唐代白话诗派的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唐代白话诗派研究》（项楚、张子开、谭伟、何剑平著）由巴蜀书社2005年出版 四川大学佛教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在国际敦煌学界也享有盛名，近年出版的论著有《敦煌佛教文献与文学》《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敦煌佛教文学》等。 基地成立以来，科研人员承担了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先后获得部省级优秀成果奖一等奖6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0余项。凭借原有的三个博士点和稍后获批的文化人类学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基地形成了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人才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文献功底扎实、理论素养深厚的俗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人才。诸如张勇（子开）的《傅大士研究》，刘长东的敦煌写本专题研究，尹富的地藏信仰研究，蒋宗福的敦煌变文语词研究，谭伟的敦煌禅籍文献研究，何剑平的敦煌文学研究等，都各具特色。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郑阿财先生的部分学术著作 资料图片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部分学术成果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网：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目前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相关学界同仁很关注项目的情况。请您介绍下的“敦煌变文全集”项目的主要内容、学术意义和进展情况。 何剑平：变文是唐五代流行于中国民间的诸种讲唱文学作品的总称，唐以后失传已久，自20世纪初尘封千年的敦煌藏经洞打开后，变文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中最为热门且贡献最为卓著的领域之一。一百多年来，变文的研究陆续出现了一些汇编之作，诸如：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王重民等六位先生合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4年）、项楚《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黄征、张涌泉撰《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等。其中，《敦煌变文校注》所收最为完备，但由于当时绝大多数敦煌写本尚未公布，因此以上这些敦煌变文专集存在收集不全、校注不周、没有图版核检不便等种种问题。近些年，随着世界各地的敦煌藏卷陆续公诸于世，尤其是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及最后一批“敦煌宝藏”——主要来源于李盛铎旧藏的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敦煌秘笈》775号写卷的全部公布，学术界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变文写本，其中包括原有篇目的增补和新发现的变文篇目，据不完全统计，有待增加的变文写本达近百号之多。 另外，在汇集前人成果较为完备的《敦煌变文校注》出版以后，学术界又刊布了大量相关的整理校勘成果，这些成果散在各处，得失参半，亟待辑集类聚，定其是非，以便读者参考利用。 总之，此前的敦煌变文专集存在收集不全、定名欠妥、校注不周、没有图版、核检不便等种种问题，从而对这些资料的全面、准确利用带来了影响。鉴于上述原因，在项先生的引领和主持下，遂有策划《敦煌变文全集》的編纂工作。《敦煌变文全集》于2014年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95）。本项目旨在对英、法、俄、中四大馆藏及其它一些公私收藏机构所藏敦煌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汇辑所有的变文写本。据初步统计，可望增加的变文写本已有近百号之多。同时在汇集所有写本异文和后人整理校释成果的基础上，对全部变文作品加以汇校和汇注，集前贤整理校释成果之大成。由于变文写本整理校勘特殊的复杂性，误录误校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为方便读者，增加可信度，本书拟尽量采用附载所收变文的全部彩色图版。对录文有疑问，可以随时复核上附的图版。彩色图版与录文对照，是本课题的亮点之一。这在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堪称创举。总之，编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变文全集》。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学术团队合影。左起为张小艳教授、罗鹭副教授、何剑平教授、项楚教授、张涌泉教授、朱兆虎编辑 资料图片 本课题由项楚教授总负责，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张涌泉协助首席专家主持具体工作，复旦大学张小艳教授、四川大学何剑平教授、四川大学罗鹭副教授、浙江大学秦桦林副教授分别为子课题负责人。自2015年起，本课题的部分阶段性成果已陆续在《文学遗产》《中国俗文化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唐研究》等刊物上刊发。目前，本课题正在加速推进之中，可望在本年（2020年）底提交初稿；2021年交互审读，审稿、定稿；2022年出版。 此举将极大助推新时代敦煌变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重构唐五代中国说唱文学的历史，使敦煌文学研究、敦煌语言学研究臻于完整。  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学术文集首发式2019年7月在成都举行 资料图片  《项楚学术文集》2019年在成都首发 本网记者曾江/摄  《项楚学术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网记者曾江/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介绍下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近年在敦煌学领域的拓展，所里学者关于深化敦煌学研究有哪些新的思考。 何剑平：近几年，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已向综合研究方面趋同，关注敦煌文献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如在2016年以后陆续展开的十三五规划项目有周裕锴教授主持的“宋元禅林文学及其东亚传播研究”、何剑平教授主持的“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其东传研究”，就是在充分利用敦煌文献的同时，关注俗文学、俗信仰在东亚各国汉字文化圈的跨文化传播及衍变，这也给学者提出更高的要求。项先生早在80年代即有预见地谈到推进敦煌学研究深入的思考。如认为学者“仍需保持沉潜的心境”“学术创新需要深入思考，提高研究质量亦非一蹴而就，需要忘我的精神投入”（《沉潜的事业》）。此外，主张打破学科划界，采用综合研究手段，“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代学术研究显示综合趋势”，研究敦煌文学若要深入，须“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功夫”，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我们要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那个历史环境，须“拓宽知识领域，方能应付裕如”。再就是研究者须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情境，“我们虽然以研究敦煌文学为方向，可是眼界始终要放得更开阔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某些细节，实际上就是要透彻地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历史环境”（《敦煌文学研究漫谈》）。这些思考对当下的敦煌学研究仍具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