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春华：“英雄山”这个系列名字是怎么来的？《伏击》和《穿插》两部作品，创作想法来源于何处？酝酿过程是怎样的？ 徐贵祥：“英雄山”这座山是虚构的。在我青年时代，我所在的部队先后隶属于原武汉军区和原济南军区。划归济南军区的时候，我是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干事，到军区政治部报送一份绝密材料，早晨起来，在军区大院对面的烈士陵园散步，那个陵园在一个山坡上，就叫“英雄山”，对此我印象很深，形成一个意象，一直蛰伏在思维世界当中。这次写了《穿插》和《伏击》两部长篇小说，结构上“藕断丝连”，从故事情节上讲，各自是独立的，但是从精神实质上讲，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就是英雄主义精神。所以我认为，用“英雄山”这个意象来囊括这两部作品，乃至此后可能还要出现的第三部、第四部作品，是非常贴切的。 康春华：两本书从各自的视角拼贴及还原了一段国共普通军官共同抗日的感人故事。这两个故事的结构非常有意思，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情节特别跌宕起伏，很考验作者虚构的叙事能力。您为何采用这样的结构和叙事方式？您如何看待军事题材小说虚构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 徐贵祥：首先谈谈它们的结构。大的结构是人物命运，《穿插》的主人公原来是红军的战术专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隐姓埋名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为耻，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和信仰，舍生忘死；《伏击》的主人公原来是国民党军官，一个特务，打入红军内部，本来是搞破坏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灵魂觉醒，毅然调转枪口，保护了红军首长，此后被派往抗战前线，灵魂发生裂变，正义复苏，从而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二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向死而生，殊途同归。我写的是中国人的觉醒和英雄气概，结构上一波三折，峰回路转，险象环生，矛盾和冲突始终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悬念迭出，因此扣人心弦。 其次，关于虚构与真实性的关系，我理解，首先，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的，其次，所有的虚构都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符合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这样的虚构具有真实性。非虚构叙事作品强调真实，而小说强调真实性。真实是非虚构叙事文学的生命，真实性是虚构叙事文学的生命。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并不虚假。 康春华：驱动小说叙事、展现人物性格，基本是借助小说视角变化来呈现。《穿插》中以凌云峰第一视角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战争，还原当时国共合作和抗日情境；《伏击》里主要是易晓岚的视角，也交代了谢谷等其他人的历史始末，夹杂着其他配角视角的转换。这似乎是一种创新和突破。您认为这种视角的呈现与塑造英雄、讲述英雄主义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 徐贵祥：多视角进入写作，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谓的现代性，首先是视角的现代性，然后才是视线、视野的现代性。创作英雄山，我确实尝到了“灵异”视角的甜头，其实这个视角同“全能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被用多了，用滥了，用得让人心生疑窦了，变成陈词滥调了。我在这里换了个视角，其实也是雕虫小技。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作者的思想高度，首先是认识论，然后才是方法论。这两部作品，形式上的探索有很多，有的是主动的、设计的，而更多的是被动的、始料不及的，是在写作过程中空降下来的，属于神来之笔。我本人说不清楚有多少技巧、有多少创新，这个恐怕读者比我更清楚。 我们在纪念英雄和烈士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永垂不朽”，什么叫永垂不朽，就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我的观念中，肉体的生命可以被摧毁、被消灭，但是精神的生命永存，特别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英雄”的精神，他们的壮举、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都会被后人或者说会被世界记录下来、储存下来，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就会出现。从技术层面讲，用英雄的“灵魂”来讲英雄的故事，可以造成更流畅、更客观、更直观、更现场的效果。当然，这只是个形式上的尝试，目的还是在于更加顺畅地表现生活中的英雄。 康春华：易晓岚成功地替换共产党的凌云峰，真正的凌云峰成为了国民党军官楚大楚，他们成为“别人”后依然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剿灭日寇。这种斗智斗勇的谍战小说情节，在小说中显现为一种英雄的理想情怀与浪漫主义气息，以及“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担当。作为创作者，您是如何呈现这些品质的？ 徐贵祥：我研究过大量的军史、战争史，也接触过一些战争亲历者和目击者。站在作家的立场审视，这些人物经历不同、命运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的背景下，我注意到英雄的一个普遍特质，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首先，他们是人，并且同样是中国人，中国人身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都有。而在抗战的背景下，几千年积淀的英雄文化，在所有的中国人的身上都被激活了。是的，这两个人都成为了“别人”，但是这个别人不是“别人”，而是英雄，这个“别人”身上的英雄气质，一旦同自身的英雄理想融合，爆发的英雄动力、能量就会成几何倍地增加，所以这些人在战场上能够表现出超常的勇气和智慧、力量，因为实际上这两个主人公，都是１＋１，一个英雄加上另一个英雄，一个人不仅要为自己战斗，还要为另一个英雄战斗，具有双倍的精神和勇气。这样的构思，在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有些神奇，有些神来之笔，也许是那些英雄的在天之灵在帮助我吧，让我不仅是一个作家，同时也被赋予了英雄的力量。 康春华：与您此前的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体现了更具广阔意义的家国观念。面对日军侵略，无论是凌云峰、易晓岚，还是谢谷、安南，都因拯救中国而同仇敌忾。您曾提到一直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在您看来，当代作家应当如何用更丰富的文学创作来向读者真切传递这些家国观念与爱国情怀？ 徐贵祥：不客气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或者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是比较淡漠的，那时候只有皇帝，只有朝廷，而朝廷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所以老百姓并不把朝廷当作国家。但是近代以降，特别是晚清以来，世界先进文明进入中国，一批有志之士忧国忧民，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特别是对“国家”这个概念逐步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终于知道了，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姓李、姓赵、姓朱、姓爱新觉罗，国家的好坏同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大家有了主人公的意识，为自己而战。我个人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得最为深刻的时期，激活了华夏土地上家国天下的历史文化，举国上下，大江南北，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中华儿女投笔从戎，枕戈待旦。在那高高的山岗上，在那深深的密林里，在那皎洁的月光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战争的风暴席卷了每一寸山河，战斗的激情灼烫了中国人的每一根神经。 我们现在书写抗战英雄，固然是为了挖掘和讴歌我们的民族英雄，事实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告诉历史、告诉世界、告诉未来，中华民族不再是一盘散沙，中华民族一旦觉醒，就会众志成城，就能够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