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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可能世界理论并非是从20世纪后期才引入诗学研究的，早在18世纪，莱布尼茨提出可能世界这个概念时，就率先使用文学作品来做例证。沃尔夫为可能世界理论运用于诗学领域打下理论基础，而鲍姆加登和戈特舍德等人真正把可能世界理论引入诗学研究。瑞士诗学则把可能世界诗学在18世纪推向了最高峰。本文全面考察和评述了18世纪可能世界诗学发展的情况及其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为全面理解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关键词：可能世界 莱布尼茨 鲍姆加登 戈特舍德 瑞士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理论”[项目编号:18FZW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 可能世界理论近年来引起了国内文论界的广泛注意和兴趣。一般认为，它主要是指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叙事学领域，由帕维尔(T.Pavel)、多勒泽尔(L.Dolez?el)、玛丽-劳尔·瑞恩(Marie-Laure Ryan)等人借鉴和引进美国哲学家克里普克（S.Kripke）等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于文学研究，而形成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后经典叙事学新派别。可能世界语义学是由克里普克等人在20世纪中叶为适应模态逻辑的快速发展，重新启用和改造莱布尼茨（G.W.Leibniz）的可能世界概念创建的一种模态逻辑语义学理论。正是这个理论使可能世界概念广为人知，名扬天下，并逐步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门术语，今天正广泛应用于人类思想和文化各研究领域。 西方文学学者运用这个概念和理论对文学叙事作品建构的虚构世界的内部结构、类型及其构建的虚构话语的真值问题，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学派也在1990年代获得西方文论界的普遍承认。不过，很少有人认识到可能世界概念及理论介入文学研究，并非是从20世纪才开始，而是早在18世纪莱布尼茨提出这个概念之时就已经发生，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并不只局限于叙事学，而是广泛地涉及到整个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包括文学虚构、创造性和想象力、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文学的自身独立性等问题。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理论研究既有扬弃18世纪的一面，也有与18世纪研究一脉相承之处。如果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更好地理解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理论研究，弄清可能世界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贡献和发展的前景，那么18世纪的可能世界诗学研究则不应被忽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18世纪可能世界诗学研究做一简明的考察和初步的评价。 一、 可能世界这个名词最早在中世纪就已流传，在苏格兰神学家约翰·邓斯·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的经院哲学著述中就已出现。不过学界普遍认为，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还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其1710年出版的《神义论》（Theodicy）一书中提出的，克里普克重新启用的也正是来自莱布尼茨的这个概念。莱布尼茨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决宗教哲学中由来已久的神义论问题，即为上帝正义辩护，解答全知全能至善的上帝何以会创造充满无数不幸、灾祸和恶性的现实世界问题。简言之，为了论证上帝的正义性，莱布尼茨对基督教上帝创世观点做了重要的发挥和特殊的理解，他认为上帝创世时，心中其实存在着无数的可能事物及其组合而成的可能世界，而现实世界则是上帝由其至善的本性出发，从无数可能世界中选择并创造的，这个选择出来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由此凸现上帝对人类和我们居住世界的仁慈和正义。所以可能世界首先是个神学概念，它存在于上帝心目中，是个形而上的概念，并在上帝创世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是上帝选择的备选对象，没有无数的可能世界，上帝就没有对象可选择，也就无法创造现实世界；其次，在此基础上，莱布尼茨把现实世界纳入可能世界系统，并提出了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观点，不仅为上帝正义辩护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且还哲学提供了一个超越单一现实世界的多元世界框架:再次，莱布尼茨还运用矛盾律和他自己创造的充足理由律来界定和阐释可能世界概念，采用理性和逻辑的方法论证可能世界的特征，依照他的观点，只要可能事物之间的组合不产生矛盾，就能构成一个共存的可能世界。而每一个可能世界里共存事物之间及其自主运动的法则，都要满足充足理由律，才能像钟表一样相互协调、和谐有序地发展。这些都构成了可能世界理论的最初思想，也成为20世纪哲学和逻辑学领域重新改造这个概念，即在完全抛弃神学色彩之后而重建可能世界理论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把可能世界与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莱布尼茨本人，“莱布尼茨经常把小说比作一个可能世界”。在《神义论》中，就多次出现这样的例子，例如在上篇第10节，莱布尼茨写道：“人们固然可以想象存在着没有罪和没有苦难的可能世界，可以由此创造出某种如虚构故事、乌托邦和塞瓦拉伯斯之类东西。但这种世界却远远不如我们的世界”。莱布尼茨明确将虚构作品、乌托邦和小说作品明显划归到可能世界范围中。塞瓦拉伯斯是17世纪新教作家威拉斯（D. Veiras， 1635-1685）所写的乌托邦小说《塞瓦拉伯斯纪事》的主人公。此书于1675年和1677年分别在伦敦和巴黎出版。在中篇第173节，莱布尼茨写道：“我不相信一个斯宾诺莎信徒会主张，人们所可能虚构出来的一切小说，真正存在于或者曾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抑或将存在于宇宙的某一个地方。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否认，像斯居德丽小姐的小说或屋大维娅那样的人是可能存在的”。斯居德丽小姐（Scudéry,1607-1701）是17世纪法国小说家，屋大维娅是历史上罗马帝国屋大维的妹妹，罗马军事和政治领袖安东尼的妻子，斯居德丽根据她的真人真事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在当时的欧洲文坛上享有盛誉。莱布尼茨在此不仅明确地将小说归为可能世界，而且也将小说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事实上，早在1679年《论自由》(On Freedom, 约1679)中，莱布尼茨就明确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不可否认，许多故事，特别是那些我们称之为小说的，被认为是可能的，即使他们并不实际发生在这个由神选择的特定宇宙系列中。除非人们想象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存在某个诗学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不列颠的亚瑟王在大地上流浪，高卢的阿玛迪斯，以及难以置信的，由德国人创造的迪特利希·冯·伯尔尼”。亚瑟王（King Arthur）是古不列颠最富传奇色彩的国王，英国中世纪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阿玛迪斯（Amadís ）则是法国16世纪广泛流传的骑士小说《阿马迪斯·德·高拉》中的主要人物；迪特利希·冯·伯尔尼（Dietrich von Bern）则是德国中世纪最著名的神话人物之一，是德国无数英雄歌谣、史诗和传奇故事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外，莱布尼茨还在许多书信上谈及将文学作品作为可能世界的例子。例如在1714年给布尔盖（Louis Bourguet）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不仅再次谈到小说的虚构世界是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而且还按照《神义论》中可能世界转换为现实世界的充足理由律来类比，他写道：“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为了知道《阿斯特莱》（Astrea）的罗曼史是否是可能的，就必须要知道它与宇宙间其他事物的联系’。但必须知道的是它是否与这个宇宙世界其他事物是可以共存的，于是，就要知道这个罗曼史是否在过去、现在、或将来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发生过……但是《阿斯特莱》是否是可能的，在一个绝对意义上是另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任何矛盾。然而，为了使这部小说事实上存在，宇宙的其他事物也必须与小说本身完全区别出来”。按照莱布尼茨的哲学观点，一个特殊事物或偶然真理，其自身没有矛盾，它就是可能的，所以莱布尼茨认为，《阿斯特莱》是否是可能的，不需要知道它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只要它自身没有矛盾，那就是可能的,这遵循的是矛盾律。但是要知道《阿斯特莱》这个传奇是否真实存在过，那就还要看它和这世界的其他事物是否存在着联系，是否与现实世界的事物具有“可共存性”，是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真的在现实世界中发生过。这遵循的是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可见，莱布尼茨是严格按照矛盾律和他的充足理由律来论证的。 需要指出的是，莱布尼茨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可能世界的哲学含义和逻辑意义，而不是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虚构世界性质和特征。但他能这样做，即把文学作品的虚构世界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看到了两者的相似性，即它们都与现实相区别。用当代学者罗侬（Ruth Ronen）话说，文学虚构世界“像可能世界一样，在世界上是非实际化的”，这也是今天把文学虚构作品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最重要的一个根据；二是与莱布尼茨对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解有关。与传统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奥古斯丁传统不同，莱布尼茨并不侧重强调上帝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甚或完全对立和隔绝，相反他认为人不仅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人与上帝具有同构性和类似性，区别只是在程度上，因而人也与上帝一样，具有一定的理性、道德和自由意志，甚至创造能力，当然这些能力是有限的，无法与上帝具有的无限的完善性相埒。费尔巴哈由此称莱布尼茨的上帝观念实质是“人的典范、人的理想”。这样的理解造成的后果是：第一，与上帝心目中存在无数可能世界类似，在人的观念和心目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可能世界，当然，人的头脑中的可能世界的数量是无法与上帝相比的；第二，与上帝具有创造世界能力类似，人也具有一定的创造世界能力。在《关于自然与神恩的基于理性的原则》中，莱布尼茨指出人的“心灵不仅具有对神的作品的知觉，甚至还能创造类似它们的东西，尽管是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因此，人在他自己的世界或者在他以自己的方式管理的微观世界里，就像一个小上帝；他有时在那里创造奇迹，他的艺术也常常在模仿自然”。当然，人的创造能力是有限的，无法与上帝拥有的绝对完满能力相比。不过，莱布尼茨肯定人具有类似上帝那样的创造和创世能力，因此莱布尼茨非常自然地将文学作品比作可能世界，并开创了把文学作品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的源头。 莱布尼茨之后最重要的德国唯理主义哲学家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他本人也是莱布尼茨的忠实信徒。黑格尔曾这样评价他的理论：“沃尔夫的哲学与莱布尼茨直接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哲学，真正来说，乃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一种系统化，因而也被称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 这种理性主义哲学在康德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发展之前一直在德国占统治地位。沃尔夫也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做法，用文学虚构作品来解释可能世界的概念，在《论上帝、世界、人的灵魂和一切事物的合理思想》(Vernünfftige Gedanken von Gott , der Welt u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1720) 一书中，他用一种简明易懂的方式这样表述，“我们也可以通过提及的创作的故事，通常我们称之为小说的来阐述（可能世界）。如果这种叙述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安排，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存在，那么我必须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然而，如果我们问，它是否实际发生与否，那么很明显，我们发现它与真实的事物相矛盾，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它变成真实之前，它仍然是空缺的，只有到这个世界之外去找……以另一种事物的安排，即在另一个世界中……因此，我必须把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看作是发生在一些其他世界上的事情来叙述，这是真的”。多勒泽尔认为这段文字也可以作为“莱布尼茨虚构性观点的标准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西方学界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沃尔夫在哲学理论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只是对莱布尼茨的理论亦步亦趋的看法，认为沃尔夫对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方面贡献更大。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是康德美学思想出现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学思想，西方学界近年来认为，在德国在理性主义美学中，莱布尼茨因其哲学理论的奠基影响被尊称为德国美学的祖父，沃尔夫则是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则为美学之子。尽管鲍姆加登由于首先给美学学科命名而经常被称为“美学之父”，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有更好的理由授予沃尔夫。因为，与莱布尼茨很少自觉关注美学不同，“沃尔夫对艺术——在古典的宽泛意义上——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并在他的体系中赋予它们中心地位。此外,他提出了艺术的一般理论，想象力的详细理论，以及明确的美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被沃尔夫的接班人吸收了”。沃尔夫何以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要如此重视艺术、想象力和美的理论？一个原因在于，沃尔夫认为哲学不仅是一门可能的科学，而且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为此必须了解它是如何变成现实的，这就有必要研究经验。这个逻辑完全是莱布尼茨神学可能世界理论的哲学翻版。可见，沃尔夫并不是一个无视经验知识的教条理性主义者，相反他反复强调过哲学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上，他理想的知识是理性知识和经验知识相互依存的。应该看到，沃尔夫的这个观点实际上还受到18世纪时代氛围的影响，由于经验主义的崛起，近代理性主义已经很难再把感性获取的知识排除在真理之外了。莱布尼茨已经不得不调整理性主义观点，把真理不得不划分为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两个部分，向经验主义做有限的让步。沃尔夫也继承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也要给经验和感性留出一定的位置，这就是他为什么在哲学体系中重视艺术哲学和想象及美的理论的原因所在。沃尔夫对理性主义美学贡献巨大，弗雷德里克·贝泽（F.C. Beiser）在挖掘和总结沃尔夫在美学史的意义时，强调了三点，其中第二点就指出“沃尔夫的认识论使艺术家的想象摆脱了模仿现实原则的束缚，因为他的认识论把真理扩大到了可能世界。如果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可能世界，他就仍然在真理的范围之内，因此他没有必要复制现实世界，‘一部小说’，沃尔夫说过一句名言，就是‘一个可能世界的历史’”，这是沃尔夫在他的《形而上学》第571节上提出了一句当时影响非常大的名言，它明确地利用可能世界理论为艺术和艺术家的工作寻找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合法性的空间，推进了莱布尼茨把文学虚构世界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的观点。 不过，正如多勒泽尔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强调的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使用虚构世界是为了哲学目的，是为了解释可能性的逻辑范畴。可能世界思想只有当它被整合到文学思想系统中时，才能进入到诗学”，而这个工作则是由沃尔夫的一批杰出弟子完成的。 二、 真正把可能世界理论运用于诗学研究并首要地用于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主要是沃尔夫的一批弟子，包括鲍姆加登（A.G.Baumgarten）、戈特舍德（J.G.Gottsched）和瑞士诗学的博德默尔（J.J.Bodmer）和布莱丁格（J.J.Breitinger）等。他们都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的影响，和老师沃尔夫构成了当时很有影响的“沃尔夫学派”，并分散占据了德国各大学的哲学教授讲席上，对18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鲍姆加登在他21岁，即1735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诗的哲学默想录》(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中，就运用了可能世界理论来探讨了文学虚构问题。他把诗的虚构划分为三种类型：真实的虚构、异界的事物和乌有的事物（乌托邦）。真实的虚构是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异界的虚构是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里，但是却可以在可能世界发生。而乌有的事物则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绝不可能发生的。鲍姆加登只承认诗意存在于真实的虚构和异界的虚构，反对将诗歌置于虚构的乌托邦类型，因为它违反矛盾律，“在诗的虚构中绝无自相矛盾的事情”。而真实的或异界的虚构则不存在自相矛盾，所以“不论真实的或异界的虚构在一定条件下都是一首诗所必须的”，虽然“诗创造的真实性是极为不可信的”但“它们的非实在性和它们在异界虚构中的地位却是可信的”。鲍姆加登明显是根据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来给文学虚构分类并加以评判的，并在此基础上，为诗的虚构进行辩护。在另一处，鲍姆加登在谈到诗歌内部表象之间的联系和组织时，他提出“诗人宛如一个制作者或创造者。所以一首诗应该像一个世界。由此类推，凡是哲学家关于现实世界所能了然若观的，也就是一首诗所应该掌握的”，也就是说，鲍姆加登认为诗歌内部各要素的组织，应该像莱布尼茨赋予世界的内部各要素，是和谐地组织的。艾布拉姆斯认为他在这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为“他拓展了异样世界，使其符合对所有诗歌作品的重新安排”，“对哲学家们来说，关于这个现实世界显而易见的是，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决定了组成世界的各种要素之间的次序和相互关联，并且，现世秩序的根本‘原则’是‘世界中的事物连接不断地展示造物主的光芒’。照此类推，诗所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也有其内在的自身规律，决定了诗歌表达的次序和关系”。在这里，鲍姆加登不仅把可能世界概念推广到所有诗的范围，而且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强调了诗的独立性。鲍姆加登是完全接受他老师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的，不过在接受这个体系的同时，他也发现了这个哲学体系存在重大漏洞，即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虽然给感性留出了位置，但却认为这是一个理性和逻辑无法进入的混乱领域，因此他要建立一个感性学（Aesthetics）科学，即美学，来弥补这个唯理主义体系的缺陷。在他著名的《美学》一书中，可以看到，他也大量运用了可能世界理论，以“另一世界”或“新世界”这样的术语来探讨审美虚构作品的真实问题以及作品内部的协调组织问题，甚至他还超出诗的范围，把可能世界适用范围扩大到绘画和雕塑等更多的非现实的虚构领域，如他在书中提到，“一个作者——不管他是散文作家还是诗人，不管他是画家还是雕塑家或是别的什么——想要引导我们进入那个新的世界，根据作者必须通过艺术加以实现的意图，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起来，它是最好的吗？” 戈特舍德是沃尔夫首批弟子之一，是18世纪莱比锡派的主将，也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影响，是沃尔夫学派中第一个研究和著述诗学的人物。他对诗学的兴趣主要来自他对德国戏剧的关心。在18世纪初，大部分戏剧仍是诗剧，因此德国戏剧的复兴和启蒙的前提是德国诗歌的改革。戈特舍德致力于在诗学领域推广沃尔夫艺术哲学原则，其中他把沃尔夫涉及的可能世界理论与创造性和想象力理论结合，并运用于阐释诗的模仿理论，取得了很大成绩。在1730年出版的为德国诗歌设定标准的主要著作《批判的诗学》(Critische Dichtkunst)中，他虽然追随亚里士多德，首先将诗的概念界定为诗是对自然的模仿，但他也指出，这只是诗的属，而不是诗的特殊之处。戈特舍德提出诗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想象来模仿自然的，因此诗歌对自然的模仿，不是指狭义上的模仿，即它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它想象的更广泛的意义上，即在某些假设情况下能够、应该或将发生什么的模仿。他还从语源的角度证明，诗歌的德语词源Dichtung或dichten的意思就是发明或想象。在阐释想象力问题上，戈特舍德运用了可能世界理论，他在1733年出版的《世界智慧的第一因》(Erste Gründe der gesammten Weltweisheit)中认为有两种想象力:一种是简单地再现事物，一种则是在经验中完全创造一个新的事物。他明确提出诗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属于后者，他有权创造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这样,模仿自然就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所给予的东西，而是以与自然相同的方式创造，就像自然创造万物那样。在现实世界中，诗人应该像自然一样创造，在他想象的世界中使事物的多样性或完美统一起来。因此，诗人模仿的是自然的生产力，而不是它的产品。由此戈特舍德把诗定义为一种发明的力量，通过诗人创造自己想象世界的能力，使诗人脱离现实世界。戈特舍德的这样阐释，使想象与模仿具有兼容性的。他还具体将模仿区分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对自然界所给予的事物的密切描述，这是最低级的模仿形式；第二种是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人将要或应该做的事情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再创造；第三种则是想象或幻想，这是“所有诗歌的来源和灵魂”，在这里，艺术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或宇宙，遵循自己的规律，不过戈特舍德从他的理性主义出发，认为故事背后仍有道德目的或真理。对戈特舍德来说，想象与模仿的结合“主要是寓言”。寓言既可真也可假，说它是真的，是因为它包含了深刻的道德教训，而说它是假的，则因为它把这个道德塑造成一个虚构的外壳。因此，戈特舍德给寓言做了更精确地定义：“这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包含隐藏的道德观点的叙述”。很显然，“戈特舍德试图通过呼吁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学说来为寓言辩护。他写道，诗人的幻想世界就像莱布尼茨的一个可能世界。只是在一个可能的世界里，如果一切都是由一个原因支配的，就会有真理，所以，如果一切都是按照主题组织起来的，那么艺术家的创作中就会有真理。在这里，戈特舍德再次提醒我们关注沃尔夫的格言，即小说是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历史。” 可以清楚看到，戈特舍德运用可能世界理论不仅为诗人的想象和创造工作给予了合法性位置，而且还改造了传统的模仿论，使其与想象力相容。 与戈特舍德、莱比锡派爆发激烈论战的瑞士苏黎世派，同样青睐可能世界理论。尽管两派在德国启蒙运动引进外来先进文化问题上存在英法之争，但对于可能世界运用于诗学研究却是目标一致的，甚至思维也有相近之处。苏黎世派的两位重要批评家博德默尔和布莱丁格在思想上一方面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有关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论述影响。与戈特舍德的想象和创造理论不同的是，他们主要将艾迪生的想象理论与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结合起来，来解释诗的创造过程，显得更为彻底，最终，如同多勒泽尔所论，代表了“一个新的非模仿论诗学的出现”，对诗的传统理论模仿论提出挑战。虽然他们也从诗模仿自然这一当时流行的信条出发，但博德默尔和布莱丁格有意扩大了“自然”概念含义，将它与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概念相一致，这样，诗歌模仿的对象，就不仅包括现实世界，也包含无数的可能世界。他们把模仿论的焦点有意从现实世界转向了无限的可能世界，在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的区别观点后，用它作为可能世界诗学的论点：“诗歌艺术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它几乎不从现实世界中借用原型和模仿的材料，而是从可能世界中借用……正因为诗歌不仅能够模仿真实的自然，而且同样也能模仿可能性中的自然，它的艺术力量才能触及到自然自身的力量……诗的恰当行为和原则是模仿可能性的自然”。这样诗的模仿实质是把可能事物转变为现实世界中的虚构存在。由于可能世界具有无限性，所以诗人就获得了与自然同等的无限创造力，由此诗通过想象所创造的世界与自然创造的现实世界是平行的，不再成为现实世界的附庸，处于第二地位。通过这一系列调整，瑞士诗学构建的可能世界诗学理论，表面上仍然是诗的模仿理论，但实质是可能世界的创造理论，是一种新的文学创造论。 值得注意的是，瑞士诗学在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探索诗学问题时，要做得更为全面和深入。例如在强调诗的内部世界自成一体，内部各要素和谐统一的观点外，瑞士诗学还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对诗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布莱丁格在《批判的诗学》(Critische Dichtkunst)提出了一个诗的神奇理论，神奇理论也就是惊奇（惊异）理论，即对诗中描述的事物与现实事物的差距感到惊奇，两者距离之不同则形成虚构的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寓言的世界，是无生命、非人类事物的栖息地，但它却显示出像人一样的身体和灵魂，以及理性行为和选择；二是伊索（寓言）世界，是动物和自然物栖息地，它们被赋予了更高的本质、思想、选择和寓言；三是最高类型的神奇是由不可见的精灵世界构成，这样的文学作品分享了神话和宗教。 这在20世纪逻辑学“通达”（ accessibility）概念引入之前，瑞士诗学就已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阐释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关系，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再如瑞士诗学还首次将可能世界理论与语言符号学联系起来，布莱丁格本身就是语言学出身，他指出诗歌语言类型具有一个特定的唤起功能，即能唤起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诗的虚构世界。这是其他语言类型都没有的。他还认为诗歌文本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具有潜在的唤起功能。这些观点不仅与20世纪形式主义区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的观点相通，而且也与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众所周知，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结合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这是受到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影响。而瑞士诗学则提早两个世纪就尝试做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探索。总的来说，瑞士诗学对可能世界理论的运用是大大超过前面几位学者的，他们使可能世界在诗学中的运用在18世纪达到了最高峰。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早在18世纪，可能世界概念和理论就介入到文学（诗学）研究中，并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解答这些基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主要可以概括如下几个问题： 一，涉及到文学虚构问题，在18世纪，德国学者将可能世界理论引入诗学，还主要是为文学虚构辩护。可能世界概念与虚构概念有天然联系，可能世界理论事实上提供了一个超越单一现实世界的多元世界框架，这为文学虚构问题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虚构事物不存在在现实世界，而是可能存在于可能世界，这就为文学虚构开辟了合法性空间。20世纪的文学可能世界研究延续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思路，只是考察对象更为集中于虚构话语的指称与真值问题，运用的主要是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工具。但在思维框架上仍然是可能世界理论提供的多元世界框架。 二，涉及到文学的想象和创造理论问题，18世纪是高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德国学界深受和引进英国经验派学者的想象和创造理论，并将它们与本土的可能世界理论结合起来，把文学创作过程阐释为运用想象力将诗人心目中的可能世界转化和创造为现实世界的过程。这种理解大大促进了流行几个世纪的“模仿”含义转向“创造”含义，突破了传统模仿论的主流地位，促进了创造论诗学的发展，为后来“文学”现代含义（即以创造性和想象力为核心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进工作，这是18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对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涉及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这个传统问题，18世纪的文学学者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初步突破了文学反映和依附现实世界的观点，开始从两个世界的关系上考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仍得益于可能世界理论提供的多元世界框架，而不再仅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世界框架内考虑问题。可能世界理论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维空间。20世纪的文学可能世界研究延续了这一点，并依据可能世界理论更明确地指出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独立和平行关系，但也通过“通达”关系概念，保持了文学与现实世界以及文学作品不同世界之间的跨界联系，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文学与现实关系最先进的理解方式之一了。 四，初步提出了文学（艺术）独立性或自治性的诉求，18世纪的德国学者在把诗(文学)看作是可能世界时，都根据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观点，强调诗的世界自成一体，拥有自身逻辑规律，世界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组织和联结。这种“异世界模式”孕育和包含了艺术自治性和独立性观念，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19世纪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和20世纪文学自治性观念的流行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更是高扬这个观点，他们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工具，对文学叙事作品的虚构世界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确保了文学作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这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上面第二点，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基本上都延续和涉及到上述文学理论问题，虽然其重心在叙事理论方面。因而了解18世纪的可能世界诗学研究，对认识和把握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不过，仍有一个疑问要提出，即可能世界理论在瑞士诗学达到高峰后，似乎并没有在文学研究领域保持和发展下去，好像只是风光一现，成了一个短暂的历史事件。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影响了它的诗学发展，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首先是个神学概念，把它移植到诗学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从沃尔夫到戈特舍德，以及瑞士批评家，实际上都赋予了文学虚构、想象和异世界模式以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这既是它后来被浪漫主义文论吸收，成为确立文学现代含义一个不可或缺的宗教因素，同时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宗教神学地位逐渐式微而不可避免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因素。到19世纪文学研究思潮随着哲学和社会思潮从抽象思辨迅速地转向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思潮的崛起，对可能世界这样的带有神学色彩的概念在诗学中的影响和发展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正如多勒泽尔指出的，18世纪的可能世界诗学发展，虽然对模仿论形成挑战，却没有完全取代模仿论，鲍姆加登、戈特舍德和瑞士批评家都没有彻底废除模仿诗学，而是试图通过新的阐释，将可能世界的新思想移植到旧的诗学理论中，甚至是在模仿论的旗号下发展和阐释的，这种不彻底性影响了可能世界诗学的发展。实际上整个18世纪是西方诗学一个新旧交替的漫长过渡时期，上述这类情况的出现正反映了这一过渡时期的时代氛围。此外，就可能世界概念而言，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在18世纪是难以解决的。可能世界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它只是一种假设的存在，在18世纪，人们还不可能对可能世界本身进行哲学思考，它的本体论地位至今都是哲学领域中一个争议极大的基础问题。这也影响了可能世界概念和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正是这种种原因导致可能世界理论在诗学的发展后继乏力。但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可能世界概念和理论并没有在诗学和美学中完全中断，而只是以文学创造的“第二自然”、“另一世界”、“新世界”或“新天地”等不同术语，出现在18世纪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就这个意义上看，18世纪开始的可能世界诗学一直在延续和发展，18世纪可能世界诗学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仍然影响着今天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