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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交际的成功在于听话人H通过话语的命题P，基于会话原则推断出说话人S传递的交际意图Q。显然，如何识解话语的命题便成为识解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关键。后格赖斯语用学提出了识解话语命题意义的不同语用过程，然而忽视了识解话语命题意义的认知机制问题。本文从语法-语用互动关系视角提出语用规约是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试图从理论上弥补二元语用学研究的缺陷。 关键词：话语识解；认知机制；语法-语用互动视角；后格赖斯语用学 作者简介：张绍杰，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态；时态；语气语法范畴统合下的语法与语用互动关系研究” (14AYY022) 资助。 1. 引言 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交际的推论模式 (Inferential Model for Communication) 。根据推论模式, 成功的交际取决于说话人传递交际意图, 且其交际意图被听话人所识解1, 即言语交际是说话人传递的交际意图被听话人所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可描述为:说话人S说出话语U表达命题P, 听话人识解命题P, 并根据会话原则及其准则推断出说话人传递的交际意图Q。 格赖斯根据交际的推论模式, 将交际的内容划分为所言 (what is said) 和所含 (what is implicated) 。根据格赖斯的解释, 所含依赖于所言, 也可以说是由所言决定的, 但所言又依赖于所含, 似乎所言既决定所含同时又被所含所决定, 这就在理论上导致了格赖斯循环 (Grice’s Circle) (Levinson 2000:186) 。因此, 对所言的识解便成为对所含认知的关键。这就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到底所言是如何被识解的?后格赖斯语用学尚未对这一理论问题给予回答。本文试图从语法-语用互动视角探究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问题。 2. 交际推论模式的共性与缺失 现有的语用学理论模式都可称为交际推论模式, 区别于传统上的交际代码模式。这些理论模式包括: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模式、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模式、关联理论明示推论模式、真值条件语用学模式和默认语义学模式。综观考察, 这些理论模式存在共性, 也存在理论上的缺失。 2.1 共性:话语识解涉及二元推论 从不同交际推论模式的“所言”观2可以看出, 话语的识解涉及两类性质不同的语用过程:一是对说话人所言 (话语) 所表达的命题意义的识解, 二是通过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对说话人意图的识解。换言之, 话语的识解涉及二元推论:首先是对话语表达的命题内容的理解所涉及的语用推论, 其次是对话语表达的说话人意图的推论。这些推论模式可统称为“二元语用学” (dual pragmatics) (Borg 2004) 。 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区分“所言”和“所含” (Grice 1975) , 并明确表明, 话语意义是识解说话人意义的出发点, 基于话语表达的命题再识解说话人意图。关联理论区分明示内容和隐性内容, 进而提出, 首先要识解话语表达的信息意图, 然后通过信息意图再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Sperber&Wilson1986/1995)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通过对一般会话含义性质的分析, 阐释了对话语的理解过程, 首先需进行前命题的语义解释, 然后再进行后命题的语用解释 (Levinson 2000) 。真值条件语用学区分主要语用过程和次要语用过程, 表明对话语的识解, 首先涉及对自下而上的真值条件命题内容的解释, 然后再对自上而下的说话人交际命题内容的解释 (Recanati 2004, 2010) 。默认语义学区分首要意义和次要意义, 并明确提出, 首先要对首要意义即命题意义给予解释, 然后再对次要意义即附加意义进行解释 (Jaszczolt 2005) 。 上述理论模式都是基于“语言不确定论” (linguistic underdeterminacy thesis) 的假设, 即“句子的语言编码意义完全使说话人在发话时表达的命题具有不确定性” (Huang 2007:5) 。简言之, 话语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需根据使用的语境才能加以确定。这一理论假设成为话语识解二元推论的理论基石。 2.2 缺失: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回顾语用学的发展, 无论是经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还是关联理论所提出的交际推论模式, 都试图依据语用原则解释会话含义 (说话人意图) 。格赖斯开创了依据合作原则解释会话含义的先河, 但对与语言形式有关的规约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尚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意在对经典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大量的级差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被发现, 而且证明与语言的形式或结构有着内在的联系 (Horn1984;Levinson 2000) 。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些含义现象是按照“常规关系”根据简约了的会话原则进行推导的, 但尚未区分话语的真值条件内容与说话人使用该话语表达的交际意图之间的差别。关联理论虽然发现明示内容与隐性内容之间的差别, 但是依据关联原则难以解释明示内容与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区别。例如: (1) He was hungry and fell down. (2) He didn’t eat anything and fell down. 例 (1) 和 (2) 表达相同的明示内容, 但就描述摔倒的原因而言, 都是最大关联, 很难分辨哪个能获得最佳关联的效果。 真值条件语用学充分注意到, 话语表达的真值条件内容或命题内容与说话人在语境中意在表达的交际命题内容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 而且提出话语表达的命题内容是依赖语言直觉进行的语用充实, 即根据可及性原则 (availability principle) 的语用充实 (Recanati 2004) 。但是语言直觉同认知效果有时并非一致, 更重要的是, 语言直觉与认知怎样关联?这样的问题未能给予回答。 默认语义学为了避免前人的理论分歧, 提出真值条件内容包含各种不同的信息来源 (语词和结构、社会文化和世界知识默认、认知默认和有意识推论) , 话语的真值条件意义是并合表征 (merger representation) 的结果, 而且提出语义、语法和语用处在一个层面, 不存在句法限制问题。例如: (3) You are not going to die. (4) You are not going to die from this cut. (5)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根据默认语义学, 说话人说出 (3) , 表达的话语意义 (首要意义) 可能并不是该句子的语用充实 (4) , 说话人表达的首要意义也可能是 (5) 。也就是说, 首要意义不必等同于句子编码的意义, 甚至不必等同于对句法形式或逻辑形式的扩展。这不但否认了话语的命题意义是语用推论的始点, 而且“二次有意识推论”暴露其理论内部的不一致性3。 综上所述, 各种交际推论模式, 虽然提出话语的识解涉及二元推论, 即首先识解话语的命题内容, 然后再进行语境驱动的含义推导, 但是都未提出或明确提出话语命题内容的识解机制问题, 也就是说, 尚未回答听话人依赖什么识解话语表达的命题内容问题。 3. 语法在话语识解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语用的关系 生成语法理论主张句法自治, 把句法在形式语言学中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而语用学过分强调语境而忽视语法的作用, 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今动态句法研究表明, 句法与语义和语用发生互动关系, 句法的不确定性和概念的充实涉及语用过程 (Marten 2002;Van Valin 2008;Wu 2017) 。语用-语法界面研究也证明, 对各种非规约意义, 如一般会话含义等, 以及不同的语言现象, 如复指 (anaphora) 、话题结构等, 语法-语用互动视角的缺失难以提供合理的解释 (Green 2004;Huang 2004;Hedberg&Zacharski 2007;Ariel 2008) 。那么, 怎样认识语法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下面从认知视角给以考察。 3.1 语法在话语识解过程中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提出三大理论假设:1) 语言不是自治的认知机能;2) 语法是概念化过程;3) 语言知识产生于语言的使用。第一种假设是对生成语法语言自治观的反对;第二种假设是对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批判, 认为关于意义和形式的语言知识, 基本上是概念结构, 而概念结构不能简单地简约为真值条件与世界的对应关系;第三种假设认为, 有关语义、句法、形态和音位的范畴和结构, 都是经过对具体使用场合中具体话语的认知建立起来的 (Croft&Cruse 2004:1-4) 。 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理论假设高度契合,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关注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另一方面, 两者对语言加工过程是认知过程的看法也有较高的认同。所不同的是, 认知语言学是从语言的内部探究形式与意义关系背后的认知理据, 而语用学是从语言的外部探究话语意义 (语境意义) 识解的语用过程。近年来, 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 认知语用学应运而生4, 旨在探究和“发现潜藏于语境意义背后并决定其识解的普遍认知语用原则和过程” (Schmid 2012b:4) 。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第三种假设为我们认识语法在话语识解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语用的关系, 进而认识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语言知识产生于语言使用, 那么语法知识在语言使用中必然反过来影响对话语意义的识解。请看下面的例子: (6) A:自驾游, 到底去不去? B:还没想好。 A:不想去了? B:明天再说吧! A:好吧, 明天听你信儿。 这段对话, 没有事件发生的背景, 也没有交代说话人和听话人是谁。但对于汉语母语者来说, 凭借语言知识能够基本识解话语的意义。首先, 第一句话体现了汉语话题结构的特点, 即凸显“话题-评论”结构, 而且“去不去”是一种表达疑问的常用构式, 表示询问某人是否同意做某事, 这一构式的述谓结构需要语用充实;“还没想好”是动补结构, “还”是时体标记, 也需要语用充实才能意义完整, 而且其字面意义会产生显性含义—“说话人在犹豫”;所以A追问“不想去了?”, B回答中的“再说”是一种转喻性表达方式, 不是再谈谈的意思, 而是再做决定;“好吧”是语气词, 表示同意, “听 (你) 信儿”也是转喻性表达方式, 表示听你的决定。整个语篇似乎没有完整句式, 但话语连贯, 对通篇话语的理解体现了语法与语义和语用的互动, 其中心意思是:A邀请B去自驾游, 而B尚未做出是否接受邀请的决定。 这个例子说明, 语法在话语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认知基础的作用, 至少在话语识解过程中具有预测性, 决定话语理解的路径或方向。 3.2 语法-语用关系 从历时角度看, 语法是经过语用长期演进逐渐规约化的结果, 体现为语用顺应于语法, 这一变化过程反映出“语言的词项和结构经过演变在一定语境下具有语法功能, 一旦形成语法化, 又继续发展成为新的语法功能”, 通常称为语法化过程 (Hopper&Traugott 2003:xv) 。语法化过程不仅是某些实义词演化为语法标记的过程, 而且也是语用意义被形式化的语义化过程 (如be going to表示将来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用为语法提供外部制约的理据。因此, 语法和语用不是分离的或自治的, 而是兼容的, 也可以说, 按照语法编码的命题内容具有真值兼容性, 即真值条件命题内容中含有不是说话人有意表达的语用成分 (Ariel2008) , 这是历时演化的结果。例如: (7) A:听说你想把陈某某调进来? B:我三顾茅庐都没请动。 A:人各有志呀! 在 (7) 中, 回应A的提问, B使用的成语“三顾茅庐”不但体现了语法化过程, 而且体现了历史事件的语义化过程, 意义和形式的同时演进是语法化的一个特征 (Trousdale 2012:533) 。B话语既包含一个规约化程度较高的成语“三顾茅庐”, 也包含一个转喻性表达式“没请动”, 因此其理解涉及两种语用过程:根据语境对话语意义识解的语用过程, 以及根据文化知识由该成语触发的规约含义的识解过程, 这体现出规约含义和说话人意义的兼容;作为对B的回应, A也使用了成语“人各有志”, 对该句话语意义的理解也涉及对成语触发的规约含义的识解, 同时涉及由语气词“呀”触发对说话人态度的认知。这个例子说明, 语法化过程一方面使语用现象成为规约化的语法形式, 另一方面也使某些语法化的形式仍保留某种语用特征 (汉语的成语可作为典型范例) , 这为编码内容中兼融语用成分的看法提供了理据。 语言中存在大量语法形式和语用意义兼容的现象, 体现出语言符号从规约到非规约是一个连续体 (张绍杰2004) 。“语言的理据涉及符号被理解为形式与功能的匹配, 包括词项, 也包括形态和句法结构”, 规约性和理据性具有级差的性质 (scalar nature) (Panther&Radden 2011:11) 。首先, 从规约性到非规约性, 其次, 从规约性中的任意性 (无理据性) 到理据性, 形成级差 (同上) , 语言中从词项、习语、构式到分句, 其理据性逐渐增高便可例证 (图1) 。  图1.语言符号的规约性和理据性 从共时的视角考察, 语法是一套规约代码, 是用于组织信息和建构意义的资源系统, 以满足交际目的的需要, 体现于语法顺应于语用;而语用是一系列推论5, 一方面说话人根据使用条件对语法资源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听话人根据语法的规约代码推断其语用意义。如, 某某被评为全国名师, 大家向其表达祝贺: (8) A:祝贺你被评为全国名师! B:恭贺当选全国名师! C:你真厉害! D:为大家争气了, 祝贺! E:请客呀, 贺! 汉语中有诸多表达祝贺的方式, 说话人根据语境选择表达形式, 同时听话人会从不同的表达形式推断出话语的语用意义。如A、B可能发生在正式的场合, 或以正式的语气表达祝贺, 听话人会理解来自说话人庄重的敬意;C是以非正式的文体方式表达祝贺, 听话人会感到没有心理距离, 且有真切感;D是以局内人的口吻表达的祝贺, 会产生一种亲切感;E是以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表达祝贺, 令听话人感到直率、幽默, 拉近与说话人的距离。此例反映出说话人选择的五种形式都表达祝贺之意, 但会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 即语用效果不同。 从语用对语法选择的意义看, 语法顺应于语用, 即顺应于语用目的做出对语法形式的选择。因此, 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考察语法-语用的互动关系, 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语用选择与语法顺应的过程, 如图2所示。  图2.语法顺应与语用选择的互动关系 4. 语用规约—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上文从历时和共时的双重视角, 阐述了语言使用是一个语用选择和语法顺应的过程, 这一观点可以从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和语言顺应论找到理论根据。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Halliday 1995) , 语言是符号意义系统。但意义是由形式体现的, 对意义的选择即对形式的选择 (meaning as choice) 。所谓“语言是意义潜势”, 本质上揭示了语言系统是创造意义的资源, 因此, 语法不仅仅是一套规约代码, 还是为满足交际需要, 用于构建意义的资源系统。 根据语言顺应论, “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文化的视角对与行为形式相关的语言观象用法的一种综观” (Verschueren 1999:7) 。语言的使用是选择的过程, 是从一系列可能的语言变异 (variability) 中做出的选择;不是按照僵硬的规则或形式-功能对等的关系进行选择, 而是根据高度变异的原则和策略进行选择协同 (negotiability) ;从一系列可能的变异中做出协同选择是为了满足语言交际目的的需要而做出的语言顺应 (同上:55-63) 。 语言使用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 揭示了语法与语用的互动关系, 其相互作用正体现了历时因素和共时因素的相互依存和联系, 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语言社团成员共同遵守的语用规约 (pragmatic convention) , 正如Lewis (1969:76) 所描述的“协调博弈” (coordination game) 一样, 在一定群体 (P) 共享的期待中, 根据发生的情景 (S) , 某种规约涉及有意选择一种规范 (R) 而不选择另一种规范 (R) 。Lewis所讲的规范实际上指的是共享知识 (shared knowledge) , 包括共同的知识 (common knowledge) 和彼此分享的知识 (mutual knowledge) (Horton 2012:375) 。具体而言, 共享知识可概括为: 1) 语言知识:语法知识、词汇知识、语篇知识; 2) 语用知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经济原则、言语行为规范、交际策略等; 3) 社会文化知识:社会规范、文化模式 (认知框架或模版) ; 4) 世界知识和百科知识:概念知识系统 (隐喻、转喻、提喻等) 。 上述知识为语言使用提供了一个概念参照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 构成语用规约的基本内核, 体现为语言能力、语用能力、认知能力发展的先决条件。语用规约不妨也可称作“普遍的交际规范” (general communicative norms) (Huang 2012:37) 。语言的使用正是根据与使用条件相关联的语用规约而进行的选择与顺应过程。下面以电视节目的对话为例说明。 (9) 主持人:非常荣幸与您在节目中聊天。您出名较早!告诉我们是怎么出名的。 嘉宾:演电影出名的呗。[观众笑] 主持人:哪部电影? 嘉宾:[惊讶]连这部电影都没看过?就是扮演妓女的那部。 主持人:[观众笑]怪不得拿大奖了! 这段互动发生在公众场合。首先, 让我们从说话人角度分析, 主持人和嘉宾是如何按照语用规约对话语形式进行选择以顺应于交际目的的。主持人遵循礼貌原则选择了礼貌性的语言开场, 同时按照汉语文化模式6, 选择了此种场合惯常使用的表达形式“非常荣幸+述谓结构”;其次, 主持人采取了直言的交际策略 (开场白使用祈使句) 和幽默的交际策略 (使用感叹句对嘉宾回应) 。嘉宾遵循合作原则, 有意违反量准则, 采取了诙谐幽默的交际策略进行表达, 随后使用反诘问句作为回应, 达到更加幽默的效果;对于主持人的提问, 嘉宾采取提喻的方式回答, 而且扮演妓女的角色出乎观众所料, 起到了吸引观众的效果。再从听话人角度, 看语用规约是如何在话语识解过程中起到认知机制的作用。作为说话人的主持人使用祈使句, 意在实施一种规约性言语行为, 嘉宾作为听话人根据言语行为规范将主持人的言语行为识解为“请求”, 因此, 以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提供信息;接着, 说话人以一般疑问句的规约形式继续请求嘉宾讲述出名的故事, 嘉宾识解后以反诘问句回应, 触发含义的产生 (我这么出名的电影你本应该看过) , 并使用判断式突显所提供的信息;主持人识解了说话人的“所言”, 并使用感叹句传递了“嘉宾是演妓女出名”的语用含义。整体对话体现了双方的共享知识 (语言知识、语用知识、社会文化知识) 在话语表达和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达到了取悦观众的目的效果。 综合上述分析表明, 话语的识解依赖于语用规约, 即共享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 在话语识解过程中, 语用规约不但制约着说话人对话语表达形式和方式的选择, 而且触发或激活对话语含义的识解, 因此, 语用规约以共享知识的体现方式潜藏于交际互动的背后, 成为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那么, 语用规约为什么能发挥认知机制的作用?简单地说, 语言认知依赖于共享知识参照框架 (如上例所示) , 这些知识为话语识解提供认知理据, 也是认知的先决条件 (参见Schmid 2012b:9) 。然而, 语用规约概念本质上是规约性和意向性互为存在的基础。言语行为既涉及规约性, 也涉及意向性 (Searle1990;Morgan 1991;Strawson 1991;张绍杰2010) , 规约性和意向性体现下列关系:  图3.规约性与意向性关系 规约性与意向性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 前者体现于集体意向 (collective intention) , 语言社团集体达成的约定便成为规约, 是集体意向的产物。意向可分为集体意向和个人交际意向, 集体意向也称作合作意向 (joint intention) 。人类的语言交际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 而是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协调博弈的过程, 简言之, 说话人按照集体意向或合作意向表达个人的交际意向 (individual intention) , 即依赖于共享知识的概念参照框架表达和理解话语的意义。集体意向就是语言社团共同建立起来的共享知识概念参照框架, 构成了我们所称的语用规约的内核。因此, 说话人和听话人是根据语用规约在一定使用条件下构建和识解话语意义的。语用规约在话语识解过程中的作用如图4:  图4.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如图4所示, 话语的产生和理解都依赖于语用规约, 而语用规约是语法和语用在历时和共时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 体现为在历时层面语用顺应于语法, 在共时层面语法顺应于语用。在交际互动中, 语用规约决定着说话人对语法资源进行选择, 建构话语意义, 即决定话语命题意义表征的逻辑形式选择, 以满足交际的需要。语用规约也决定着听话人对话语命题意义的识解, 听话人以逻辑形式 (语义表征) 为始点, 首先对话语命题意义进行识解, 进而通过命题意义再识解话语的交际意图。前一语用过程由语法触发, 后一语用过程由语境驱动。这两种语用过程是不同性质的“推论”, 但都是靠语用规约启动 (motoring) 或激活的 (activating) ,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用规约便成为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自格赖斯提出会话含义理论以来, 人们似乎错误地认为, 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识解, 只依赖于会话原则在一定语境下进行推导而不需要语言规约 (Lepore&Stone 2015) , 然而, 所谓的语用内容事实上是语言方面所决定的 (Davis 1998) , 也可以说, 是靠无争议的规约而生成的 (Atlas 2005:176) 。可想而知, 听话人离开对说话人命题意义的载体——语言形式的认知, 就不可能成功地完成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认知, 而对命题意义的认知离不开语用规约。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实际上是建立在集体意向基础之上的语用知识的一部分, 他只提出了制约交际活动的社会规范, 忽视了建构和识解话语意义的语言知识的作用。我们将语用规约视为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 可以解决目前关于话语命题意义解释的种种争议。如前所述, 语用规约是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 为话语的识解提供了共同基础 (common ground) , 离开这个共同基础就无法进行成功的交际。语法作为语用规约中最重要的建构意义的资源, 既决定话语命题的内容, 也决定或引导话语识解的方向。 5. 结语 话语意义或语境意义识解是当今后格赖斯语用学关注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一理论问题形成了语境论和语义最简论两大理论流派。本研究在考察了现有不同交际推论模式存在的共性和缺失的基础上,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 分析和阐述了语法在话语识解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语用的关系, 并从语法-语用互动关系视角, 提出并阐述了语用规约是话语识解的认知机制。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有助于从句法-语义-语用互动的视角解释诸多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参考文献 Ariel, M.2008.Grammar and Pragmatics[M].Cambridge: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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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Y.C.2017.The Interface of Chinese Syntax with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M].London:Routledge. 张绍杰, 2004, 《语言符号任意性: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绍杰, 2010, 语法和语用:基于语言使用的互动视角[J], 《外语学刊》 (5) :74-79。 注释 1.这里, 我们使用“识解”这一概念, 是因为说话人通过句子意义的手段传递的交际意图和听话人识别这一意图的过程是推论过程。根据当今认知语言学的观点, 认知从狭义上可理解为人类较高层面的心理过程, 如推理、推论等过程 (Panther&Radden 2011:2) 。 2.所言在不同理论中的定义: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界定的所言=语义表征+指示语和所指的确定+最简命题;关联理论的所言=语义表征+明示的内容 (显性含义)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所言=编码的内容+一般会话含义;真值条件语用学的所言=句子意义+语用充实的内容;默认语义学的所言=语义表征+组合性内容 (参见Levinson 2000:197;Huang 2007:237-240) 。 3.默认语义学区分首要意义和次要意义, 而且提出对首要意义的解读涉及有意识的语用推论, 对次要意义的解读涉及二次有意识的语用推论, 暴露出其理论内部的矛盾性。 4.这里讲的认知语用学是采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探究语境意义的识解 (construal of meaning-in-context) , 涉及识解过程认知的诸多方面, 所以不同于关联论使用的认知概念 (详见Schmid 2012a) 。 5.Ariel 2010年又出版Defi ning Pragmatics, 进一步界定和探讨了语法与语用的关系, 但她没有从理论上阐明语法与语用内在的互动关系, 以及这种互动关系所形成的潜藏于语言使用背后的认知机制。 6.Kecskes (2012) 阐述了文化模式的概念, 指的是那些有助于个体解释及理解信息和事件的假定或隐性的认知框架或模板。比如大家熟知的英语国家租车时常使用的情景捆绑式话语:What can I do for you?I have a reservation, May I see your driver’s license?。同样, 汉语也有自身的文化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