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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和重大牺牲，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大规模的战争动荡岁月基本结束。但战争犹如一列长途急驰的列车，虽缓缓停下，其驶过的轨迹却在民众心中刻下太深刻的烙印，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战争记忆总是难以抹去，战争文学创作更是热火朝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潮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创作成果最丰盛的时期之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此前战争时期创作的寂寥状况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是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创作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但如果从国际横向比较视野、从相关题材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考量，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创作还没有达到足够繁荣。首先，从横向比较看，同样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苏联的战争小说在数量上远超同时期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出版了近两万种战争题材的作品，即以每年500部，每周10部的速度不断增加着” ，其中不乏《一个人的战争》（肖洛霍夫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著）、《一寸土》（巴克兰诺夫著）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优秀战争小说；其次，从抗战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看，规模浩大、英勇卓绝、牺牲空前的全民族抗战在中国作家笔下凸显的仅仅是以华北为中心的规模有限地域有限的敌后游击战争，那些正面战场上千军万马的艰苦奋战、那些远征缅印的中国官兵洒在异乡的热血、那些为争取国际援助而在异域他乡奔走呼号的人们……全无踪影。更不用说，涂炭生灵的残酷战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笔下常常浅层次单维度地被谱写成战争的颂歌。虽说客观的历史允许作家作主观的文学表现，但历史与历史文学从来不可画等号，我们需要对新中国初期抗战小说创作的主客观氛围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 文艺方针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动员贫苦群众反抗阶级压迫投身革命战争，是红军时期共产党理论宣传的重中之重。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得以合法生存，但其活动的范围却受限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华北的晋冀鲁豫边区、华东的苏北皖南地区以及东北的部分区域，即便在如此分散的地域，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政策主张、军事战略等仍能得到较好贯彻执行，足见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大凝聚力和宣传机器的强大威力。国民党虽然是领导抗战正面战场的主导力量，但远不如共产党那样重视意识形态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发动整风运动，对文艺发展的方向进行了严格规训，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等，并把从事宣传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视为以笔为武器的部队，把他们与拿枪的军队相提并论，在战争年代，政党及其领袖对文艺作这样的规定在情理之中，因为战时的最大政治就是战争，要求文艺为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服务乃天经地义。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时期的到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生活纷至沓来，文艺的天地理应变得越来越宽广。1956年至1958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成为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文艺思想的一度活跃催生了文学创作的一度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有影响的战争小说作品就绝大部分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其中属于抗战题材的小说就有《铁道游击队》（1954）、《风云初记》（1954）、《烈火金刚》（1957）、《白洋淀纪事》（1958）、《敌后武工队》（1958）、《战斗的青春》（1958）、《苦菜花》（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等。然而，随着文艺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然，抗战小说创作也就基本偃旗息鼓，难有优秀作品问世了。 作家的经历与文学视野 作家的生活经历对文学创作具有根本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以当代战争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尤是。综观新中国初期的战争小说，主要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两大类，而这两类题材所反映的战争历史都近在咫尺，多数作家也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亲历战争的人写战争，优长与短板并在。优长自无须多言。这里所谓的亲历战争并非都要穿上军装亲临火线参加过具体战斗，而是经历过、目睹过战争生活，至少是从战争年代走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战小说几无例外均出自亲历战争的作家之手，这些作家有的曾是军队中的一名战斗员，如《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等；有的虽然不是战斗部队的成员，但长期从事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工作，对战争生活十分熟悉，如《风云初记》《白洋淀纪事》的作者孙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战斗的青春》的作者雪克等；丰富的战争生活素材是驱动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但战时动荡的生活难以提供潜心创作的条件，一旦国家社会具备了和平安宁的环境，蛰伏于心底的创作冲动就会喷涌而出，冯志说：“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十七年”时期的多数战争小说作者都发表过类似冯志这样的创作感言。人类近现代史上，每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就会有数量不斐的战争文学作品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苏联、美国、英法等欧洲国家都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战争小说。相对而言，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相关题材的战争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与苏、美、欧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原因前已述及，主观方面的原因乃在于多数作家文学视野的狭窄。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战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军人或战地记者、文艺工作者等，但除了孙犁等职业作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外，许多普通作者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创作训练，有的甚至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靠一部小说一炮打响的并非个案。对于战争的认识，这些作家多停留于对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军事的浅层认识，在哲学、人道、美学方面也未能深入，也因此，对于战争的表现，无不从政治立场、道德评判、军事技艺等层面加以文学演绎。这部分作品的缺点在于题材上均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人物塑造上，善恶分明、性格单一、形象扁平；故事情节构筑上，以英雄的传奇故事吸引读者，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虽然有着写作能力上的遗憾，这种平面歌颂战争的小说作品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众多工农读者的喜爱，这具有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由于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人们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充满着期待，并持续沉浸于战争胜利的欢乐氛围中，此时此刻正需要一批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刚刚消逝的战争岁月的回味和猎奇，并能够激发起国人斗志的小说作品；在文化上，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向被中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借鉴中国传统英雄传奇小说的艺术养分构建战争传奇英雄，是抗战小说博得时人青睐的奥秘所在。因此，从根本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战小说的成就与局限都是时代的必然。 7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岁月的流逝，抗日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使我们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审视这场战争、认识这场战争，并有可能更加客观、理性和多角度、多层面表现这场战争，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不可能具备的条件。新时期以来，抗战文艺创作突破了既往陈旧的思维定势，涌现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也无可讳言，前些年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精芜杂糅泥沙俱涌的影响下，抗战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解构崇高、歪曲历史的胡编乱造现象，尤其在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抗日神剧”之类的戏谑之作，不仅降低了抗战文艺作品的精神与艺术品格，而且对于青少年一代正确了解抗战历史产生误导。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战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笔者认为，当前抗战文艺创作应该坚守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对于抗战历史应尊重事实给予客观全面的反映；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求实的作风灌注于抗战题材的文艺创作，决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阅读率、收视率和票房利润等，迎合低级趣味，胡编乱造制造噱头；三是既不一味追随西方错误文艺思潮，又不盲目拒斥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借鉴吸收现代主义等优良艺术方法的基础上，努力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理解所喜爱的抗战文艺精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