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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阎志 《武汉之恋》
阎志的长篇系列小说《武汉之恋》开篇从1983年写起，第二部《江水浅 湖水深》结尾于1991年，两部小说的所叙时间跨度近10年，而这10年，正好与中国当代史的“关键历史时刻”——改革开放基本吻合。在这个意义上，《武汉之恋》以成长小说的形式完成的却是社会历史小说的内容，是一部将个人的成长史与社会历史的巨变自觉联系在一起的长篇大著。 小说有着清晰的叙事线索。一条线索是主人公田路、陈东明、雷华等人的爱情史，这一爱情发生的场域集中于武汉大学，带有青春期的唯美和感动；另外一条线索是这批青年人的创业史和奋斗史，这一场域则溢出了武汉大学甚至武汉市，辐射到北京、海南甚至全世界。从表面上看，这两条叙事线索都有关“成长”，但是这一“成长”却不是简单的生理性的“成熟”，而是在一场时代大潮中真正的个人完成。在小说中，这一主题是通过几个有象征性的“行动”来完成的。这几个象征性的行为主要包括：田路的两次长江漂流；陈东明组织的读书沙龙以及雷华创办杀毒软件公司。 作为小说的第一男主角，田路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形象。他第一次长江漂流带有一点赌气的成分，但是第二次就是自觉行为了。在完成第二次漂流以后，小说是这么叙述的：“但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两次漂流让他认识了一条完整的长江，当他从这样的江水中登岸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崭新的田路。”——我不太清楚阎志本人是否在青年时代参与过长江漂流活动，在1980年代，漂流长江不仅仅是一次英勇的探险活动，也是一种强烈的文化仪式，无数人通过对长江的漂流，实际上是要在“文革”结束后的价值失序的历史语境中重建文化的信仰和认同，从而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历史重新衔接起来。我们也许会想起另外一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北方的河》中的经典片段：男主角在黄河里冲浪搏击，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试图开创新生活。因此，田路通过两次长江漂流，不仅仅见证了个体的勇力，更是将时代精神的大潮导入自我的精神结构，从而完成了真正的“脱胎换骨”。而这一时代精神的大潮，就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精神内核，个人通过自我的努力，不仅仅可以改变自我，同时也可以改变国家和社会，同时完成真正的现代性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田路创办的是生物公司，而雷华创业选择了软件编程，因为这两个行业都属于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构成了社会想象的基本向度；在这个意义上，雷华其实是另外一个田路，他们通过自我的行为，所汲汲追求的，却是社会的进步和革新。《武汉之恋》由此而境界阔大，田路也因此成为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也许在《武汉之恋》的续篇中，他会更加熠熠生辉。 陈东明则代表了另一类形象，他试图通过进入体制来完成自己的社会理想。陈东明组织的读书沙龙不但回应了1980年代的读书热，也直接表征了这一读书热潮的核心关切。读书不是为了清谈，而是为了切实地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居于这一阅读核心位置的，是经世学问而非玄学奥秘，是一种被泛化的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这同样吻合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学问与社会密切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成就彼此。与田路相比，陈东明更冷静、克制、深沉，他很像曾经流行的改革文学的经典之作《新星》中的主人公李向南。《新星》出版于1980年，也许陈东明就曾是《新星》的读者并以李向南为人生的榜样？这使得《武汉之恋》的写作带有某种积极的互文性，它不仅在史实层面回应着1980年代的历史，同时也在文本层面回应着关于历史的想象。 作为诗人的阎志有着非同一般的野心，他试图通过多卷本《武汉之恋》书写中国的改革史，以及在这一改革史中命运浮沉的时代之子。是的，田路、陈东明、雷华、林静，包括作者阎志，都是这一“时代群像”中最生动鲜活的一员。作者只不过是站在40年后的视野中去打量、观察、书写这一群人，反躬自问，在深切的反思和沉淀中，是否有更丰富复杂的东西需要被汲取，被记忆，被建构为我们精神自体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武汉之恋》的写作意义重大，我也有理由对其后续之作抱有更高的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