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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图谬误 刘诗宇 误读
摘要：当下严肃文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文学研究者与普通大众在趣味和评价标准上的“撕裂”，这一状况将导致严肃文学的接受范围窄化，以及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公信力降低。因此本文将通俗文学以及影视、动漫等广义的叙事艺术放在与严肃文学并行的位置，分别从普通读者、作家和批评家三个方向，讨论“误读”作为理解、评价文学作品维度的意义，试图重新为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对话寻找途径，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文学误读； 经典化； 严肃文学； 通俗文学；文学叙事 在批评家与研究者的话语场中，当代文学并不缺少“经典”，我们能看到很多盖棺定论式的赞扬与认可。但是当在知乎、豆瓣、贴吧等被“普通读者”掌握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人们对小说乃至更广泛的叙事艺术的讨论时，我总会对“经典”二字有不同的认识。 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的关注点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无论是面对古代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还是日本漫画《灌篮高手》《海贼王》，都有无数的读者在“A和B谁更强大”这样的话题下争论；无论对《红楼梦》，还是热门韩剧《请回答1988》，“粉丝”们都有兴趣讨论“A应该和B还是C在一起”这样的问题。讨论者甚至会因一言不合而在评论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骂战”，他们对异见者的恨和对作品的爱显而易见。并且同一个问题时常会被讨论无数遍，在对作品表达理解这件事上，他们绝不接受别人“代表”他们，有时即便专业读者、批评家出面也无济于事。 读者或观众产生了惊人的“解读”欲望，不惜“误读”甚至以“误读”为乐，专业读者也许嗤之以鼻，但我认为对某个作品生命力的肯定，莫过于此。并不存在速朽的“经典”，因此在“误读”与“经典”之间，一定存在隐秘却清晰的路径。 提到“误读”这个词，可能一定要谈到哈罗德·布鲁姆。他讨论的是一个角度相反的问题，即作家如何通过“误读”前人，获得属于自己的创新性。“经典”对后世创作者有源源不断、无处不在的影响，于是作者需要一种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能力，才有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站在和经典等同的高度上。从布鲁姆的讨论延展开，这些经典的作品诞生于“误读”，也一定经得起“误读”——从理论的角度，二者是不同的内涵，但是在关于“经典”的讨论中，两种“误读”从通俗作品到严肃文学、从读者层面到作者层面的共性与张力，则为我们审视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一、通俗与严肃：读者在寻找值得“误读”的作品 “误读”既主观，也受客观影响。曾从一位书店收银员那里听说这样一件事：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曾经是每个书店必备的畅销书，虽然大多数人没有认真看过这本书，但都对这个特别的书名印象深刻。某天，一个看上去有些粗野的男顾客直接问收银员：“你们这有没有那个《谁动了我的‘奶罩’》？” 一字之差，大相径庭。十多年过去，闹了笑话的男子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这件事却多少让我们看到一本读物在大众中流行的轨迹与原因。那时“奶酪”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还是陌生的，于是一个文化程度有限，却对社会热点很有“兴趣”的男人，通过本能判断让那么多人兴奋一定是与“性”沾边的事情。 由此延伸，性和暴力大概是最容易吸引普通读者的因素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受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影响不断加深，加上创作的限制减少，当代文学出现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叙事形式的演变和内容尺度的扩大上。回望文学史，当我们因难懂的叙事形式以为先锋文学“曲高和寡”时，可能忽略了作家用来讨论人性的性和暴力，正是许多普通读者最感兴趣的因素。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毕竟只有“少数”才能被称为“先锋”，用先锋文学去遮蔽整个八十年代中叶至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可能是不公允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这段时间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徘徊在先锋与传统之间，它们在叙事形式上一定程度有别于过去，并且更多在具体写作中选择能让读者“面红心跳”的内容。当时很多家庭都有购买文学期刊的习惯，其中不占少数的期刊被家长视为“少儿不宜”。 批评家从文学、心理学、哲学的角度探讨性和暴力，普通读者从作品中看到了引人入胜的“阴暗面”。也许这两方之中，至少有一方是在“误读”作品，又或许二者合一才形成对作品真正的理解，但是以“误读”为桥梁，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共同度过了文学的一段“黄金时代”。 这一段时间里，因为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趣味的重合，大众层面的“误读”可能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随着九十年代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分道扬镳，文学批评的公信力日渐孱弱，大众读者的“误读”现象对审视文学史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开篇提到叙事作品中的强弱与情感归属问题，这些看似幼稚，实则对于我们观察一部作品的地位与意义而言大有玄机。 读者有“误读”的欲望，说明这些作品存在着被创造性解读的空间和价值。有意味的“误读”产生于反复阅读，相比固定的情节，读者更看重的大概是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以及世情与世界观角度“设定”的完整。许多故事的推演都依赖某种特殊的“设定”，例如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都有着类似“电路”或“捕鼠夹”式的设定，一旦文本中的人或物触发了事先设计好的“开关”或“陷阱”，故事就会进入高潮。但这种纯粹叙事角度的“设定”却是一次性的，在重新的阅读中读者仍然可以感叹作者设计的精妙，但故事的走向与内涵不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而本文主要谈的世情或世界观角度的“设定”则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金庸的作品早在“文革”十年间就已经基本创作成型，迟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风靡大陆。作为建立在商业连载体制上的小说，金庸作品情节的模式化较为明显，但时至今日其生命力却仍未衰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金庸率先建立了一个在帮派势力、人情世故以及“武学原理”等“设定”方面都较为圆熟的江湖世界。“设定”意味着多种能够相互产生“化学反应”的规则，其对于长篇叙事性作品的意义在于，“设定”的相互激发、衬托会为文本带来无限的可能性。“设定”的存在让封闭的故事变成了开放的“世界”，由此“情节”是死的，“人”则是活的，这为读者的重读、讨论乃至“误读”提供了条件。那些充满传奇性，演绎着壮烈悲剧或诙谐喜剧的男女侠客们，在正处于青年、少年阶段的读者心中生根发芽，之后的一切就水到渠成了。读者怀念起书中的人物时，大可以借助“设定”去进一步演绎，享受身临其境的感觉。 例如，有人愿意探讨《天龙八部》与“射雕”三部曲的武学传承问题，例如著名的“降龙十八掌”原本是“二十八掌”，身处北宋时期的萧峰与虚竹能够轻易将招式化繁为简，南宋时期的郭靖则需要勤学苦练才能掌握，而到了元末明初的《倚天屠龙记》中“降龙十八掌”几乎变成了一门“练不成”的“绝学”。多部作品的比较下，可以论证出金庸武侠世界中的战斗水平是在走“下坡路”的。在研究者或批评家眼中，这样的讨论也许小题大做，但对于普通“书迷”而言，通过文本中已有的“设定”，推断出故事之外的新“内容”时，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更极端的体现则是，在1996年发行的电子游戏《金庸群侠传》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在那个制作技术尚且十分有限的时代，仅凭金庸小说中提到的地域、派系、角色、药材、食物、动物、音乐、书籍等，竟然能够汇聚成一个相当完整而辽阔的、可供玩家自行探索的“世界”。也许电子游戏未必可与文学“混为一谈”，但如果将金庸的作品与后世被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相比较，也许我们会对文本元素的丰富性、内容的可延展性有新的理解。 类似的例子还有《三体》。刘慈欣设置了人类、“三体人”“歌者”等层级森严的文明体系，不仅引入光速等约束现实世界的物理常量，还设计了“黑暗森林”与“猜疑链”这样的社会学概念。于是虽然全书没有出现一次对外星人个体的正面描写，但是在这种较为完整的“设定”下，外星文明的存在事成必然，末日的紧张感无处不在。金庸和刘慈欣的作品正是武侠小说与科幻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书中的“留白”不是作者笔力不及，反而成为读者“误读”的重要空间。金庸小说的改编、同人作品不计其数，遍布各种艺术体裁，《三体》也有《三体X》这样作为正式出版物的同人续作，这些正可以看成“误读”的空间与价值，之于“经典”的意义。“误读”有时是“错误的解读”，但更多情况下则是“创造性解读”。 这种情况在幻想性较强的类型文学中更为常见，类似西方的“中土世界”“龙与地下城”等来自文学作品的“设定”，不仅为读者的幻想提供栖身之所，更为后续的“同人作品”乃至能够破局而出的新的“经典”提供了沃土。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能够在同一个“世界”中狂欢，这是值得重视的创作现象。新世纪初大陆类型文学界开始出现类似的世界观“设定”，其中“云荒”“九州”以及最近的“东宋”等都催生了很多充满想象力的作品。 这一视角同样适合严肃文学讨论，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例。这部作品是八十年代以来普通读者讨论最多的严肃文学作品之一。人们的讨论热情不仅与小说的影视化，以及小说中的性爱、暴力因素有关，更与作者用高超的人物形象塑造传达的道德理念有关。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故事的走势，都绕不开道德原则的推动和审判，这便是小说提供的设定，也是读者“误读”的基础。 关于“仁义”的描述与实践贯穿全书，而这在每个读者的生活中也并不陌生。在虚构与现实的对比中，很多读者发现作者的“设定”，与自己从现实世界中习得的观念关系微妙。作品阅读的遍数越多，就会发现这部到处强调“仁义道德”的作品中，又好像到处都充满反讽。在知乎、贴吧等社交平台中，能够看到大量的提问、讨论，阅读量动辄数十万。以人物形象的讨论为例，有人为白嘉轩等“正面形象”的气节折服，有人则痛斥白嘉轩为“伪君子”。《白鹿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给了读者“误读”甚至“反读”的空间，作为“仁义”化身的白嘉轩，身上其实“劣迹”斑斑，他是因“仁义”受益，一些次要角色则被仁义“迫害”不浅。充满传奇性的情节和人物，先牢牢吸引住读者，之后再让读者发现深层次的矛盾，并为此言说、争论，这是《白鹿原》同时受到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这部作品虽然在九十年代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小说强调的奋斗精神，以及主人公从农村到城镇的成长轨迹，贴合很多普通读者的成长史与心灵史。邵燕君的文章中有一段很传神的表述： 其实，《平凡的世界》还有一个“隐见的读者层”是我们的调查难以抵达的，这就是该书盗版本（特别是其中低劣盗版本）的读者层。据笔者观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常销书，越靠近民工聚集区的书摊上，它越是常备书……低廉的价格却使它到达了许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样在底层挣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仅余的饭钱来购买一部精神食粮的穷学生，那些在低矮的窝棚里、昏暗的灯光下寻找温暖和激励的“揽工汉”们，他们绝对是路遥的“核心读者”。① 时过境迁，在经历了现实世界中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新世纪的“贫富分化”之后，这部诞生于八十年代末期的作品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孙少平纯洁甚至略带偏执的奋斗精神，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是鼓励和抚慰，对另一部分读者来说则是对时代的“反讽”，整本书的格调越昂扬，在与现实的比照中就让人越绝望。《平凡的世界》提供的核心“设定”就是“奋斗——资本——个人”的三角关系，这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样生效的设定，书中的人物选择不同的道路，书外的读者也就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选择”嗟叹不已，争论不休。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将《白鹿原》或《平凡的世界》推举到当代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位置上。确实，许多严肃文学细究之下对于普通读者正是缺乏了“误读”角度的复杂性，但符合这样条件甚至更加复杂的作品却也不在少数，为什么真正同时进入文学史视野与“寻常百姓家”的当代文学作品屈指可数？其中除了作者的问题，还与作品的传播情况有关。形成“误读”的需求与热情，不仅需要作者创作水准“过硬”，更与合适的阅读时机有关。真正能够在特定时代里成为经典的作品，往往在读者的世界观并未固化、仍对新奇事物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时出现。此时读者更愿意让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人物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重温，并尝试“误读”。上述提到的古典名著、当代小说以及动漫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社交平台上拥有大量讨论者，正与此有关。 当然这一逻辑链也可能反过来，例如很多作品是先被“经典化”，再被选为中小学生的必读文本。但毫无疑问，新一批读者的出现，确保了这些作品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继续被认定为经典。这个复杂的过程，受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教育政策、市场风向、舆论机制等影响。 不过话说回来，义务教育阶段，大多数中国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了不少作家与作品，真正能被铭记的却又是少数。但就算考试制度容易令人厌恶经典，今天网络上许多人仍然对“吊起来打”“硬硬的还在”等鲁迅的“名言”津津乐道。人们也许可以忘记鲁迅的批判精神，但属于文学的生动、形象却还是会被人记住，并在各种新的场景中被“误读”并获得新生。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证明大众读者的好恶容易被各种因素左右，但也对文学性相当敏感。经过时间沉淀的集体意志，足以启发作家的创作，补足或修正专业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不足。 二、作家如何“误读”历史和现实 读者的“误读”，强调的是对作品进行讨论与解读的空间与价值；作者的“误读”强调的则是创造性。 人们只要注意观察一下本世纪之前的十来个产生过诗的影响的主要人物，不难发现他们之中哪一位是处在伟大的“压制者”地位的——甚至是把诗人的强大的想象力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斯芬克斯：他就是密尔顿。密尔顿以后的英语诗坛的座右铭已由济慈的一句话道出：“他的生即我的死。”② 布鲁姆强调伟大的诗人有“撒旦”的特质，因为后面的诗人必须模仿他，因此他的作品一出世，则相当于“毁灭”了后续那些同样渴望创造、渴望独一无二的诗人。就算再求新求异的作者，他的创作也难以逃脱那些固定的类别与领域，难免会与其他作者从同一处取材。他们就像上一部分讨论到的那些充满热情、相互争吵的读者，每一次创作，都是在与之前的作者进行对话。 在讨论今天的作家如何突围之前，我想先举例讨论一下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中，有哪些小说作品在五十年代至新世纪初这一小的“文学史周期”内，一度“摆脱”了这种危险，又像布鲁姆所说“造成”了新的危险。布鲁姆的断语式的赞美或批判也许不适合当代文学研究，我们恐怕无法在近几十年中找到一个能笼罩整个文学史的“撒旦”式作家，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小的文学史周期入手，去寻找类似现象的缩影以获得启发。 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故事人物的设计是高度道德化的，主人公的行为与心态虽然多有虚伪、矫饰之嫌，但必须合乎作品内置的道德评价标准。后来的伤痕、反思文学虽然风向有所转变，但人物形象塑造仍然基本遵守这样的规则。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真正的变化才开始在以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马原的《虚构》为代表的一批中短篇小说中出现。当时的寻根小说与先锋小说之所以让很多读者感叹“看不懂”，除了语言和叙事形式上的变化，更主要的还在于突然转变的“道德观”。人物的塑造与叙事的推进，都有了新的方向。 其中又以莫言塑造的余占鳌形象最为特别。这是一种将“匪”的身份完全融入进性格的人物形象，藉此莫言实现了对男性形象谱系的创造性“误读”。相比于《林海雪原》时期的土匪形象，余占鳌身上多了“草莽英雄”的味道；《水浒传》也许可以称为描写“匪”的集大成作，但是里面最凸出的几位“好汉”又几乎都是“厌女症”，相比之下余占鳌形象的“男性”意识空前膨胀。 爷爷像发疯一样跑出窝棚，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乳房，用力撕扯着，语无伦次地说道：“是独头蒜！是独头蒜！” 爷爷对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双手合十。大声喊叫： “苍天有眼！”③ “爷爷”余占鳌发现被恶犬咬掉一颗睾丸的“父亲”仍然拥有性能力和生育的可能后，异常激动。从这段话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余占鳌性格的全部，这个形象敢作敢为又相当莽撞，豪杰气概纠缠着过于膨胀的男性意识，同时自视甚高中又藏着一点很私人化的愚钝和滑稽，以至于他在做坏事时不至于显得十恶不赦。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摇摆的，可以为了妻子牺牲性命，并且一定要让相好的女子们都过上“压寨夫人”一般的好生活，而显得很有“男人味”；但又随时出轨其他女性，例如余占鳌不久前还与这位“刘氏”叔嫂相称。他的性观念似乎非常开放，但又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统伦理看得高过一切。 这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矛盾着的形象，但是很明显能看出他性格中“侵略性”的一面明显胜过“利他”的那面。之所以说作者通过这个形象完成了创造性的“误读”，以及在一众作品中实现了“突围”，原因不仅在于作者更新了“男性形象”或“土匪形象”的序列，更在于他通过“匪”的性格，将人们在时代和舆论中体验到的变化浓缩到了一个形象、一部作品之中。 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到逐渐市场化、多元化的时代，整个社会舆论中，受人们“瞻仰”的从最舍己为人者，变成了最不“拖泥带水”、能够不顾一切实现自己想法并将行为合法化的人。这一变化仍将长久地持续下去，在从五十年代至新世纪这样一个小的“文学史周期”中，莫言较早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并将其有效地文学化，同一周期内后续的创作者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充满匪气的强人形象仍然出现在莫言的作品中，类似《酒国》中的金刚钻、《丰乳肥臀》中的司马父子，但这一类形象渐渐边缘化了。这种同时包容善恶、对错的精神内核被转移到了类似上官鲁氏、孙眉娘以及《蛙》中“姑姑”这样的女性形象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莫言笔下出现了上官金童这样在犹疑和怯懦中蹉跎一生的独特形象。新的时代背景中，思想大于行动的上官金童们被充满侵略性的余占鳌们牢牢压制，更多人心中则同时住着二者，通过压抑前者鼓动后者而追求世俗生活中的成功。 莫言成功用上官金童的形象浓缩了这一部分人的心曲，但或许是曹雪芹及其笔下的贾宝玉，正足以形成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影响，因而使上官金童显得有些黯淡。相比之下，格非也从八十年代的《迷舟》《傻瓜的诗篇》等作品中就开始书写这样的形象，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欲望的旗帜》，“江南三部曲”中更明确将笔下这一类形象与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相对应，形成了突围之势。 这很奇怪，也不奇怪。一方面，纯粹知识分子的观念，会在革命的暴力实践中变得苍白和不合适宜，会走向革命的反面——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最终会和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分道扬镳。所以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及时地转变其价值理念，或者在两种思想观念之间矛盾、游移与彷徨，当然会被抛弃，甚至被甩到对立的一面去。④ 这一段论述言简意赅又极为生动地道出了为什么从现代时期至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大多堪忧。其与现实冲突又碌碌无为的一致命运，内里包含的是相对时代演变规律而言的一种“原罪”。八十年代张贤亮撰写的“章永璘”系列故事，率先在小的文学史周期中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突围，章永璘虽然遭遇“食”“色”两个方面的焦煎，但当他拿起《资本论》时形象便瞬间高大起来，知识分子毕竟还是有一些“力量”的；而到了格非的《春尽江南》中，谭端午手中的《新五代史》基本只成为一个逃避现实的“幌子”。这种下行状态，又一次证明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新一轮“革命”中，人文知识分子再次“被甩到对立的一面去”。 随着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的逐渐明确，格非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突围”就在于他专写具有较高学历、或从事文学创作或在高校的人文学科任教的知识分子。格非并不排斥用性格近似的形象去统领多部长篇小说创作，或者说格非的大多数长篇小说创作，都是在为这一种形象服务。虽然从作家论的角度来看，这使得格非笔下的世界略显“单调”，但不断地“重复”与“强调”也让这种在欲望和道德中间徘徊，在日常生活、婚姻关系中逆来顺受，既有着明显弱点、但也用“不合作”来表现“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特征，成了后来书写知识分子、知识界小说的“标准配置”。 回顾中国现当代历史，在影响国家走向的政治领域，一批知识分子曾经占据重要位置；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一批文学家也从内容或制度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今日的人文知识分子却很难找回昔日的荣光，而只能肩负着历史留下的“包袱”，在不知所措中渐渐与现实“和解”。在格非以及阎连科、李洱等人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历史的变化无疑让人心酸，但这也印证着他们拥有足够的创造能力，完成了对前人创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误读”，只不过这种“误读”呈现出的现实本身可能让人兴致索然。 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的梳理，是为了得出当下文学作品突围的可能路径。无论文学再怎么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主题、思想，还是人物形象的发展却始终离不开现实的变化。通过这一规律，我们可以对文学的发展方向有所“推演”。从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到八十年代出现的土匪强人、“犹疑型”知识分子，再到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一代资本家形象，与“颓废型”知识分子，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现实舆论中人们推崇或厌弃的个体的状态几乎是一致的。那么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端，舆论的场域中有没有出现新的“人物形象”？ 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教育……各行各业最突出的个体，都在迅速“明星化”和“娱乐化”。通过Facebook、Twitter、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以及访谈、真人秀等综艺形式，原本少数人与多数人的结构关系正在发生观念性的改变。“名人”们试图露出“普通人”的一面，“普通人”看到后又转过来模仿“名人”——一种金字塔尖与塔基之间信息障壁破裂的“幻觉”正在浮现。这背后就牵扯到千丝万缕的事情，文学创作应该抓住这一新的趋势，叙写新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形象。 更进一步也更“虚玄”一些的可能性在于，从叙事的基本动力来看，也许未来的小说会更加关注“整体”——文学当然只能书写个体的故事，但是故事是由个体的“选择”构成的，这种“选择”在文学作品中是作者意志的结果，而在现实中则可能是经济、政治、科技等“机制”影响的结果。文学中的“人”也许应该进一步融入到时代中，这不是说让故事重新变成时代的“传声筒”，而是指如果虚构要放在一个“现实主义”的范畴内，那么人物的命运、故事的走势，应该是被时代“推动”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港剧《大时代》中，香港七八十年代真实发生的“股灾”被当成了决定人物命运与故事走向的重要节点，虽然故事骨子里讲的是传统的家族恩怨与儿女情长，但因为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嵌套，虚构本身变得更加精妙与深刻。 又例如在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品都能将“文革”对个人、家庭的影响作为故事的核心线索，近些年的文学作品又已经能得心应手地将个体的欲望和奋斗放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篇章中，将一些令人叹惋的悲剧与颓败气质放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制、“下岗潮”之中。这样的安排理应随着时间延续，并变得更加深刻。 这个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普通人的命运和时代或社会的走向有什么关系？这其实不仅是历史学、社会学在探究的问题，更是很多人希望从当代文学中找到的答案。可以想见，能够率先一步理解更晚近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能成功实现对前人“误读”的“突围”之作。 不仅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如此，偏重幻想的类型文学也同样可以依靠“误读”寻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限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谈一点，科幻、奇幻类型的文学作品非常依赖想象力，但很明显的是人们的想象力并非按照进化论发展，例如像《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及一些古老的宗教叙事，从想象的奇崛上仍是今天很多作品难以企及的。但是若论对某种虚幻场景的描写，今天文学的细致和丰富程度，又是过去文学无法比拟的。借着声光影像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从电影、动漫、游戏中提前“预知”了未来，而文字的成本相对特效技术动辄亿万的投入要“廉价”得多，文学或许可以通过对现实、技术以及既往的作品的有效“误读”，而再一次产生足以影响其他艺术领域的预见性。 与主题、人物形象相辅相成，“语言”是有关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八九十年代之交，王朔、王小波因为对曾经日常语言经验的“误读”而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史个案。相比之下王朔更侧重解构、化用了“文革”时期的“红色话语”，王小波的语言中有历史的痕迹，但更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化逻辑与表达方式——这并非片面的贬低，有时辛辣的反讽和精妙的寓言必须要蕴藏在近乎“弱智”的语言风格中。关于王朔和王小波的争议可能大于他们获得的声誉，但他们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却是极为巨大的。除了部分较具名气的作家，更多热爱创作的“文青”与“小资”，时至今日仍然以模仿王朔的“痞子腔”与王小波的“大智若愚”为乐。这两位作家的影响有时甚至会深刻到模仿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语言风格究竟系出何处，负面的作用则是大多数模仿者只学到了王朔表面的“油滑”和王小波的“装腔作势”。 王朔、王小波的例子说明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基础。今天各种网络语言及其思维逻辑已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作家能否因此发现新的风格和寓意？这也许也是文学实现突围的一个关键。 三、在“细读”中“误读”：如何兼顾研究的社会性与文学性 从1985年出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文学研究者尝试“抓住两边、跳过中间”，将二十世纪末的文学现场与世纪初的“五四”文学重新建立联系。这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观念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并不是大多数作家都了解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诸如“悲凉”的美学特征、“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总任务的总结概括，⑤但是相比狭隘的政治性，更关注文学中的人性与文化属性则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虽然并不很认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却也与其融合到了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关系密切。同理，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只持续了短短两年，相关研究和讨论远不够深入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学者们讨论的不是故事、形象及其体现出的情感和思想那么简单，他们关注的是上述种种在我们评判历史、面对现实时提供了哪些可资参考的依据。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看似以文学为对象，其实研究的是“社会”，和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批评将文学政治化、政治道德化有殊途同归之感。 这种感觉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并不明显，因为回归五四或重新学习西方经验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与整个时代的“声音”是一致的。八十年代的话语场不是“铁板一块”，但相比于九十年代乃至今天而言却显得单纯、平整得多。八十年代之后，中国话语场出现的分裂，不仅意味着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话语矛盾，更意味着精英与大众、文学与政治的分道扬镳。 市场经济的模式影响了资本的趣味和风向，电视、网络等新媒介带来的众声喧哗轻易淹没了过去少数人的“登高而呼”，这些都放大了来自底层或听起来“像”来自底层的声音。于是我们能够看见，所有人都崇尚启蒙与理性只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脑海中的幻景，时代的局限掩盖了冰山一角之下庞大的真相。精英与大众分裂的同时，是文学与政治的分裂，无论是充当时代的“传声筒”，还是充当民众猎奇、满足欲望的“玩物”，亦或是无视一切专注于思想与艺术，都不是文学理想的生存状态，每一种状态下文学都有着明显的替代品。文学或文学研究与这个时代的本质出现了“矛盾”，在杂糅各种需求中变得泥沙俱下，影响日渐式微。 文学研究寻找各种方式扭转局面，其中一种就是延续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将文学与社会结合，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例如九十年代初的“再解读”，唐小兵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作的“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就从延安文艺入手，论证了文学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并将延安文艺视作“反现代性现代先锋派”。⑥研究者在努力赋予文学独特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希望文学能够对当下的社会和时代体现出启示性。 后来旷新年、蔡翔等人的研究更是如此。即便是看上去相当纯粹的、足以被视为是在反拨上述研究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也仍然在开始时期和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张旭东的《重访八十年代》等文章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个特殊时期里，一大部分人对八十年代社会氛围怀旧情绪的产物。一个相当矛盾的现象是，从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再解读”这样针对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还是针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史料性研究或“文学性”研究，都在强调自身的专业性和学科化，同时又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溢出文学、介入到社会现实或其他学科的愿望。许多人用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规范当代文学研究，认为任何学科化的研究都应该是纯粹的，尽量少受现实约束的。然而当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可能就体现在，即便是那些强调这一观点的学者，在研究中还是不甘于文学的“寂寞”。“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时间上的本质特点，决定了上述的矛盾。 这种现象和本文讨论的“误读”之间的关系在于，近二三十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旗帜下，很看重由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理论产生的激荡，能够将文学的“意义”扩大到何种程度。这正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具有双刃剑性质的“误读”。很多较为拙劣的跟风之作无视文本本身的内容，片面地“套用”着理论；那些真的为相关研究带来巨大启发、填补了历史空白的研究，甚至无论对错都体现出自成一体的创造性的研究，可能也在无形中夸大了文学的影响。 与之相伴的则是，那种充满热情与创造性的、针对文本本身的“误读”减少了，或者说在声势上被前者覆盖了。研究者也是读者，近二三十年所强调的学科化将研究者与普通读者彻底区分开来。但区分带来的效果并不是普通读者认同研究者的专业性，愿意接受研究者的启发，而是二者之间相互无视。大多数普通读者充满“误读”热情的作品被研究者视为肤浅或不具备研究价值，研究者热捧的作品不一定有高销量。专业的文学研究在大众读者的话语场里几乎“绝迹”，不是被视为过于晦涩深奥，就是被视为受金钱、人情推动的“空话”。 鉴于这种情况，文本细读也就是根植于文本的“误读”，作为研究的方法与立场有被重新强调的价值。 例如，最近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人在香港的恋爱进入关键的那个晚上，范柳原的话里引了一句《诗经》里的话：“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诗引自《诗经·邶风·击鼓》。原来的诗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是张爱玲把第二句改成了“与子相悦”……张爱玲并不是不知道，她后来写了一篇创作谈《自己的文章》，里面又把这首诗引用了一遍，而这次的引文是“与子成说”。 ……为了表现范柳原是个浪荡子，她就改了一个字（词）——所谓“相悦”，就是说我看到你很高兴，你看到也很高兴。这样一改，意思就变得很油滑，天地无情，生死无常，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掌握不了，大家相悦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修改经典，这一改就把小说里面人物的性格改掉了。⑦ 这是陈思和在一篇文章中对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分析，可以作为文本细读的一个典型例子。陈思和引用了闻一多和陈子展的说法，指出“成说”带有的誓约感体现了人们在生死无常的战乱年代对感情的重视。从“成说”到“相悦”，这种难以察觉的小细节，更使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的感情显得世故，与一般的言情故事差别巨大。 文学作品的杰出与否，不一定和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关，更不一定因为某种思想性而晦涩难懂。上述对于《倾城之恋》的解读直白却有效，增添了文本的精妙也提升了读者的审美体验。恰如其分的文本细读其实并不比操纵宏大的理论话语，或者挖掘生僻艰涩的史料更简单，绝非许多人想象的仅是针对文本发表意见的“读后感”。这不仅考验着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以及对人情世故的体察能力，也考验研究者是否对文本有足够“热情”与“耐心”。倘若研究者不再将自己视作一个从故事中享受推敲乐趣的普通读者，藏在细节之中的问题和妙处也会稍纵即逝。 将作品上升到社会和历史的高度固然有利于凸显作品的意义，而研究者的细读同样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意义非凡。作者不可能将所有谜底点破，大多数读者也不可能做到水滴石穿。于是那些未定的经典叙事就常常摇摆在作者的矜持和读者的疏忽之间，需要研究者通过细读的方式加以确证，这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应有之意。 文本细读固然重要，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则是可供研究者细细“误读”的作品实在有限，这也许是时代和读者共同的“悲哀”。面对这一情况，研究者能够做的，一方面是对文本和史料作进一步探究，从历史中寻找更多可以用来丰富文本面貌的细节，这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以及“重返八十年代”等当代文学研究正在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不能只关注严肃文学体系内的作品，更应该关注各种艺术体裁，将眼光从狭义的文学扩展至广义的叙事层面。 研究者与批评家已经关注到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内蕴藏着解释文学的“钥匙”。与此同时，在影视、动漫、游戏等艺术作品中，也存在着很多值得被借鉴、吸收的因素。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完全以“文字”为媒介，但却与小说等文学体裁同属“叙事”范畴。研究者与批评家关注这些艺术体裁绝不是“自降身段”，也不是为了“外行指导内行”，而是为了立足文学与叙事的角度发挥属于研究者的优势，将这些优秀的元素引入文学领域，丰富作者的想象、满足读者的好奇。 文学研究者虽然竭力希望扩大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和意义，但回顾过去二三十年的文学研究，一个不无叹惋的事实则是在这个被分割得异常细碎的话语场里，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既是好事也是坏事：研究者也许不再有登高而呼的位置和音量；在越来越“专业化”的学术训练、评价体系之中，文学研究者似乎渐渐失去了足以左右时代的知识背景、分析能力。但这样一个对于文学而言“转型”着的时代，种种客观上的限制，也为文学研究与批评重新回归文本、为作家从研究者到读者之间循环的重新建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误读”与“经典”所涉及的问题，必然溢出了这两个词本身被大家习惯的含义，而本文从读者、作者、研究者三个角度入手的分析也仅仅是尝试的一种。“误读”绝不限于“错误的解读”或“牵强附会”，它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热情”。坊间流传一则有关“误读”的笑话，其中的意思值得琢磨：在一场有关某想象力奇崛的科幻小说的活动中，狂热的书迷与作者就作品的内涵争论不休，双方你来我往，最后激动的书迷对作者说出了一句——你根本不懂这本书！ 读者与作者争夺对作品的解释权，这种“宗教式”的热忱与“误读”固然成为了“笑话”，但也让不少读者羡慕。无数读者都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寻找着可以“误读”且值得“误读”的作品，以寻求一种心理寄托。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作家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对历史与现实的“误读”。任何作家的创造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人无数的艺术创作挤压着他们创新的空间，他们需要“利用”却又“摆脱”一切所见所感，从变幻莫测又熟视无睹的现实提炼最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做最精妙的预言。此时“误读”不仅意味着不一样的解读，更意味着创造。 值得庆幸的是作家并非孤军奋战，研究与批评者也肩负重任。这些专业的读者完全无法预知即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文本，普通读者的喜好有时也难以捉摸。他们需要尽力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并练达人情，以随时准备发现文本的全部奥秘，用普通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厘清作品的内涵与意义，使原本精妙的内容与安排更加精妙。此时“误读”对于研究与批评者而言，意味着一种微妙的折中，意味着让作家和读者同时在语言的延异中发现“更好的自己”。 何为“经典”？“经典”如何产生？在以多方面“误读”的含义为中介，由读者、作者、研究者形成的闭环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理解“经典”的孔径。 注释： ①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页。 ③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④张清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谱系》，《粤海风》2007年第5期。 ⑤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⑥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⑦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省略号为笔者添加，括号为笔者注。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