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后人多以“韦编三绝”形容孔子读《易》的勤奋，也用来激励人们用功读书。“韦编三绝”的解释历来多有纷争。以往释义争议多聚焦于“韦”字，一般认为“韦”指熟牛皮绳，有研究者提出“韦”同“围”“纬”，指编联的状态。“编”为以次编联，“三”为概数，表示多次，“绝”为断。颜师古对“三”的理解是确数“三”。《汉书·儒林传序》：“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颜师古注：“编，所以联次简也。言爱玩之甚，故编简之韦为之三绝也。”颜师古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三绝”的具体含义，断绝三次的状态不明。从出土的封检来看，“三缄其口”的“三”指三道编绳。（史亮、肖从礼《三缄其口与汉代封检形制关系蠡测》）同样，笔者认为，“韦编三绝”之“三”也应指三道编绳。 简牍形制与三道编绳 简牍大致分为简牍文书和简牍书籍。就形态而言，简牍文书有简、牍、觚等，简牍书籍通常为简。简牍书籍由多枚简编联成“策”，可称为简策书籍。简策书籍多抄写在竹简上，故又称“竹书”。关于简牍形制，文献中多提及简牍尺寸，已知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汉代，如纬书《钩决命》：“《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再如王充《论衡》：“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二尺四寸，圣人文语”。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提出，古代存在简牍制度。早期研究者多认同此观点，但随着20世纪后半叶战国简牍的不断出土，研究者发现简牍并不存在统一的尺寸，进而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简牍制度。实际上，简牍制度至少在秦代就已存在，2017年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御史上议：御牍尺二寸，官券牒尺六寸。制曰：更尺一寸牍牒。”也有研究者认为简长45厘米可能为战国竹书的常制。（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为中心》）简策书籍存在不同尺寸，笔者认为这是官方简策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被彻底执行造成的，民间尤为普遍，如郭店楚简有短至15厘米的《语丛》、上博简有长达57厘米的《性情论》等。 三道编绳或为简策书籍的常制。根据武威出土的汉简编纶残留及书写空格，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中提出“每一册用几道编纶，因册书的长短而有所不同。武威出土竹木简，有五道、四道、三道、二道之别”“木简似用细麻绳而竹简可能用丝纶”。研究战国竹书尺寸与编绳的关系，发现尺寸超过40厘米的竹书多为三道丝纶，如可能为战国早期的河南省信阳长台关M1出土竹简古佚书，战国中后期的湖南省慈利出土竹书《吴语》、湖北江陵九店竹书及清华简、上博简竹书等。汉代简策书籍也多为三道编绳，如北大汉简《老子》为三道编绳。 简策书籍采用三道编绳的原因，可能是“以策之大小为书写之尊卑”，长度决定编绳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书籍经常翻阅，同时要传之后世，故编联需要更为牢固，其与常见简策文书的时效性短暂、编绳为麻绳二道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简《语丛》简尺寸不超过20厘米，但《语丛》（一）（二）（三）却有三道编绳，庞朴认为《语丛》（三）可能为“经”。在汉代尊“经”以前，尽管典籍简尺寸不尽统一，但简策书籍的编绳大都为三道。汉代尊“经”以后，简策书籍的形制可能为常制，尺寸为“二尺四寸”，三道编纶。 “韦编”“三绝”与孔子读《易》 “韦编三绝”之“韦”可能为“”的通假字，《说文》：“，束也。从，韋声。”“”指简策的编联形态，特指将简头、简尾以次编联。此外，目前尚无通常认为的牛皮绳编联的简策实物出土。“编联完整的‘一件简’称作‘篇’或‘编’，把它卷起来保存，称为‘卷’”。（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早期“编”同“篇”，指编联完整的一件简策，其可能抄写一个或者几个文本，即后世的一篇或者几篇文章。“韦编”就是将已经整治好的多枚简用绳子分别在简头、简尾次第编联成一件简策，简策书籍为了加固，往往中间多加一条编绳。 “韦编”的形制与早期出土《易》类文献的物质形态基本吻合。上博简《周易》系目前可见最早的《周易》实物，竹简58枚，涉及34卦的内容，简长约44厘米，有契口，三道编绳。阜阳汉简《周易》的整理者从简头、简尾的形制推测，编绳大概也有三道。马王堆帛书《周易》类较完整的文献如《六十四卦》《系辞》，其形态为横幅界画朱栏，宽48厘米，约同一枚常见典籍简的尺寸，似乎说明受到简策形制的影响。汲冢竹书有最早发现实物《易经》文献形制的记载：“《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汲冢《易经》包括两件简策，分别抄写上下经，其形制可能与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相类。整理者荀勖《〈穆天子传〉序》：“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冢竹书《周易》应该也采用三道丝纶“韦编”。 根据通行本《易经》5000字左右，以及上下经的字数大体一致，可尝试复原司马迁笔下孔子所读《易》的简策形态：两件简策，分别抄写《易》上下经，每件简策简数约为60枚，三条丝纶“韦编”；竹简左侧有三道契口，长约45厘米（可能为战国常制）或55厘米（约合汉代二尺四寸），抄写文字40字左右。 从孔子所读《易》简策复原的物质形态来看，“韦编三绝”之“三绝”应该是孔子所读简策《易》的三道编绳全部断绝。之所以这样理解，主要是因为只有丝纶特别细，才能将不足1厘米宽的许多枚竹简以次编联，而丝纶一旦断绝，重新接上的可能性极小。司马迁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景仰对象孔子的描写，应该不是孔子读《易》时编绳多次断绝，因为一件简策的三道编绳中某一条或两条多次断绝，不会影响孔子继续阅读该书。如果简策仅有的三道编绳都断绝，一件简策将会散掉，而简策重新编联可能会出现错简、漏简等情况，这意味着孔子读《易》到了简策不能阅读为止。这应该才是司马迁笔下孔子读书勤奋的写照。 也许，孔子读《易》到了“韦编三绝”，才实现了将一本卜筮书向“吾观其德义耳”的哲理书的转变，即创作或整理了“十翼”，其为《易》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肩水金关汉简分类集成研究”（19VJX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简牍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