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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彦 《伪人》
都静下来了。 在阳台上，我听到我的骨骼、血管、隔膜、肺、胰脏相继松弛下来的声音，它们堆叠的方式过去让我吃惊，而现在我也不惊讶它们纷纷离开好像从来没有在我身体里占据过一席之地的样子，因为都静下来了，当我把身子探出窗外时，我妹妹告诉我，楼下干掉的游泳池里有一只正在洗澡的海鸥。在世界还在运行时，这只海鸥和它的亲戚们经常在傍晚时分来这里洗澡，尽管海就在不远处，这种娱乐方式不过是它们为海寻找一个对立面，而这个世界存在的规则是，每样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 哦，我差点忘了我们正在隔离中，而世界已经不再运行了。游泳池干掉了。鸟们无所适从了。海滩上罕无人迹。所有的门都合上了。所有的窗户每到傍晚就有人向外探出头。 我忽然想起我离开马德里有两个半月了。一年多前，我在马德里皇宫下面河边的一幢公寓里写《伪人》，每天傍晚这个时候，我合上电脑去河边踱步，那几幢楼房和那条蓄水很少的河流被我疲倦的眼神擦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它一成不变的风景蹭得我眼球生疼，有时候我又为这种不会激起我过度反应的舒适而释然。每天凌晨三点钟，我的老室友，八十四岁的路易斯就要起床，之后去墓地看望他去世五年的女儿。他甚至有墓地看门人给他的钥匙。我总是在这个点被他吵醒，因为他听力不好，总是在拿面包时碰响炊具而浑然不觉，他的大头皮鞋在走廊里走动的声音也是惊天动地的。有时候他会血流满面地出现在我醒后的早晨里，对着卫生间的镜子一个劲地用棉球擦拭，而原因没有例外——走路时不小心摔倒了。这种事故在我们这个小公寓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也几次想与他谈谈能否改掉他凌晨起床的习惯，但忍了忍最终没有说出口，直到我去年初搬走。 十二个人在屋里，八个座位空着—— 时间已到，该开始这一文化活动了。 一半人进来是因为天下起了雨。 另一半人全是亲戚。哦，缪斯。 去年搬家时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想起辛波斯卡诗句中“亲戚”这个词，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忘了提一句了，老路易斯也是个诗人，写过六本自己打印装订成的诗集，但他的诗不输给任何一个号称“诗人”的人。所以，我顺带着也想起了后面“缪斯”这个词。 他当时护送我去新搬的公寓，还见了我的新房东。 自从我自己的生活变得虚拟后，我对虚拟世界的兴趣变本加厉，而不是相反。当然，我不能说老路易斯是我的“缪斯”——尽管我在《伪人》中虚构的那个凌晨三四点起床的公证员，“我”妈妈的男友部分得自于他的早起习惯。在西班牙的这几年，我的真正的“缪斯”和男神是何塞·加塞特·奥尔特加，我以我糟糕的西语趔趔趄趄地读完了所能买到的他的所有作品，让我庆幸的是，我在偶尔要去上课的学校经常能看到他的雕像，实际上，我几乎还能在校园里嗅到略萨的气味——他在这里拿的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几位获过诺奖的“校友”，但我想，在这里我得到的不是什么超级文学营养，不是什么文学大师略萨，也不是卡米洛·塞拉、阿雷克桑德莱·梅洛、哈辛托·贝纳文特等，而是某种与生活齐平的东西，某种把我们从文字、声响、线条和色彩的结构里拖开的东西，比方说，某种我为自己找到的对立面。 我经常想起智利作家波拉尼奥，他并没有在马德里生活过，他一直住在巴塞罗那，但我知道他生活最为窘困的时候做过超市看守员甚至捡过垃圾。马德里的拉丁美洲人非常多，我与路易斯合租公寓所在的那个地段就是拉美人聚居地（路易斯后来还有了一个五十出头的秘鲁女友）。我还与一对巴拉圭和阿根廷情侣合租过。那位小我几岁的阿根廷人有个兄弟，母亲后来异嫁又生了一堆孩子，他来西班牙前曾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巧克力油条店，最有钱的时候买过一辆二手汽车，后来追随女友来到了西班牙，现在给一家比萨店送外卖。小说中的波尼就是波拉尼奥与我这位阿根廷朋友的合体。另外，我真有一位叫作哈维尔·佩雷斯的好朋友，他是个非常棒的诗人……我知道以这种方式来回溯我的小说是不对的，因为我的小说根本不值一提，哪怕一个最小的地方的文学志都不会有它的身影，最无名的人都不会来谈论它。但凡有印刷它的书籍也很快会被送到二手书店或造纸厂的纸浆池回炉,成为另一本烂书的新的身体。但坐在这个傍晚的阳台上，一切就这样涌出来了。因为此时我还怀念着远在六百公里外的马德里——就是在那儿我写下它的。我还想着世界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它可能并不讨我们喜欢的秩序。不管秩序如何令人讨厌，它是我们这个世界能运行起来唯一的理由。 约翰·伯格说，到处都有痛苦，而比痛苦更为持久且尖利伤人的是，到处都有抱有期望的等待。眼下的痛苦就是这场还没有结束的疫情，很多地方还在源源不断地死人，尤其是我小说中写过的那块拉丁美洲大陆，此时正处于疫情的“震中”，而我暂时栖居的欧洲也刚刚从慌乱中恢复元气。至于期望，我现在对一切都不抱期望了。如果说有期望，也被我早年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努力耗尽了——我至今没能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一夜之间，我已经像别人一样把写作视作一种行当了。比方说，我经常在这里看到一群又一群的拉美学生将文学系的学习生活视作他们在这里混身份的一个理由——要知道这里也是略萨这个狗屎作家领取学位和荣誉的地方。我与和《伪人》里同名的现实里的诗人好友哈维尔·佩雷斯聊过真正的写作和文学，现实里的哈维尔觉得我已经把自己的文学野心强加给了小说中的波尼，也就是要把所有的小说变成唯一一部小说，所有的出版社只出版一部小说，所有的作家只写同一部小说，小说可以是任意的文体，以及只要有人类这部小说就在写作中……这些实现不了的文学野心可能恰恰是解构文学最好的方式。现在有些人，不论是西班牙还是中国，都有一些人太把文学当回事了，把它当成专业，当成商业，当成学位，当成职称，当成职务，当成荣誉，当成体制……就是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动作。比方说，打开电脑，或铺开纸张的一个即兴的手指运动。我们应该用某种贬损文学、嘲讽文学的方式还给文学原有的尊严。 我妹妹的猫（西语名叫Juanita，中文名是小六月）坐在阳台上，它是一只正宗的马拉加猫（学名是欧洲短毛猫），它庞大的家族就在楼下的花园里，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我妹妹从楼下那些本来有自由行动权的猫家族中抢夺来的一个小家伙，现在它成了我妹妹的密友，也是我隔离时期最好的小伙伴。我们每天与它相处就如同与自己的影子。它能听懂几个简单的西语和中文句子，比方说，“看着我！”“过来！”“想吃零食么？”“快去睡觉！”它就是我写的这个小说中会中西语的“我”，那个“阴茎短小”的叙述者——既是理科爱好者又是文学研究者，并非单指他会中、西两种语言。在两种语言和两个物种之间跳跃给我妹妹的猫的生活形成了一定的难度，但也让它有了某种奇怪的视野，有时候它会自动消除猫的局限，当我们对它说话时，它会从喉管里发出某种既不像猫也不像人的咕哝声。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小说中的那个“我”，也是现实生活里的我。我的小说就是那几声既不像作家又不像研究者的咕哝。我的意思是，我经常既“是”又“不是”，我喜欢各种事物的边界，将狭窄的边界当成我宽阔的王国来生活。我喜欢听到我的那些部分在另一个地方纷纷掉落的声音。我喜欢看到我的过去已然消失在将来的身影。事实上，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就是小说中的流亡作家，那个波尼，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或者说在各种身份间流亡的人，在诗人和作家之间，在拉美和西班牙之间，在死亡和失踪之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一如我在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夹缝间流亡……我于是试图以一个文学研究者和一个作家作为我的小说写作对象。我决定拿起手术刀，写一本给作家们看的书。 那是两年前我动笔时的想法。 我不知道对这篇木已成舟的小说我还能说些什么。 小说写得很快，几乎就在三个月之内，从三月初一直到六月中旬。我知道那段时间我一直“身首异处”，庞大的中文成熟的身体被紧裹在一件西语的破衣烂衫里面，每天几个小时热闹的虚构故事夹带着我本人过分安静紧张的现实生活，这两种形式的分裂一直折磨着我在马德里那一年的生活。写完之后我就去学校上课了，我经常能在校园里看见几张类似波尼的面孔，他们是前来西班牙读他们拉丁美洲文学学位的墨西哥人、厄瓜多尔人、秘鲁人等，都三十出头，出版过好几部诗歌或小说了。我很惊异我提前把他们写了，我还没认识他们之前我虚构的波尼就帮他们经历过一些事了，也帮他们失过踪，帮他们失败过。但他们与波尼不一样，他们热衷于出席各种文学活动，还与一位教诗歌的英国老师打得火热；每逢有头有脸的作家参加的各种活动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尤其是那位墨西哥老兄，整天忙着去认识各种人。有一次我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碰见他，他告诉我他的博士研究课题是最近二十年的西语戏剧。为什么是戏剧，我问他。他说戏剧好找工作。他说话的时候，皮衣袖口上蹭得锃亮的人造革的裂纹张大了嘴巴，好像要把他说过话的吞下去，然后再次吐出来。 我没说话。 我那时有点怀念我虚构出来的波尼，因为他与他们不一样。我是说，我希望这个世界真有人能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然后高调地失败——显然，我的这几个拉美作家同学日后是会飞黄腾达的。我借这部小说探讨了很多我自己不能释然的文学话题，因为我自己就有两具身体，一个说话的，一个反驳我自己说话的，我自己互为反面，自己就是自己的对立面。 因而我在小说中设立了很多“对立面”，不仅仅是现实与虚构这对关系最为相爱相杀的兄弟。小说中最大的一组“对立面”就是：“我”这个文学研究者在中国的真实现实生活—“我”虚构的假作家波尼在西班牙的流亡生活—由波尼所生活的马德里人再次虚构的假文体家哈维尔·佩雷斯，这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现实和虚构，三者就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嵌着一个，一个感染着另一个，一个凝视着另一个。这三个人物到底谁是真正的主人公呢？我自己也很迷惑，一个打算戏弄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中国文学制假者，一个似乎是以流水账般被记叙着的假的拉美流亡作家波尼（“我”研究波尼），一个更假的纯粹是马德里人杜撰出来的神秘的西班牙文体家哈维尔（小说中波尼研究他）？他们是一支射向另一支的箭，一支比一支虚无，一支比一支遥远，也一支比一支更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另外还有几组值得我在这里提一提的“对立面”：“我”与波尼，从不创作的文学研究者和希望创作一部“总”的小说的被研究者，为了向无尽、无限的波尼和哈维尔·佩雷斯致敬，“我”也成了一个用尽各种研究材料的文学研究者；波尼与哈维尔·佩雷斯，一个拉美假作家和一个马德里假文体家，后者是前者理想中的写作楷模；“我”与“我”哥哥，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和感性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失败的理性主义者和一个失败的艺术爱好者；波尼和波尼弟弟，两者如同一具诗人的身体和一颗诗人的心；“我”和波尼两对兄弟，“我”与向现实而生的“我”哥哥和波尼与向理想而死的自杀的弟弟，两对兄弟都是不同形式的父亲缺失者；“我”与“我”邻居，“我”对反现实的和假的不存在的现实有兴趣，而“我”邻居只对已盖棺定论的过去的现实有兴趣，一个是阴茎短小者、一个是体液恐惧者，如同两个假男人；“我”妈妈和公证员，“我”妈妈是一个前半夜的失眠者，公证员是一个后半夜的失眠者，最后两者合一，地球上的时间就此完整统一；“我”与“我”妈妈，一个货真价实的严肃文学研究者和将小说概念排除在言情小说之外的文学爱好者…… 这种二元论现在读起来或许很笨拙，但我写完后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形成了这么多的“对立面”。实际上我与小说主人公一样，我有根理性的弦一直像火车轨道一样在任何时候将我引向一个清晰的不会迷路的地址，这也就是我至今写不好小说的原因——我大脑里有几个我那个身任数学老师的父亲赠予的基因，它们可恶地阴魂不散。 这篇姑且算得上创作谈的文章快结束了，结束前我想为我前年去世的同学说上两句，也就是“我”哥哥死去的那位爱好写作的好友的原型。他是我小学和初中同学，喜欢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贡布洛维奇，在我动笔前一个月死于酒后心脏猝死。我很难过，因为他不会再看到我的文字了，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也不会有他们的中文复制品了（在小说里他将这两位作家模仿得惟妙惟肖）。这段可能在我生命中地位不高的友情令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同学是最早与我谈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贡布洛维奇这三位作家的人，也只有他能随我一起乘文学的升降机下到最灼热和最深刻的地心，那儿仅有几名游客，孤单、缄默、宁静、波涛汹涌。如今他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地方。他不打算上来，因为那儿有更好的文学，也有更好的作家，就像波尼和哈维尔·佩雷斯。 是的，一直是——现实这口窄井映衬着它头顶虚构的广阔天空。或者反过来。 哦，太啰唆了。 不说了。 2020年7月3日马德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