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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对海外中国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接受的考察已日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半个多世纪历程中，通过中西学者共同的努力，中国传统文论的海外译介与接受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进展。厘清《文心雕龙》的海外英译谱系，以及借助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对五位《文心雕龙》的重要传译者进行考察，对他们的译介与研究实践以及效度问题作具体分析，可以为中国传统文论“走出去”的路径提供学理性反思与探索。 关键词：中国文论 《文心雕龙》 英译 接受 跨学科 作者：戴文静，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镇江 212013，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上海 200433）。 一、《文心雕龙》海外英译谱系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它体例周密、论旨精深、论据详备，可与《诗学》相媲美。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在海外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译介历程呢？“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是中国的学术传统，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考察《文心雕龙》海外英译谱系。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八个英文节译本。现撮举下表（表1），以备说明。 如表1所示，与其他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相比，目前海外《文心雕龙》海外译介的主力是华裔汉学家，其全译本数量还是相对偏少。从英译本的总体情况来看，海外译者由一开始的单篇节译到后来的多篇节译，其翻译完成度越来越高，足可见海外《文心雕龙》译介力度与受众关注度的加强。从其出版发行地而观，一半为美国高校，欧洲和香港仅各占10%，可见美国作为当今汉学中心的重要地位及传播力。此外，可见《文心雕龙》海外英译出版机构的主体为美国知名高校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等；传播受众主要集中于欧美高校学术性读者群。由此可见，其传播范围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有待从学术群体向普通大众进行拓展。  纵观《文心雕龙》海外英译历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50—1960）为译介的肇始，以施友忠英译本诞生为主要标志，包括之前戈登和修中诚的部分译介。受冷战思维格局的影响，北美汉学界最初接触到的中国文学仅囿于哲学文本，而后涉及诗歌，最后才开始译介文学理论这一抽象领域。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论的译介尚处于摸索期，直至施译本的出现，海外才第一次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第二阶段（1961—1990），这一阶段为译介的发展阶段，新儒家提出关注“天人合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西方对东方萌生了解之愿，于是海外学者转向中国学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主体是华裔学者。首个全译本的诞生，催生了华裔汉学家译介本土经典的愿望，加上这一阶段美国亚洲研究热度的升温，以及华裔汉学家人才汇入北美高校，美国本土的汉学教授不仅乐于与母语为中文的人才交流与合作，也更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这些华裔汉学家以其中西兼通的学养，不仅完成英译工作，还从比较视野阐释了《文心雕龙》的精言奥义，推动了《文心雕龙》在北美传译的整体进度。1962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红楼梦》之前，就已开始翻译《文心雕龙》中的五篇，并将译文发表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上。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就是从阅读这本杂志开始的。从创作论到文学鉴赏，他们选译了《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音》这五篇内容。可见，他们的理解是侧重于文论的核心思想。此节译本的出现，使整个北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邃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使诸多不谙中文的海外学者以及对中国文论抱有偏见的人士，逐渐对有别于自己传统的异质文化诗性智慧有所认识并从中获得启发。这一阶段中刘若愚的节译本对《文心雕龙》的海外译介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海外中国传统诗学的领军人物，在将中国文学理论推向世界舞台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却有大量《文心雕龙》的译文，该书兼采中西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之长，曾一度因其耳目一新的文学理论形态而引起西方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在向西方读者、学者传播中国传统文论精华及其特点方面具有开启之功。中外许多学者如黄维樑、叶维廉、余宝琳等都受其研究方法的启发并有所借鉴。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此阶段为译介的高潮阶段。这一阶段以华裔汉学家及本族汉学家共同译介为特点，出现了选译章节最多的节译本和两个全译本。其中在当代西方汉学家中，对《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贡献最大的首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他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专著中用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翻译了《文心雕龙》中的十八篇文章。该书在海外汉学界久享盛誉，它为世界读者理解中国文论架设了沟通的津梁，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旧有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互识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途径。进入21世纪后，向世界推介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的“大中华文库”项目正式启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及社会学系副教授杨国斌再次全译了《文心雕龙》。此外，在这一阶段，《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东方研究手册》《含英咀华集》等海外中国文选专集，也对《文心雕龙》进行了介绍及选译。至此，中国古代文论已成为海外汉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以全新的面貌进入海外文学批评家的视野。 从译介分布的节点来看，《文心雕龙》的译介历程跨度半个多世纪。三个全译本的出版时间正好与表中两次译介高潮的时间一致，分别是第一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末和第三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末。仅1959—1970年短短十余年间，受美国洛克菲勒、纽约卡内基基金资助，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华盛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多所美国知名高等学府都相继设立了东亚语言及文学系等一大批中国研究科系，从欧洲和亚洲引进了大量的科研人才，并成立了远东研究促进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等多个重要学术团体。在此热潮影响下，成批出现了由留学生撰写的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的英语博士论文。其中有的留学生还从其他专业转到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甚至职业。无论留学生们如何在学术领域进行跨专业流动，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充当了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力军，并形成深刻改变了海外汉学研究格局的华裔学术群体。如刘若愚、施友忠、徐复观、陈世骧、高友工、孙康宜、林顺夫、黄维樑、叶维廉、柳无忌、涂经治等。这些人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内获得学士学位后出国深造的，毕业后留在英、美任教并从事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研究。他们站在中国文化彼岸的西方，又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反观与重构中国，在这种文化碰撞与交融的重重张力中，创生出许多带有全球性特征的卓见和新知。此外，美国东方协会、亚洲研究学会、美国中国研究协会以及《亚洲研究期刊》和《美国东方学会期刊》等一批高校外的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创立，使得海外汉学整体的研究实力剧增，更有利于《文心雕龙》海外传译，随着施友忠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的问世，海外《文心雕龙》译介打开了新局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西方诗学及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到国内，国内本土的传统文论和西方诗学不断交汇、碰撞，又激发了华裔汉学家反观本土传统的自觉。在对话与互动的中外学术空间里，大批《文心雕龙》的英译本相继出版。在此带动下，大量有关《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海外“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二、《文心雕龙》的海外接受 梁启超早年说过，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这是研究中国的三种境界。如今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论，首先要弄清楚世界范围内《文心雕龙》的译介、研究的现状和效度问题。下文将结合施友忠、刘若愚、宇文所安、黄兆杰和蔡宗齐五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传译代表，对他们的译介与研究实践以及效度问题作具体分析。 作为《文心雕龙》首译人的施友忠，在1983年香港大学出版的修订版中，将自己所撰写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和《刘勰的有机整体观》两篇学术研究论文附在其英译本的长篇导言中，并将译序部分重新整理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 “刘勰及其文学批评”（此部分又分为:“刘勰其人”“刘勰的古典主义”和“刘勰的综合全面的文学观”）和“后世学者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部分，较为详实地介绍了作者的创作背景及文学观，他提出刘勰的宗经是古典主义者的体现；并认为刘勰论述结构严谨，有机整体观是全书运思的总体原则。此外，他还在文末增补了关键词汇表，便于读者查询和研究。事实上，前一篇学术研究论文，是在施译本诞生前就已发表，可见作为学者型译者的施友忠对《文心雕龙》推崇备至。翻译的同时，他始终不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融汇到译作的注解中。例如他努力向西方读者普及赞语的文体知识，他对《原道》篇的赞语采用这样的诠释：“此书中的赞语是一种四字带韵律的诗歌。正如刘勰在第九章《颂赞》中所说，‘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对于赞语的功用，刘勰又说，‘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赞语的作用是辅助解释主题，传递主题的价值判断或对主题进行归纳总结。”这样的注释融入了施氏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与贯通领悟。又如，施氏对《征圣》篇赞语的第一句中“妙极生知”的解释，引用《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向西方读者解释原文中传统术语“生知”的文学来源。译作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施氏采取这样的译释并举法进行翻译，无疑有助于并深化西方读者对其译作的理解。一定程度而言，此举提高了译本认知度的同时，也有助于译本在异质文化区域的迅广流传。 刘若愚是第一位尝试用英文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文学理论的华裔学者，在英美汉学界，是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专治中国古诗和文论，著述宏富。他深谙西方读者的特点及需求，在撰写《中国文学理论》时，对不同类别的读者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进行普及性的介绍时，他尽量避免专门性的讨论。因此那些即使不懂中文的读者，仍然可以了解中国文学理论。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刘氏又将专门性的讨论及参考书的引证归入注中，他认为这些注以及参考书目和词汇索引，能为他们找到出处，进行进一步研究。刘氏的译释并举法与施友忠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他很少用注，而是直接用明晰易懂的文字在文中进行阐释。在引用《文心雕龙》作观点的例证时，刘氏认为此书非专门研究《文心雕龙》之作，因此他认为只有当引文出处对读者理解原文似有必要，或自己翻译需要说明时才加注。其二，对篇中具有多义性的“文”字的处理，他以“文”字所指示或隐藏的各种不同概念，依照其在文中所呈现的重要性次序列出。这是因为他注意到“文”字的多义性，认为无法做到仅用一个英文词来译介“文”。这样的译文给读者带来开放性的文本，使其有足够的理解与阐释空间。虽然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学理论的尝试未必成功，但这样的研究范式无疑对后世海外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选读》也可作如是观，他的译作本身就是一个译介和研究相结合的最佳案例。首先，他对每段选文都作了评论并附上术语集要，这些都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精华。其次，他著书的宏大目标之一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论。他采用一段原文、一段译文、一段评析的解说方式，对若干文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读他的文字犹如穿梭在古今、中西两种交错的时空维度。通过译评相融的方式，宇文所安采用译评相融的翻译策略，对中西文论进行双向阐释，在海外汉学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黄兆杰在全译本出版之前就已开始进行龙学研究，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不仅对《文心雕龙》的重要篇章进行了译介，还对其中重要思想进行了诠释。他以大众译者的身份出场，采取意译为主、释义为辅的归化的方式，将注释化解在行内，以意译加释义的方式进行了阐释，简化了文外注释。全译本中更是将自己对原文研究后的理解与阐释融合在译文的字里行间，并在全译本后增加了书名、人名、注释等三个附录，以备汉学读者所需，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优雅可读的译文。 蔡宗齐是近代海外龙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学者之一。受1995年北京《文心雕龙》国际会议的影响，1997年蔡宗齐发起并组织了北美汉学家“从当代眼光看《文心雕龙》”的小型国际会议，虽然参会人数并不多，但却聚集了北美众多著名汉学家，如浦安迪、宇文所安、孙康宜、林理彰、林顺夫、艾朗诺等。2001年蔡宗齐出版了本次会议的英文论文集《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造和修辞》。在此研究基础上，他出版专著《比较诗学结构: 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并节译了《文心雕龙》中的三篇章节。蔡氏的节译是基于众多国内龙学专家的专著之上，如范文澜、黄侃、陆侃如、周振甫、杨明照、詹锳等，并参考施译本和宇文译本进行翻译的。它既是《文心雕龙》集大成的现代节译本，也是蔡氏多年研读比较文学对中西方文论研精覃思之作。蔡氏从中西诗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从内文化、跨文化、超文化三种研究维度比较了中西诗学中的重要主题。此书主要是为学术交流使用，但翔实的陈述同时也适合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针对以上五部译本的传播与接受的效度问题，学界一直聚讼纷纭。为此，笔者专门搜索了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目前该数据库可以搜索112个国家的图书馆，包括近9000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拥有数千万书目记录，涉及 10 亿多资料。某种程度上而言，WorldCat可以较客观地显示出各译本在全球的传播及接受效度的现状。 笔者撷取以下五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英译本，即黄兆杰的全译本、宇文所安的节译本、刘若愚的节译本、施友忠的全译本以及蔡宗齐的节译本（以下简称：黄译、宇文译、刘译、施译和蔡译），对它们自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全球馆藏量及分布情况分别进行了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共有1317家图书馆馆藏了蔡译本，有1231家图书馆馆藏1983年版的施译本，刘译本全球的馆藏量为477家，宇文译本为396家，只有黄译本的馆藏量最少，在美国仅有三家。为深入分析，本文对五译本的全球馆藏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表2）。  首先，从区域而观。如图所示，五部译作的共同特点是其在北美的藏书量比率均在75%以上，即它们各自在北美的藏书量占全球总量的3/4以上。由此可见，北美馆藏总量雄居各大洲之首，欧洲暂居第二，而非汉学中心的拉美、澳洲、中东、非洲等区域则馆藏量相对偏少，部分甚至为零。从另一侧面而言，中国传统文论在这些非汉学中心区域待有极大的传播空间。北美馆藏量第一，良有以也。北美虽然没有日、韩等国近邻的地理文化优势，研究历史也没有日、韩长，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其强大的研究团队、独特的研究视角及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全球汉学研究的领军者。就英国而言，四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出版了300余种，博士论文完成了30余篇，就绝对值而言，这些译、论著的数量不少，但如果和美国相比，则相距甚远。虽然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起步比英国晚了两三百年，但仅20世纪以来，现有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关书籍及博士论文就已达1000余种。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就有六千多名职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博士有近千名，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之多。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积极资助学术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北美汉学研究进程。在此语境下，西方汉学中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以美国为主的北美汉学独树一帜，研究内容、方法、理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洲传统的古典研究集中在中国传统人文研究领域，北美汉学则将其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中国学”（Chinese Study）。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学还是汉学，其研究基础、范式、内容与方法常常是互通互指、互为表达的。作为当今汉学的研究中心，北美学界尤其是美国在目前世界文论生态系统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已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文论海外传播与接受的重镇。  其次，从译本而观。施译本所占的藏书比例最高，施氏开创《文心雕龙》海外译介之功自不待言，其译本传播效果明显优于其他译本。黄译本全球馆藏量最低，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出版发行机构有关，因为其他四部译作均由美国各大高校出版社发行，而黄译本只在国内的香港大学出版发行过。此外，作为大众译者的黄兆杰采取意译为主，释义为辅的翻译策略，其译本中译释结合较少，全文只有少量引文，而无注释。中国文论作为一种元语言，本身含有高度的抽象性，浅化的翻译可使普通受众了解《文心雕龙》，但无法进入文论本身，理解其真正的精髓。这也是黄译本藏书量较少的另一原因。仔细观察，除黄译本外，其他四个译本在欧洲的馆藏量仅次于北美。很显然，欧洲已成为馆藏《文心雕龙》译本数量居于第二的大洲，而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非洲馆藏数量相对较少，除南非及邻边的博茨瓦纳有少量馆藏本外，其他非洲国家图书馆没有任何《文心雕龙》译本，可见《文心雕龙》在非洲还有很大的传译空间。总体而观，宇文译本和蔡译本在全球的分布相对均匀，全球各大洲图书馆均有他们的译本。其中蔡译本不仅占据全球馆藏总量第一，而且各大洲均有其藏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全球化时代，撷取具有中西普适性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并对其进行编译、重写、阐释及对比，要比浅化的翻译方式更易于在异质文化区域内的流传与接受。同时也说明了，随着中西文论交流的不断深入，《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已从一开始译介为主、研究为辅的阶段走入研究为主、译介为辅的阶段。在对话与互动的中外学术空间里，大批《文心雕龙》的英译本相继出版。在此带动下，大量有关《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蔡译本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同样是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理论框架谈起，但蔡氏汲取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试图直接套用这一模式的教训，只是以此为参照系，通过内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这三个视角进行理论反思，这样做有助于揭示中西诗学中文化特殊性与共性的动态关系。事实上，此节译本的成功，不仅是对海外中国传统文论的一次深刻解构，也是对“以西释中”的传统中西诗学关系的一次有力反拨。正如他曾指出，一些学者倾向于把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和范式看作是普遍有效的，并将它们应用到涉及非西方传统的研究中。因此当中国的批评术语、概念和模式这种对中国诗学的特殊性常常被迫进入这一框架，并没有表现出关键系统所要求的那种内在一致性时，这种所谓的缺乏系统的连贯性一直被误认为是中国诗学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特有的特征。事实上，这种看似“缺乏系统性”的中国传统文论是建基于以过程为基础的系统学，而非西方诗学那种以真理为基础的系统学。此外，中西诗学之间的平衡和建设性对话可以带来相互启发的无限益处，只有我们平等对待中西方诗学，我们才能欣赏到各自的文化特性，从而丰富世界文论的多样性。蔡氏通过宏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在上述三种视角中审视中西方文学批评，试图达到研究广度与深度的最佳平衡。他成功地打通译介与研究的边界，将《文心雕龙》的节译内容以西方普通大众接受的形式巧妙地编排进其研究性的介绍文字中，作为其观点的例证，使其置于更广阔的视域下，在中西文论双向阐释与跨文化研究中，藉异识同，藉无识有，使读者既能寻到中西诗学各自发展历程中的内在脉络，也能克服中西方比较研究所固有的相似论和差译论的偏见。由此可见，这种宏微结合、译研兼容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范式，助推了《文心雕龙》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俨然已成为当下海外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新趋向和新增长点。 客观而论，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译作的阅读情况及传播人群的结构，由此可以窥见《文心雕龙》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其译本的馆藏机构一般为学术性、研究性的大学图书馆。然而有趣的是，蔡译本的馆藏分布不仅局限于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内，在社区及行政公共图书馆内也有，这表明《文心雕龙》乃至中国文论的阅读人群和传播范围已开始摆脱精英小众化路线，从传统大学、研究机构逐步深入各洲的主流社会中去，逐渐在大众群体中传播开来，这是《文心雕龙》传译进程中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从另一层面而言，经过西方学者及华裔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文论已成为世界文论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声音。 三、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路径思考 中国文论，尤其像《文心雕龙》这样的古典文论，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表述方式，是中国文学的元语言，是一个需要细心探究的课题。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观念和内涵都凝结在文论的表述里。因此，无论从当前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大环境来看，还是从中国文论本身长足发展的生态体系来看，中国文论外译，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其进行深刻把握显得尤为关键。可得出两点启示：其一，蔡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比较诗学的传播视角，取决于他打通译介与研究的边界，撷取具有中西普适性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以及对其进行编译、重写、阐释的翻译方式将其融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译介与研究具有很大的共通性。首先，译介和研究同时交错进行，是不断促进文化积累与创新的过程，两者都是原作生命延续的一种表征，也始终是一个更接近原作，而永远未完成的过程。其次，两者同质异形，都含有文本内的考察过程，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存异求同。此外，两者都具有跨文化的性质及阐释和传播功效。译介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和传播，对作品的选择和阐释本身也暗含了译者和传播者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与此同理，研究或者文学评论也是从当下语境出发，诉诸译作，对原语文本的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进行再阐释和再评价，因为阐释和评价是评论者或研究者的主要任务。通过研究，原作得以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阐释，焕发新意。从这一层面而言，打通译介与研究视域，并将中国文论置于全球化诗学语境之中，在中西融合的世界文学立场上，进行中西同题对话，从中国经典文论的诗性言说传统中发掘具有现代性价值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研究它与其他文论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论的海外传播已从“译介为主、研究为辅”的第一阶段步入“研究为主、译介为辅”的阶段。换言之，中国文论海外传播已从语言、内容传播进入思想传播阶段，蔡氏全新的中国传统文论海外传播的跨学科阐释方式，是应和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趋势的真实写照。他重构形式，还原意义，思想著作被置换成另一种语言精神，在探索中西诗学特殊性和共性中寻求中西理论契合点，进而使其理论逐渐被接受与吸收，可以说这种充满了创造力的改写具有积极的跨文化传播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曾说这种重组式的改写“会对文论本质投以新的光芒”，使中国传统文论更具现代性传播价值。这是后现代语境下对非西方文论“异”声的一种尊重，是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改写，是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型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应然之象。 其二，中国文论真正“走出去”还有赖于文论的实际运用研究，扩大其在异质文化中的阐述空间。文学理论源于文本，也将归属于文本，我们应尽力将文学理论放回他们的阐释域境中去，才能赋予其现世生命。蔡译本在比较视野下，进行平行个案研究，采撷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例证，使其更具说服力。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道器相彰，应相互结合共同走出去。中国传统文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赋予其现代活力。我们在了解自身文论特点的基础上，必须创造条件，结合文学作品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化解读，这种解读融汇古今中外，激活原有的优质基因，使其在今天的文学土壤上继续生发，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价值重估与理论重构，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基于中国文学作品之上的中国文论才能行之有效地与西方文论进行双向阐释。与此同时，结合中国文论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才能更稳健，才能在文明的互鉴和互通中，超越西方文论的囿限，自铸伟辞，走出自己独特的理论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