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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体系 考古发现新材料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具体文体的传统认识，而且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文学与文体学的传统认识，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各种文体生发于先秦秦汉 南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作《文心雕龙》，对先秦秦汉的文体已作了全面总结。其总论部分的《宗经》篇，指出六经中所包含的文体即有：“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其文体论部分先讨论有韵的文体十种：《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又讨论无韵的文体十种：《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在“原道”“征圣”“宗经”的前提下论文体，认为各种文体源出六经。因而其所列文体都属于精英文化、大传统，也是文体的主流部分。《文心雕龙》对这部分精英文体的讨论已经很齐备了。其所不足之处，正如周振甫所指出的在于“忽视民间文学”文体。(33) 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的有关文体方面的新认识，如志怪小说、俗体赋、酒令等，恰好都是民间文学、小传统。“成相体”在先秦虽属贵族精英文学，在秦汉以后亦流为民间文学。这些被刘勰《文心雕龙》所忽视的先秦秦汉产生的文体，现因考古发现也大致补上了。 我们将刘勰所论的精英文学各种文体与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民间文学各文体综合在一起，会得到一种新认识，即中国文学史上隋唐宋元以后所见到的各种文体，实际上在先秦秦汉几乎都有其初型范式。隋唐宋元以后只不过是对这种文体的完善发展而已。也就是说，先秦秦汉是中国文体学的奠基生发时期。大家称唐诗、宋词、金元戏剧、明清小说，好像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全在唐宋以后，殊不知，这种繁荣正得益于先秦秦汉在文体学上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没有先秦秦汉各种文体的产生，就不可能有唐宋以后文学的繁荣发展。考古发现推动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体学做出重新估价。 (二)从中国轴心文明的高度认识先秦秦汉各种文体产生的深远意义 在历史学与哲学界，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看作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轴心时期，其意义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印度河流域的“吠陀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希伯来圣经时代”等轴心时期一样，是其以后历史文化的生发奠基时期。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华古文明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型时期，以血缘管理为社会背景的先哲伟人，总结了从五帝文明起源到虞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的2500年左右的原始宗教历史文化，将其上升到哲学理性高度，凝炼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格、范式与初型，从而深刻影响以后2500年以地缘管理为特征的中华成熟文明的发展走向。 轴心文明时期所形成的风格、范式、初型，对后代历史文化所产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影响力，反映在方方面面。例如文字，战国时代，诸侯力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随着秦国统一全国，出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局面。东汉许慎在此基础上撰成《说文解字》，从此汉字成为中华民族的共用文字而沿用至今。思想史方面，汉初因战乱初平而大兴先秦黄老哲学，以求休养生息。文景之后，国力复兴，出现了围绕先秦儒学的两汉“经今古文之学”。魏晋时期，因战乱频发与门阀森严而复兴先秦老庄，出现了玄学。南北朝佛学大盛，至唐朝又有恢复先秦儒学的古文运动。宋明理学、清代乾嘉学派亦均以弘扬儒学为宗，兼融佛道阴阳各家所长。中国思想发展始终在先秦秦汉思想框架下，结合新的历史背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同样，先秦秦汉各种文体的繁荣产生，也是中国轴心文明在文学上的反映，体现了多民族统一融合之后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精神丰富性、思想深刻性与审美多元性。而且这一时期产生的各种文体，几乎规定了之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创作模式与审美趋向。诚如《文心雕龙·宗经》篇所说，六经中的各种文体，“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往”，以后虽“百家腾跃”，亦“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所概括的只是精英文学文体，而考古发现所展示的民间文学文体情况亦复如此。 先秦秦汉轴心文明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文体，是在其前面2500年来中国独特地理环境下农耕文明独立起源、自身发展的深厚历史沃土上生发出来的各种灿烂花朵。这些各具特色的文体花朵，又规定了以后各种文学果实的品色滋味。换言之，中国先秦秦汉所产生的各种文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关中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闻一多在1943年发表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中就已经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来：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给留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再过几百年，在四处思想都觉醒了，跟着是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的出现。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34) 闻一多特别强调，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这四个古老民族的文学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的。这提示我们，对中国文体学的研究总结，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套用西方的文体理论模式。而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文学史教材编写与大学文学史课堂教学，往往过多套用西方文学文体叙写模式。其结果是，在观念更新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好在这一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越来越引起文学史界的反思。吴承学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愿：“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文学分类法套用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35) (三)揭示中国文体学的深层结构背景 不同文体及其内容是文学的形象表现。而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同文体形象的种种因素才是其深层结构背景。研究古代文学，不仅要分析欣赏文体的形式美，以及情节、语言、人物的内容美，还应该分析揭示产生这些形式美与内容美的深层结构背景。 世界上的古文明，有些起源于游牧经济，如匈奴帝国；有些起源于商贸经济，如希腊文明。中国古文明则起源于农耕经济。农耕生产需要阳光、雨露、土地，因而中国先民很早就盛行天体崇拜、山川土地崇拜、农作物崇拜。这些崇拜通过巫术宗教手段，以集体祭祀歌舞的形式表达，其目的是为了农业丰收，人丁兴旺，族群发展。上古社会是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这就是前述中国酒令诗源于飨宴诗的历史文化背景。飨宴诗中飨神的内容具有巫术宗教的含义，飨人的内容有政治、伦理的意义。 初民在长期观察天体等自然现象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日月，即《周易·系辞》所谓“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由于太阳与月亮的东、西轮流升降，循环变换，因而有了白天与黑夜的阴阳变化、春夏秋冬的四季区分，进而有了世间万物生长与人类的繁荣。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初民相信万物有灵，而日月天体是至上神灵。在原始巫术互渗观念支配下，先民在集体宗教祭祀活动中，往往模仿太阳月亮的东升西落、阴阳变化、循环往复，从而有了既变化又重复的集体歌舞祭祀仪式。这种祭祀仪式的长期重复举行，便逐渐积淀成了先民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既发展变化而又循环往复的观念，即《周易·系辞》所谓“日终则月来、月终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夫易，彰往而察来”，“原始而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知周于万物，而道法天下”。 这种发展变化而又循环往复的文化心理结构，反映到文体结构上，是《诗经》《楚辞》等早期诗歌在形式上的重章叠句，循环咏唱；反映在艺术方法上，是《诗经》《楚辞》惯用的赋、比、兴；反映在文学内容上，是情节结构跌宕起伏、循环不已，乃至死而复生。如《诗经·豳风·七月》以一年四季变化为顺序，写族民春种、夏养、秋收、冬藏的农事活动。《诗·大雅·生民》写后稷因其母姜嫄履太阳“帝迹”而生，长大后发明农业，兴旺族丁，最后又以太阳养育而成的农作物献祭太阳“帝”。正好是一个循环。又如屈原《离骚》开头写自己追溯其族源于太阳神颛顼氏，又写其于太阳圣日“庚寅以降”。中间部分写自己借助巫术魔法，在人间天庭为楚国“美政”而上下求索，最后又回到太阳帝庭，所谓“陟升皇之赫戏”。这一“降”一“陟”，完成了一个太阳神话的循环往复。前述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丹》与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两则志怪小说中的主人公死而复生，并借此展现阴阳两界的离奇情节，也是农耕生产背景下产生的阴阳循环观念的文学反映，并非东汉以后佛教轮回思想的传入，才产生志怪小说的死而复生。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36)中国远古特定的农耕经济所产生的太阳循环观念，先是被搬进了族民集体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继而被广泛地反映在先秦秦汉文学文体之中。 农耕生产聚族定居，还决定了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与西方不同。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西方文明的起源必然出现两个根本变化：一是出现了在阶层分化基础上的公共权力，二是地缘管理代替血缘管理。中国文明的起源虽然也出现公共权力，但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依然延续下来。西方文明起源是公共权力与地缘管理的结合。中国文明起源是公共权力与血缘管理的结合。中国从五帝文明起源到虞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共约2500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直盛行血缘管理。因为血缘管理的长期延续，因而原始宗教、巫史传统、王官之学一直盛行不衰。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先秦时期各氏族部落侯国的历史文化均由天体图腾为起点(动植物图腾亦源于天体崇拜)，以先公先王世系为线索，而由巫史、酋长之类在聚族集体祭祀活动中口耳相传，歌舞吟唱。文字发明之后，将这些口耳传唱的历史文化记录下来，便是“颂诗”“雅诗”“九歌”“天问”“尚书”，乃至前述“成相体”等等。这些概括起来即“史诗”。中国的“史诗”因为特有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有自己的特色体系，不能以西方“荷马史诗”为依据而妄加评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7)考古发现为重新建构中国特色文体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可能；当今中国的发展繁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又为中国特色文体学的研究宣传、普及教育展现了广阔前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需要以各个具体学科体系的建立为前提。中国特色文体学学科的建立，既要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学发展线索与具体图景，又要深入研究产生这种文体特色的历史背景、文化土壤等深层结构。此项工作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