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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与《春秋》《左传》前后数年的记事有很强的相关性。经与苏州博物馆藏余眛剑铭文相参，可确证同年《春秋》所记“阍弑吴子余祭”一条乃是错简。由此可以判断《左传》中季札、余祭等材料应为后人补述，季札观乐的故事不会早于公元前403年，此时距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已140多年了。此类故事在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中颇为常见，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关注其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后人对先秦历史的许多“历史感觉”，多来自于这类充满了现场感的故事，而它们多数都是早期儒家所创制的。或者可以认为战国初年儒家学者们所编纂的故事，塑造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认知与想象的主色调。 关 键 词：季札观乐 《春秋》 《左传》 早期儒家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先秦的历史叙述，多依赖于春秋中期至西汉前期编纂的文献，特别是《诗》《书》《礼》《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这些书中的记载，几乎构建了先秦历史叙事的全部基础和主线条。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之间，又互相关联，甚至相互印证。或者说，这些著作中有关先秦的知识是自洽的。即便西周至秦汉之际的考古资料相对丰富，战国秦汉简牍文书近年更是几乎要改变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但是我们赖以理解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和想象早期历史的“故事主线”，依然是上述典籍提供的，或者更为绝对地说是《史记》加工整理出来的。西周考古资料自身可以建立一套与文献历史不同的历史面貌，但是这一不同面目所依据的基础知识依然是《史记》提供的，“故事情节”发生了变化，“故事要素”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动①。因此，对这些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要素)的考察，仍然十分必要。一般而言，史书中世次、征伐、地理、基本制度等方面的记录绝大多数还是可以信据的，但文献中渗透出的价值观、故事的细节以及模式化的叙述等部分则应当首先报以存疑的态度。特别是早期文献中的知识自洽，尤其需要有客观而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不能将其视作天然的无可怀疑的认知前提。因此，至少如下问题是需要拷问一番的：我们面对的先秦知识的核心要素或许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出于后来的建构。它们或者是战国初年儒家学者的造作，或者是汉代以后的经学家塑造，或者还有其他可能。即便这种思考并不会改变先秦历史的整体叙事，甚至一些基本常识也还都会是常识，但处理文献材料的方法，却会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春秋》文本中的矛盾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5)夏，载有一对龃龉的记录： a.阍弑吴子余祭。 b.吴子使札来聘。② 余祭死于刺杀、季札出聘于鲁这样的条目式事件应非虚构，但二者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为什么呢？因为若余祭被弑，则同一年季札不可能有出聘之行。 《公羊传》《穀梁传》没有提及季札出聘的缘由。《左传》则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即季札赴鲁，乃是吴王即位，出聘告于诸侯。余祭被弑，夷末即位吴王。按照叙事逻辑，所告诸侯的乃是夷末即位之事。但是，这两件事在《春秋》中的记录太过接近了，于是就有了问题：贾逵、服虔以为“通嗣君”乃是通告诸侯吴新君夷末即位。但此次出聘，季札先在鲁观乐，又在自卫赴晋途中，闻钟声而讥讽孙文子“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那么，旧王余祭亦在殡，季札为何要在鲁观乐？故杜预以为是奉旧君余祭之命，在鲁观乐时，季札尚不知余祭被弑。 首先，贾逵、服虔的看法不合常理。查《左传》，除此次之外，聘问通嗣君之举尚有鲁成公四年“宋华元来聘”，鲁襄公二年“穆叔聘于宋”，鲁襄公五年“郑子国来聘”，鲁襄公三十年“楚子使薳罢来聘”，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来聘”5次。其中只有鲁襄公五年是郑釐公三年，其他均为新君二年。故春秋时代通嗣君之出聘，无新君元年之例，就更不可能在新君即位之月了。因此，若季札此次出聘于鲁确为史实的话，当为余祭聘于诸侯。 但杜预的分析亦不合常理。若按《春秋》所记，在季札至鲁之时，余祭已被阍所杀。后来，季札至鲁、齐、卫、郑、晋诸国的行为，就与余祭被杀这样的事矛盾。 《春秋》“阍弑吴子余祭”在《左传》中还存在第二重矛盾。 《左传》于此年曰：“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③这是条解经的传文，补充了弑杀余祭之人，乃是吴人伐越所获的战俘，那么伐越自然是发生于此前的事。然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载曰：“夏，吴伐越。”④《春秋》中的会盟、征伐等事，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对于这次战争，《左传》曰：“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⑤据此，则吴、越兵戎相见，始于鲁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晚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称“吴人伐越”34年。 翻检《左传》等史料，可以发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后，吴国尚与楚国互相征伐，并未见其与越国的战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⑥，允常为史籍可见最早之越王，与吴王阖闾始有怨伐，已到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以后了⑦。杜预《世族谱》曰：“(越)鲁定公五年始伐吴。”⑧据《正义》，杜预《谱》参考《史记》《世本》而成，定公五年越始伐吴不见《史记》，故其必据《世本》。此虽与昭公三十二年传有异，但亦相差10年之内。故吴越之争，不会早于昭公晚年。 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有史墨之预言，这种预言多为后来者补录，不然不会如此准确。史墨的预言准确预知了越灭吴的时间，当出现于越灭吴以后，时间应在战国初年。从这条预言看，战国初年之人亦认为吴越之争，始于吴灭之前40年，即鲁昭公三十二年，而不是襄公时期。 这是鲁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在《左传》中延伸出的第二重矛盾。 这两条记载还存在第三重矛盾，在《史记》中。 《十二诸侯年表·吴表》于吴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鲁襄公二十九年)载曰：“守门阍杀余祭。季札使诸侯。”⑨余祭之后，吴王余眛(《左传》作夷末)即位，故此年以后，当为余眛之纪年。但余祭的纪年并未结束，《年表》一直延续到余祭十七年，之后的明年才是吴王余眛元年。也就是说，余祭在被守门阍刺杀后，又“在位”13年。《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余祭正是在位17年。 《春秋》《左传》系统，吴王余祭死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即位者夷末(即余昧)死于昭公十五年(前527)，即余祭在位4年，而夷末在位17年，但《史记·吴世家》却与之相反，余祭在位17年，而余昧在位4年，《吴表》的大框架就与《世家》相同。可以说，《吴世家》采用了非《春秋》系统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吴越春秋》余祭的也是在位17年，《史记》《吴越春秋》在史源上应有关联。 鉴于目前所见这三重矛盾，这两条记载至少应有一误。 二、“阍弑吴子余祭”为《春秋》错简的新证据 笔者曾撰《〈春秋〉“阍弑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⑩一文，辨析“阍弑吴子余祭”一条为《春秋》错简。近日偶见《文物》2015年第9期所载程义、张军政《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眛剑初探》一文，知2014年底，苏州博物馆征集到一件铸有70余字铭文的春秋时代的青铜剑，器主正是吴王余眛(夷末)。 剑铭主要记录了余眛在余祭为王期间参加的3次战争。铭文称其为寿梦之子，余祭之弟，执此铜剑“初伐麻，败麻，获众多；命御荆，荆奔……”随后，余祭传王位于他。铭文提到的“麻”，左侧为“麻”字初文，见于《说文》，右侧为“邑”字，故文中所记伐麻一役可以确定。据《左传》记载，此次战争很可能就是鲁昭公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史记·吴太伯世家》系于吴王余祭十年。若据《春秋》系统，则此时已是夷末(余眛)时期(11)。 剑上的铭文，讲的是余祭在位期间余眛参与的3次征伐，伐麻一役已到鲁昭公四年，在《春秋》“阍弑吴子余祭”后6年了。故《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余祭在位年数应无误。《春秋》所记余祭被杀确为错简。 《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对“阍弑吴子余祭”一条都有传，那么这条错简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存在。据此，至少可以有如下判断： 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余祭被弑的故事原为一则独立故事，或单独流传，或存在于其他文献中，被“作者”发现并用于解释《春秋经》，是被嵌入的。 2.至少此条《左传》传文与《春秋》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一段文字的“作者”特别参考了《春秋》的记载，并将故事编入鲁襄公二十九年，来解释“阍弑吴子余祭”的错简经文。 3.《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的一段赵武、狐庸关于季札的对话，也是一则独立材料，与二十九年的“阍弑吴子余祭”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因此也是被“作者”选择并参考了襄公二十九年的记录以及赵武的卒年而载入此年的(12)。 同时，鉴于《春秋》与鲁史的关系甚密，鲁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子使札来聘”的记载，应是相对可靠的。 若我们再回看《十二诸侯年表》，就可推断出司马迁《年表》编纂的基本步骤：先据《世本》一类材料画出空表，然后再将《春秋》《左传》中摘出来的大事抄入，由此造成了年表余祭四年被杀，但余祭年表却一直延续到了十七年這样的自相矛盾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