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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全集》第十三卷的“序”里有这样几句话：“（《读书》杂志）用了一个栏目叫做《未晚斋杂览》。‘未晚者’，已晚也。旧时训诂学里有叫‘反训’这么一个项目。”写这个“序”或者说终于可以“重拾旧欢的妄想”时，吕叔湘已年过八十。吕叔湘幼年醉心文学，后来因为祖国语言事业发展需要改了行，“钻起本国语言来，从此顺流而下，要回也回不来了”。 吕叔湘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但却不是语言学“科班出身”。他在东南大学修读的是西洋文学，课余所读也多为文学作品，对文学充满热爱。吕叔湘虽然将主要精力都投入现代汉语研究和语言规范化的建设之中，但他人生的另一条线索——文学实践，也是时断时续，曾陆续翻译过《我叫阿拉木》《伊坦·弗洛美》等三十多部西方文学作品及《人类学》《文明与野蛮》等介绍西方文明的著作，译文用词考究精当，达到了思想性和文学性的高度统一。可以说，他对文学的那份感情从未遗忘。 吕叔湘对中国传统文学很是偏爱。他尤其喜欢苏轼的诗词，晚年放在手边的就是《苏轼诗集》，品读时还在页边留下了密密的批注。幼年私塾启蒙的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在《读书忆旧》中，他提及第一次读《镜花缘》时的情景：“我记得当我看到林之洋等在淑士国酒楼上听酒客转文，‘吾兄既已饮矣，岂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跑之跑之，看你怎么了之’？我这么一念，把在旁边做针线活的老太太也逗乐了，尽管她并没有完全听懂。”其实，吕叔湘当时也只是觉得故事新奇有趣，未必能理解其中的现实讽刺意味，但是，这幅婆婆笑看少年郎读书的画面和当时的那份喜悦却深深地留在了他心里。 进入新式学校之后，同学间的互相传借，使吕叔湘获得了更多的可读之书，有诗集、文集，最多的还是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西游记》《粉妆楼》，等等。“三年里边看了不下百儿八十种”，就连他转向语法研究伊始选取的语言范本，也是古典白话小说的经典之作《红楼梦》。后来，他的语言学专著更是以引例宏富而为人称道。《近代汉语指代词》所附的引书目录，仅《元曲选》一部文献，就列出了130多个剧目，这肯定是与他多年的读书积累分不开的。 吕叔湘常常用写诗填词，来抒发感怀记录思绪。“自古伤情惟别离，两边眼泪一般垂。此身未必终异域，会有买舟东下时。”这是他刚到英国留学时，因思念远方亲人而作。抗战期间，吕叔湘将自己的译著《文明与野蛮》送给向达，所题诗句“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抒发的则是身为异乡游子报国无门的苦闷。向达当时正在做敦煌卷子的胶片拍摄整理工作，而吕叔湘在以《红楼梦》为范本，做语法方面的研究。 抗战胜利之时，早已中断学业返回祖国的吕叔湘引用杜甫的诗句来表达激动的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他为老师黄仲苏先生八十寿诞所和诗句“欣看桃李周宇内，薪尽火传不记年”，也成了他一生孜孜不倦、薪火相传的写照。“今世岂无佳子弟，古人乐有贤父兄”，是他晚年午睡后“偶得”的一个小联，借用王羲之和韦玄成之典，表达对后学弟子学有所成、硕果累累的欣喜之情。 吕叔湘将文学情愫更多寄托于他的翻译作品之中，呈现出语言、文学和思想上的高度融合。其中，文学作品共有28部，包括小说15部（长篇小说就有10部）、剧本7部及短诗若干首，等等。他的译作用词精当，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充满雅趣。 对吕叔湘的翻译造诣评价最高的当属叶圣陶。两位先生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彼此有着深厚的情谊，叶圣陶不止一次说过吕叔湘将两种语言都“吃得透”。一个偶然的机会，吕叔湘得到两张高丽棉纸，请叶圣陶惠赐墨宝。叶圣陶题诗相赠：“并臻信达兼今雅，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俾因椽笔得深赏。”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吕叔湘的译作不但将原作的神髓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在用汉语重塑时，纯熟地将之转化为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表达方式，兼具口语化的色彩，使人读起来亲切、流畅；另一方面，也是冀望他能够发挥夙长，将更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更多喜爱文学的人，推进文化普及事业的发展。 “信”即准确，是吕叔湘对翻译的基本要求。早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他在写给学生的书评中，就格外重视译著的准确性。推介《中国社会发展史》时，他对其中有些约定俗成的地名未能被准确译出提出质疑，诸如将大宛翻译成“佛尔干”、疏勒翻译成“卡奚加利亚”，甚至错把吴王刘濞认作汉武帝。这显然是译者对著作内容缺乏基本认识，遇到不熟悉的事物和概念只作单纯音译所造成的混淆。 大学期间，除了西洋文学，吕叔湘还修读了很多地理、宗教、哲学方面的课程，在英国期间又修读了图书馆学和人类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杂”，但这更是一种“广”和“博”，因而他能够将复杂的知识背景运用到翻译之中，使得《文明与野蛮》《人类学》等著作读起来，没有一丝外行的感觉。他对一些常见词的翻译则更见功力。如“care”是“照顾、照看”的意思，在《伊坦·弗洛美》中，他结合人物关系和情境，将其译作“服侍”，深得原文的神髓。再如“cousin”在英语里就是指同辈表亲，不分大小，甚至也不区分性别，在翻译的时候，就要根据人物关系来选择合适的汉语称谓。 “达”即流畅，读起来没有洋腔洋调的滞涩感。汉语同英语的文法有很大差别，缺少清晰的形态变化，吕叔湘很早就注意比较两者的不同。他在教授英语文法时，常常把原文和译句放在一起比较，体会两种语言心理、民族特质的不同，鼓励学生多读文学作品，既要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也要把中文再翻译回英文。如此反复，才能真正“吃透”两种语言，实现译作的“本土语言重塑”。 吕叔湘在翻译实践中也是如此，一方面通过词性、语序的调整，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另一方面，在两种语言的意象无法完全对等的时候，要从汉语的文化意象中择优取而代之。例如，“That thrust had frightened him more than any vague insinuations about Denis Eddy（这一枝冷箭比邓尼斯·伊迪呀什么的更叫他惊惶）”，吕叔湘用使动用法替代原有的表达方式，而且将“about”译作“（呀）什么的”，也是一种本土化、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再如，“a death-warrant”直译的话就是“死亡（神）警告”，而在汉语的文化意象里执掌生死的是“阎罗王”，有“阎（罗）王让你三更死，谁人敢留到五更”的俗谚，因此吕叔湘创造性地将之译作“阎罗王的请帖”，令人叹服。 “雅”是一种境界，是作品文学价值的体现，也是译者自身文学修养的外现。吕叔湘的译作中，这种精妙之处俯拾皆是。“Nonsense Poems”是英国诗人爱德华对自己作品的定位，直译为“无意义诗”，稍作加工译为“打油诗”已足够表情达意了，而吕叔湘将之译作“谐趣诗”，抽离其中的市井气息，赋予其更高的文学定位。像“far-reaching intentions（深谋远虑）”“grizzled（白发盈颠）”“imprudent ownership（佳人属我）”等，更是将汉语的凝练、雅致表现得淋漓尽致。 吕叔湘一生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颇深，“文化救国”的理想使其搁置了个人的文学追求，转而为祖国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今天，我们只能从他的字里行间去体味那份绵长的、未尽的文学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