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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所有的士兵》属于那种让人一见就望而生畏的作品，它用巨大的体量——磅礴而恢弘的格局，绵密的事件与人物，盘根错节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小说中久违了的崇高感。那种崇高感是由形式和语言形成的历史本身的崇高，而不是故事——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毋宁是碎片化的。崇高的“力”与“量”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距离去缓冲与消化，这部小说正是如此，它包含着诸多可以阐释的维度，从任何一个点切入都能通达一片开阔的理论演练场。 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虽然邓一光在扉页献词上写道“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但名其为“反战小说”则未免对文本自身的开放性有所遮蔽。诚然它写出了战争的悲剧性，这让它区别于此前文学史上那些书写革命英雄传奇与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正面书写。我们从那些作品能够看到激情、自信的气概以及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它们使得战争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以历史的结果倒溯出必然性叙事，显示出后见之明所表征出来的政治正确。然而，此种政治正确却是不全面的，是后来者对当事人的征用和扭曲。 邓一光则将战争的意识形态性质做了现象学式的搁置，从而避开了采取某种单一立场所可能带来的偏颇。为此在叙事中他采用了庭审、辩护律师陈述、见证人证词汇编的卷宗形式，让围绕主人公（其实只是勾连其所有背景、事件、人物的线索人物，这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带有普遍色彩的“人”的群像——所有被战争牵涉到的士兵）郁漱石所展开的香港沦陷及战俘营生涯次第展开，并因为不同证人的诉说而产生对话、冲突与思辨，让战争与人的命运得以总体性的呈现。 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的众声喧哗可以看作是多声部，它们似乎各行其是，却也并没有像我们在“新历史小说”中看到的以某种视角解构/建构另外一种视角，也即它们并不意在构建出某种带有主导性情节的叙事，它要更复杂，指向于历史本身。它并不是在讲故事，事实上尽管涉及到的人物及其命运在乱世中不乏戏剧性的情节，但从头至尾我们很难明确复述出跌宕起伏的故事，由于历史的丰富、繁杂与多层次，讲故事那种化繁为简的方式去讲述历史就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个小说是星云式的、网状的，既是执拗的，也是散漫的。 由不同角度陈述的香港之战、战俘营生活，反映出对待太平洋战争不同的观念，放到长时段与全球视野中来看，牵涉到多方的博弈与纠葛。其中包括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殖民主义与老帝国的瓦解、东亚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失衡、整体秩序变革中中日欧美权力关系的折冲樽俎、民族主义的扩散与模仿，进而才有日本的军国主义兴起与有关东亚秩序的新论说与重构。郁漱石成长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中，因为他中日混血儿的身份和独立思考的秉性，而并没有被潮流所牵引，这注定了他的孤独与惶惑。但个体在大时代中极为渺小，当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战争之中，所经历的离乱、战斗、羞辱、虐待、死亡、勾心斗角、委曲求全，让他最终走向了自我的分裂。邓一光让不同的合法性都表述出来，让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不是站在某一方角度的义愤控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通向普遍性的关于人在狂暴历史中的命运，历史的偶然与荒诞，社会的混杂与矛盾，人性的彷徨踟蹰、弱小卑琐与无可消磨的闪光与良善。 这自然而然导向关于历史与人之间的辨证。历史并不具有某种清晰可辨的线索，有着可以确定把握的“规律”，但它也并非纯然的杂乱与偶然。人在其中，既不是萨特所说的“一堆无用的激情”，但也不是理性的产物或主宰，那些都是现代以来人文主义的想象。那么人是如何构成社会与历史的？他们是主动以实践造就了历史，还是被动地成为历史的承受者乃至受害人？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讨论了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这些主题，那么《人，或所有的士兵》则讨论了理性与情感、尊严与妥协、公正与不义的主题，完全可以与前者媲美，主题设置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创造与突破。柯文（Paul A. Cohen）曾经在研究义和团的个案中，将历史分为事件、经历与神话三种调性，历史的进程、后来者的叙述与历史参与者的经历并不全然重合，后二者在程序上具有某种相似性，但无疑都不可能完整勾勒历史进程的全貌，因为在叙述中人们需要建构经历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这就构成了叙事的神话化。《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创造性就在于它通过不同的言说拆卸了郁漱石的经历与自我认知的完整性，从而也就瓦解了既有战争叙事的意识形态装置。 战争是例外状态，这是超越于任何意义上的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当战争持续为一种日常，也即紧急的例外状态永久化、制度化之后，它就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恐怖的专制秩序。战俘营正是这样存在的极端化体现，它摧残着人的肉体、精神乃至人性本身。而日本战败后的战后审判则更显示出其反讽的一面，因为显然在各方地缘政治的利害权衡中，郁漱石是一个替罪羊式的牺牲品，他需要为战俘营的大屠杀负责，而本来那是日寇与美军所造成的罪恶，但国民政府无法开罪盟友。小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法”与“非法”的隐形大结构：法的审判只能施诸于法的状态，用它审判非法，表面的程序正义所阻挡的恰恰是事实正义，这就构成了历史的讽刺。当然，这并非取消历史的虚无主义，而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新变。历史总是在便宜行事，有其不得不清算的内容，但并不因此就构成其自身的合法性。就像战争某种程度上属于文明的组成部分——黑格尔所谓的恶是历史动力的一种——但我们却无法理所当然地以功利主义的后见之明去肯定战争，因为那对任何一个战争的当事人都不公平，除了极少数反人类的狂人，大多数人都是微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被动裹挟进去。 在扎实资料与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邓一光有效地梳理与建构了复杂而缠绕的历史语境和主体情境，卷宗式叙述天然的客观色彩与每个叙述人自然携带的主观性，使得《人，或所有的士兵》奇异地获得了中立的冷静与极具倾向性的情感之间的统一。无论在战前、战时与战后，中日美英各方势力中都不乏对时局的冷静反思、对外来的审慎考量，但在战争的理性与非理性中，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最终酿成了无数无辜生命与璀璨文明的丧失。当罪恶在替罪羊之外找不到对象，因而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战后审判不过是某种立场上的惩罚），这种丧失就上升到了人性甚至整个结构性的历史。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失败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邓一光在扉页上的题词判定，无论何种名义上的战争都是非法的。 我们未必一定要认同邓一光的理念，事实上，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远离一切战争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前面所说，形势大于人，战争的发生并非一二具有卡里斯马性质的人物造成，而是整体性历史的产物，它是系统性的耦合，任何一个偶然性的环节都会产生难以意料的结果。但邓一光的思考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一种对人的不忍之心——战争既不是合理的，也不是不合理的，它只是存在。当面对这种存在的时候，每个人如何在其中自处才是应该关心的命题。所以，我们会在小说中看到几乎称得上琐碎的细枝末节，物品、动植、每个在大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生命史，他们的感受、体验、情感。人人都有其不甘、不足和局限，那么人人都是需要施加同情的所在。 在晚近的一部截取一战中某个小环节的电影《1917》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形。两名尚未成年的士兵接到命令，向遍布死亡的前线传递一个停止进攻以免落入陷阱的命令。八个小时危机四伏而前途未知的路途中，在极为偶然的情形下其中一人死于途中，剩下的那人也并不是那种充满光环的英雄，而是在不情不愿、痛苦、逃避、躲闪中才侥幸完成任务。他们充满了迷惘和恐惧，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战局一知半解甚至懵懵懂懂，这是个体在大历史中的常态，哪怕是那些看似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其实也不过是在褊狭的认知中豕突狼奔，那些自以为是的构想与设计，放到更大的时空往往显得荒唐而滑稽。无知者无畏，并不是贬低勇敢与追求公义的决心，而是指向于人们对于自身认识的自知。邓一光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人类的软弱和恐惧不应该被轻易抹杀和否定，即便士兵也是如此。恐惧是值得被捍卫的，正因为有人类原生的恐惧，人才不会沦为野蛮的杀戮机器，希望才能够得以留存。”这段自我阐释很好地确认了他写作这部小说的主旨：正视人类的弱小，无知而有畏，不让工具理性的诞妄僭越为主导性的思维，保持怵惕之心进而才能对有限认知中的所行所止留有界限。那个原初的人，充满内在混乱、矛盾、理性与激情，才是所有人的起点与归宿。 当面对最基本的生死问题之时，无论勍强孱弱、贵贱贫富、忠奸贤愚，都是身如飞蓬、命如草芥。但是在20世纪以来的叙述中，尤其是在涉及到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战争叙述中，主潮、主旋律、主基调都遵循了民族国家叙事的语法，这是历史之势所必然，往往也因此使得另外一些观念（比如超越民族国家的战争叙事）成为潜流、杂音和副调。文学于此，固然在特定语境中需要保持与大历史的同调——不免带有宣传、鼓动、凝聚、团结的工具功能，但最深沉的而意图联结到最广泛人群的文学则不妨保持“执拗的低音”，与主调留有一点矜持的距离，关注那些基本问题。 小说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尝试与探索，从“写什么”（题材与内容）到“怎么写”（形式与技巧），从“为谁写”（功能与受众）到“在哪发”（平台与传播），从观念先行到语言嬉戏，从本体到认识，从本质到存在……兜兜转转之后还是要回到原初的人的问题：人是目的。小说或者说文学的尊严，正是来自于人对于人自身的关切，舍此无他，而这个“人”，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当然有着阶级、性别、种族、国家乃至一切外在的规定性，但归根结底要超越于此，并且要找到能够契合于此的形式。在我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我们时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它所开辟的道路并不具备可仿效性，却具备启示意义——找到写作的起点，发掘新的叙述道路，在文字中赋予动荡时空中挣扎努力的人以安身立命之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