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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探寻人世间的隐秘与烟火

http://www.newdu.com 2020-06-24 商洛日报 杨森 参加讨论

    
    黄朴,丹凤县人,副编审,中国作协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陕西“百人计划”作家。在《当代》《江南》《中国作家》《钟山》《青年文学》《大家》《芳草》《山花》等刊发表大量小说。有作品被选载或年选。曾获路遥青年文学奖、陕西省年度优秀作品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有随笔集《向着幸福前进》,小说集《新生》等。现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总编辑。
    记者:你的中篇小说《镀金时代》曾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这个奖项是陕西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获得此奖项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何意义?
    黄朴:柳青文学奖于我自然意义重大。它从某种意义上给了我一个身份标记和文学认同,更给予了我不断奋进的信心和勇气。这个以伟大文学先贤柳青之名命名的文学奖,召唤着一代代陕西作家向着经典作品出发。柳青可以说是陕西的文学教父。诸多有影响的作家曾受益于他。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我在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颁奖晚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曾说,柳青以自己生动的文学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标杆。他身上有着我们永远汲取不尽的精神资源。文学应该给时代造像。守望脚下这片丰厚的土地,拥抱火热沸腾的生活,用文学的光芒,构筑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华章。
    获得柳青文学奖后,我又重读了一遍《创业史》,可谓感慨良多,每一遍的重读,都有不同的获益。
    获柳青文学奖已经属于过去了,过多的谈论只会暴露自己的浅薄。那就让我以此作为自己前行的加油站和里程碑,以未来更好的作品去诠释自己的文学初心吧。
    记者:最初是什么契机促使你走近了文学,是一本书、一个故事、还是一个人或家庭的熏陶?每个作家的文学情缘都有值得挖掘的内因,你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
    黄朴:说起文学的萌芽或种子,那也许要追溯到少年岁月。在我读书的年月,出版物还是相对匮乏的。大多数是面对连绵无尽的群山和诸多不知名姓的鸟兽虫鱼草花树木。寡言,好思,是少年的我留给人们挥之不去的印记。在秦岭南麓丹凤县那个叫做上马石的村庄,一条河水不知疲倦地流着,河边的土路蜿蜒着伸向远方,偶尔一辆卡车扬着尘土驶向前方,叠叠的群山总是阻隔着我探求的目光,河边或山上放牧着七八头牛,拿着书的我看牛群爬上了山巅。总有牛在我沉浸入书中的时候逃离,或糟蹋了大片包谷,或被人关进了牛棚。我蠢笨得连牛也放不好。这大抵是我至今留给村人的印记。为了看书,我往返数里借读人家的语文课本。父亲爱听故事。农闲或下雨,我不用劳动,就给父亲读书。一知半解地读,囫囵吞枣地读。《三言二拍》《七侠五义》《杨家将》《包公案》《林海雪原》,有的我竟然给父亲读了四五遍。读的次数多了,我便了然于胸,也信口开河,洋洋洒洒,手抚书本,给父亲滔滔不绝地讲三两个小时。没书可读了,我便给父亲编故事。父亲竟夸我讲得好。而今父亲已逝近十个年头,每忆及年少时给父亲读书的情形,便心潮悸动潸然泪下。商洛山艰辛贫瘠的岁月,文学的种子便这样不知不觉间生根发芽。在我的读书期间,作文大抵是班级最好的,常被老师当做范文诵读或讲解。初中时,老师当堂读平凹先生发于《钟山》的《商州三录》。在老师浓重的乡音里,我暗自惊叫道,先生写的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生活啊。远方那个叫做贾平凹的人成了我心中谜一样的存在。少年的我心里暗自鼓涌,自己也要写出这般曼妙可人的文字。而今恍兮惚兮,自己还是跌跌撞撞的没有写出心仪的文字,着实惶惶。
    记者:你的中短篇小说集《新生》中的12个故事,聚焦于小人物的生存与内心的裂变,充斥着幽微的情绪、荒诞的现实、夸张的变形,有的直击时代的痛点,有的充满着隐喻。从你笔下的人物能看到时代投射的阴影,他们在生活中有原型吗?什么样的人物会进入你的小说,会成为你倾心描摹的对象?
    黄朴:我的小说集《新生》精选了发表在《当代》《钟山》《中国作家》《江南》《青年文学》《山花》《青春》《延河》 《滇池》《天津文学》《延安文学》等刊的12个中短篇小说。借此机会,感谢原发刊物和责任编辑编对我的鼓励与厚爱。
    这些中短篇是我一个时期写作的结晶,她反映了我在某个阶段对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理解和体悟。小说写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似乎穷极了一切技艺。你所谓的创新或实验,都能从经典作品里找到源头和影子。但时代的场景在变,因而小说艺术又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里,小说最善于容纳吸收各种艺术之长。戏剧、诗歌、散文、文论、注释、新闻、绘画等,似乎都可进入小说,她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因之她也成了迷人蛊惑的精灵,吸引着无数作家竞相为之折腰。
    短篇小说之难,难于找到她的种子。在短小的篇幅里,闪展腾挪,极尽变化之能事,刀尖上的舞蹈,螺蛳壳里做道场,惊人的爆发力,言外之意,润物无声,形而下与形而上,像闪电在夜空舞蹈,如精灵在人间吟咏。语言、叙事,人物,结构,意蕴,无不考验着作者的功力。任何一个构成小说的部件,都有着自身的艺术要求,都有着超乎其难的艺术实践,唯如此,方能构建小说艺术的神秘宫殿。
    进入我笔底的人物,大抵在生活中能找到某个影子。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新闻,或是一个念头,或是一个故事,它们能引爆我小说创作的欲望和动机。小说自然离不开人。塑造人的形象(也有小说以物为主题)是小说家重要的任务。我们能记住某个经典作家,往往是记住了作家所创造的经典的人物形象。如鲁迅之于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如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葛朗台、高布赛克、拉斯蒂涅;司汤达之于于连福楼拜之于包法利夫人。文学史不仅是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历史,更是典型人物贯通的历史。每个时代出现的人物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塑造典型人物仍然是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这个时代人物身上集中了这个时代所具有的某种症候,他就是时代的集大成者,是时代某种精神和气象的代言者。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没有塑造出与时代同发展共命运的人物,缺乏读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呢?富有张力弹性天然无痕的语言,独有风貌品相的人物,不落窠臼的自出机杼的发现,具有精神向度的思考或追问,别具一格的叙事腔调,与文本相洽的结构,整体营造的氛围。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你的作品“以独特的怪诞现实主义手法,深刻描绘了当代底层生存者与城市生活疏离、异化的处境。”他们的评论你认同吗?你对评论家有何期待?
    黄朴:我感激这些评论家对我的关注。这会给我力量和勇气。评论与写作犹如鸟之双翼,杰出的评论家能给写作者以极大的启迪,而优秀的作品也给评论家提供了阐释和建构的空间。作品一旦问世,便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让他们去经历人世风雨四处奔走吧。评论家的批评或褒扬,自有其逻辑体系在。努力去写,写出意蕴丰饶的作品才是王道。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您认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立意,语言,人物,叙事,还是结构?
    黄朴:最难的是发现小说的种子。或者是小说的萌芽。一旦小说的种子产生,她自然便会酝酿、发芽乃至长成。
    一篇优秀的小说自然是立意、语言、人物、叙事和结构的有机统一。如一个俊美之人,她每一构成皆有可观之处,一颦一笑皆有动人之魅。如此集大成者,可遇不可求。有的胜在语言,如杂花生树摇曳多姿。有的胜在立意,超然物外形而上学。有的胜在人物,东鳞西爪,栩栩如生。有的胜在叙事,大河行船泥沙俱下。有的胜在结构,疑似天成无迹可寻。但这诸多因素加一身,则难咦。有的作品优则优也,但总觉得少了些味道。要么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要么人物凡凡难逃窠臼,要么立意低下见识短浅,要么叙事拖沓使人昏昏,要么结构慵懒让人叹息。
    记者:在数字化时代,大众的娱乐方式、信息获取方式、文化消费方式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各种文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但真正被读者被大众认可的作品却越来来越少,你认为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回应时代和读者的需求?
    黄朴: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难回答。各种文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但真正被读者被大众认可的作品却越来来越少。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围绕着同一部作品,评论家之间会出现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些观点针锋相对。往往有的作品被评论家称为里程碑、跨时代,但读者的反映恰恰相反。这也许是时代的焦虑,是影响力的焦虑。
    作家应该与时代与读者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尤其在数字化时代,作家更应该保持内心的恒定,不能被热点及所谓的名利所左右。每个人的机缘不同。有人一两部作品即暴得大名,而更多的人在一步步积累乃至喷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期,如一条地下运行的河,河底下的奔突激荡冲刷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写你想写的,写你非写不可的,写下那些真正打动你的,如是,慢慢建构属于你自己的虚构帝国。至若能写到哪一个层级,则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经常出现柳庄或是柳镇,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存在么?你是不是在着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或者所谓的文学根据地?
    黄朴:在我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柳庄或柳镇,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所在,而是一个文学虚构的地理图景。它是我铺设场景,搭建舞台,活动人物,意象建构的一个自由王国。她虽是一个虚拟的所在,但某种意义上也是真实的存在,她的一颦一笑,她的亦歌亦哭,她的一呼一吸,无不是真实生活的映照。柳庄或柳镇,让人物有了生存的根基,有了活动的凭借。有了这个地理上的根基,我笔下的人物乃至鸟兽虫鱼就有了灵气和生命,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生存发展乃至冲突激荡。像大树扎根在适合自己的土壤,我的写作就会飞起来,就会实现从形而下向着形而上的飞跃。柳庄系列,只是我一个阶段的叙事。她带着实验性和成长性。城乡在快速融合,柳庄在成长,在裂变。她的文学图景,应该有着灿烂的未来。
    记者:有人说乡土文学已经式微,也有人认为乡土文学将会消失,陕西的乡土文学代表着中国乡土文学的高度,你的大部分作品也是乡土文学,你对中国当下乡土文学的现状有何思考?
    黄朴:陕西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重镇,《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为中国乡土文学树立了一个个标高。说乡土文学的消失,也许是着眼于当下乡村的空心及乡村的日渐萎缩。但这个说法未免太过悲观。只要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没有解决,以此为根基的乡土文学就不会消逝。当下农村的养老、医疗、教育,当下农村的发展与振兴,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无不是乡村巨变,无不是暴风骤雨惊心动魄。而这是乡土文学的着力点。现实的乡村已与我们传统概念中的乡村相去甚远,她已经不是唐诗宋词田园牧歌了。她需要作家对当下的农村有着自己切肤的体验,深入灵魂的颤栗。但我们对当下农村的认识是概念化的,是陌生的,是肤浅乃至一知半解的。因而我们没有产生与当下农村巨变相适应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由乡土社会向着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乡土文学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和书写。
    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脉,但乡土文学还没有完成它的使命。我们应该呼唤新时代的新乡土文学。新的范式,新的表达,新的结构,新的人物。
    显而易见的是,城市文学正在兴起,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显著的症候。城市化进程席卷一切,文学当然不可避免。城与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人的身份也在不停地转换中,每个个体身处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大潮的挟裹,文学的地域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其实,我对文学以题材论抱着极大的怀疑。这只是为了理论及阐释上的某种便利罢了。文学的终极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在环境中的遭际、命运、挣扎、困顿,是对人性的追问,对灵魂的拷问。
    记者:中国正在快速地进入城镇化、城市化。城市文学,假如可以这么命名的话,你怎么看,你有进行这类文学创作的准备吗?
    黄朴:中国正在急剧地进入城市化,城市文明所彰显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消费理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迥异于乡土文明。
    当代城市文学的兴起,是对日益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城市的文学书写,她描写的着力点自然是城市及其居民。但不仅仅是摩登大楼、咖啡屋、百货大厦、影剧院、地铁、街区、城市综合体等城市表象的物质符号,更应关注人的精神及灵魂。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载体,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明成果,体现了技术经济文化的进步。城市文学更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大观,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每个城市的性格不同,造就了城市题材文学的迥异。但城市的文学书写,远不如乡土文学那么鲜活生动,还呈现出诸多的疏离和不适。众多的城市文学,还陷在俗套的欲望叙事、进城叙事、打工叙事、小资叙事上,真正回应时代召唤的佳作寥寥。
    我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近三十个年头,城市作为载体的文学创造,必然是我日后创作的重点。其实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称的加快,城与乡已经在快速地融合,哪里是城哪里是乡呢,今天的乡也许正是未来的城。我对自己抱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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