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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以一个私生女的独白口吻叙述自己的前史和现状，可以说是一种倾诉体小说。通过对记忆不断的回溯，“我”连缀起自己的成长轨迹：一个在高档小区做家政的女工，认识了一个在附近学校做维修工的男人，这个男人已有家室，但他们还是生下了“我”。显然，男人负不起这个责任，甚至怀有勾搭上富婆从而把老婆和情人都抛弃掉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因而也并没有打算负起责任。“我”就是在母亲的“瞒”与“骗”中长大，但这不妨碍那个男人偶尔会出现在“我”和母亲的生活中指手画脚而并无实际帮助。伴随着教育的获得，“我”逐渐明了父母之间的真相，并因此充满怨怼，以至于对爱情也不抱希望，最终差点重蹈母亲的覆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的“我”具有了性别自觉与自主意识，不再对男人抱有幻想，因而选择了流产。 复述一个小说的梗概是最无趣的事情，还会丢掉许多细节，但对于这个作品来说很有必要。因为，上述所有的情节都是通过“我”的口吻讲述的，母亲与父亲都处于失语、沉默乃至被审视和审判的境地当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完全是“我”叙述的结果。如果要做个词频统计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篇大约两万字的作品中，出现了二十多次“我认为”和十几次“以为”——显然不能认为这是作者的用词习惯，或者即便是用词习惯，也呈现出了修辞的效果，一种主观性乃至唯我性的叙述，并且以叙述者“我”的判断来不断对遭遇的情形、事物、他人及他人（主要是父亲和母亲）的心理与行为进行评判。 在开篇不到一千字的篇幅里出现了五次对于母亲“欺骗”与“撒谎”的指控：“为了让我未来拥有完整的生活，妈妈不惜对过去撒无尽的谎言。”——单身母亲试图保护自己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被长大后的孩子认为是谎言。这种揣测很多时候是没有根据并且满含着愤恨，不仅愤恨那个没有能力、基本缺席的父亲，同时也愤恨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母亲。是的，在“我”看来，母亲是因为迷恋于爱情，以至于丧失了对爱情对象的认知能力，为一个完全值得的男人徒耗人生，还连累到了无辜的“我”。一旦这种怨恨成为主导性的情感之后，连母亲那种牺牲、忍耐、积极的生活、努力的沟通都变成了罪过，变成了她愚蠢而不自知的证明（事实上，她已经竭尽所能为女儿提供了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生长与教育环境，而女儿似乎对她付出的努力无动于衷）。 所以，从技法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作品，直白到叙述者几乎要按着读者的脑袋，质问读者：你明白我说的话吧，你懂不懂，你同意不同意！这种直白非常富于症候，意味着叙述者对自己所要表达的观念充满自信，以至于有时候都忘了留下更多让人产生别的念头的余地。“我”要表达的观念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可以清晰地从中看到关于男女在社会与情感中不平等的书写，对于“原生家庭”的不满，以及对于男权的虚伪与虚弱的讥讽。 毫无疑问，小说所要表现的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几乎都成了“政治正确”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会不同意性别问题上所存在的压迫、不公和剥削。但是，问题在于，当心理的剖析成为情绪的宣泄之后，那个可怜的母亲没有机会展示出自己真实的内心，无声的父亲则成了被告席上可鄙的道德小丑，他们就都成了没有内心的纸片人。“我”从来没有给他们表述自己的机会，他们的一切面目、风貌和心理活动都单向度地存在于“我”的目光与语言之中，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真相”。这种对他人情感与体验的缺乏共情，对社会复杂性的无视，导致了所希望探讨的性别冲突很容易又叠加上一层代际冲突。 这个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茨威格著名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影响的焦虑”的产物。茨威格写到那个因为暗藏着深沉的爱恋而失去自我的女人，即便是全然的奉献也不能唤醒浪荡子半点的回忆与怜惜，从而无可避免地走向凄凉而孤独死去的命运。那种飞蛾扑火般的爱情，在“我”这里无疑是可悲的，它会成为一种性别结构中习得性的压抑机制。这一切在《山河》里要得到改变，因为“我”不再是那个缺乏主体自觉的陌生女人，“我”是陌生女人的女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具备反思精神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 但是，《山河》中的“我”尽管不再是那个陌生女人了，父亲却也不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个维也纳的唐璜，而是一个匍匐在社会底层的不成气候的水暖工。这当然可以解读为一切男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对于女人而言都意味着结构性的压迫； 只是这样的解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我为不成为我的妈妈”而选择堕胎，其实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蹈覆辙。 叙述者往往难以摆脱在文本中表现自己立场的诱惑，即便是标榜“零度写作”“中性叙事”的写作也透露出了主观的态度，但是文本如果只为一种观点所主导，那就失去了其更为丰富的对话可能性。对论辩对象的污名化处理，会贬损论辩的公正性，也会忽略叙述者自身的暗昧；缺席的审判是没有力量的，审判丑角则会使审判者变得可笑。性别问题不能仅仅还原为个人经验和心理问题——那就成了偶然与随机的苦情遭遇，它必然是关联着阶级、社会的更广阔层面，这需要将性别、身份、差异、认同这些微观政治与文化政治联结上宏观政治与解放政治的话语。尤为重要的是，谋求性别的正义与平等，需要革命性的议程与对抗的姿态与实践，以颠覆固化与板结的结构，但它同样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控诉与指责只是一种手段和过程，而最终的目的在于团结、友爱与协作——不仅是男女之间，同样也是代际之间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陈喜年的诗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选择爆力，劈山救母。”《山河》中的父母都是低微的，在他们疲于奔命的生活中爱情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与唯一，而他们骨头里的深广江河也不能为单面的道德大山所掩压。作为一个陌生女人的女儿，她需要从“独白”走向“对话”，她应该做的可能不只是站在自我的角度控诉欺瞒，而是在对他人的体恤中想象如何“劈山救母”，因为那也是救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