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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保群先生重新点校整理的《日知录集释》近期上市了。《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黄汝成所作《日知录集释》是《日知录》专门之学的集大成之作。下面我根据栾保群先生的校点说明，结合个人的认识和编校体会，对本书作一简要介绍。 一 顾炎武的生平学术与《日知录》的成书 顾炎武（1613—1682），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字宁人。本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自少时起就手不释卷，精力绝人，于书无所不窥，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在生平事迹上，顾氏青年时期屡试不中，27岁起弃绝科举仕进之路。明亡后先后参与过南明弘光朝、王永柞抗清义军、朱聿键隆武朝、吴胜兆举义反正等抗清复明的组织和活动，两度入狱，数遭追杀；顺治十四年（1657）后十谒孝陵和思陵，寄托故国哀思；之后悉数变卖家产，掉首不归，游历二十余年，足迹遍及西北和中原，往来曲折数万里；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时累拒仕清，置生死于度外。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享年七十岁。无子，门人潘耒整理其遗作传世。
顾炎武一生转徙流离，备尝颠连困苦，但平生之志业“终始不变”。他亲身遭遇明末天下动荡，目睹世道败坏，因而尤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曾与友人痛陈今日之学风是“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而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亡以来，顾氏于东西飘零之中仍未尝一日废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郡县志、前辈文编、公移邸抄，凡数万卷，互推旁证，探原竟委；晚年愈加笃志于六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此积心力三十余年，铸成《日知录》一书，实堪称“终身精诣”之作，顾氏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日知录》是顾炎武最负盛名的著作。书名取诸《论语·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是说每天都知道一点自己以前所不知道的，每个月都不要忘记已经了解掌握的，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又与人书二十五》）撰写《日知录》，用意在拨正乱世、荡涤污秽；守先待后，寄希望于日后有王者兴起，肩负起整顿时世的责任，能将此书中的思想、方法付诸实行，使世风人心可以接近于与古代最昌盛的时候。立言不是为了今时今世。 亭林先生将本书之写作过程比作“采铜于山”，说古人写书，就好比在山中开采铜矿、提炼出铜来铸钱；今人著书，则像现在铸钱一样，是买了废旧的铜钱，直接熔化了来铸造新钱，造出的钱既粗恶，又毁坏了古人的传世之宝，可谓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日知录》的一千余条，皆是“早夜诵读，反复寻究”而来。潘耒将其大致划分为八类：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二 《日知录》的版本流传与《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的最早版本，是顾氏于康熙九年（1670）自刻的八卷本。该本与最终的三十二卷本规模相差甚远，只是友人多欲传抄，先刻出部分以应索求。之后渐次增改，但直到他去世也未最终成书付梓，只是留言给弟子潘耒：“《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又与潘次耕书》）。 亭林去世之后，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较勘再三，缮写成帙”，与先生之甥徐乾学兄弟谋刻之而未果。至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携稿至闽，在年友汪悔斋及建阳丞葛受箕的大力协助下，方刻成《日知录》三十二卷以行世，是为“遂初堂本”。此时距亭林辞世已经十三年了。 潘本与原稿相比对，虽然都是三十二卷，但经过潘耒整理之后，篇目次序并不相同，最重要的是，由于清政权的文化专制政策极其残酷和血腥，潘耒不得不对原稿中的违碍之处做了大量的删改。这不仅是为了避祸，更是为了让这一巨著能够存世并流布。从这一点上看，潘耒对《日知录》全稿的整理刊行，其功可以说是无人能替代的。至乾隆时开《四库》馆，照例要对遂初堂本再作手脚，如果没有“干净”的遂初堂本在前，他们对原书的伤害势必伤筋动骨，远非仅删去“左袵”“徙戎”等数条而已。但《四库全书》既收入《日知录》，且未大加斧斤，实际上为遂初堂本《日知录》的流布开了绿灯。据张京华考察，在《四库全书》完成后仅六年，民间就出现了潘本的翻刻本，相当于无视《四库》的删削。此后潘本的翻刻绵延不绝，直到道光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问世。 就《日知录》的本文来看，《日知录集释》是潘氏遂初堂本流布一段时间后的必然结果。自潘本刊出，“贤硕辄加考辩，既正其脱文讹字，或间引伸其言，几无异汉唐时诸经史训解为专门学”（黄汝成《日知录刊误》序），历经乾嘉的学术高潮期，至道光时，黄汝成所见校本已经有十余家，而其中尤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最善。黄汝成把这些校勘成果整合起来，又得到了为诸家所未见的《日知录》“元本”即“原写本”，一以校潘本，一以印证诸家手校成果，最终形成一个更为精善的新文本。而康熙以来对《日知录》的考辩引申，涉及学者数十家，黄汝成择其精要，参以己见，熔入《日知录》内，铸成“集释”，可以说是《日知录》专门之学的集大成。 道光十四年，《日知录集释》一书初刻于嘉定西溪草庐，次年复得陈訏（宋斋陈氏）、张惟赤（南曲张氏）、蘧园孙氏（名佚）、楷庵杨氏（名佚）四校本，遂成《刊误》两卷；后又得陆筠（匏尊陆氏）校本，于道光十六年刻《续刊误》二卷。及道光十八年重刷时，曾对旧版做了一些剜改，因此时黄汝成已经去世，剜改只是体现了《刊误》《续刊误》的部分成果，还有一些未做勘正。因此，严格地说，只有道光十八年剜改版再加上《刊误》《续刊误》，才是《日知录集释》的最善刻本。也是本次整理出版所采用的底本。 需要说明的是，黄汝成虽然“得原写本以校潘刻本”，但对潘耒为避祸而删改的违碍字句几乎没有进行复原。尽管如此，《集释》的版本价值已经远胜过潘本，在此后一百多年，出版界流行的基本上只有不同版本的《集释》本了。 三 本次出版所作的工作 栾保群先生此次整理所采用的底本是西溪草庐道光十八年的剜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以陈垣《日知录校注》和张京华《日知录校释》参校。黄汝成的《刊误》《续刊误》与西溪草庐刻本本属一体，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成果为剜改本未及补入，也酌情补入。相较此前的《日知录》整理本，本版主要有如下改进： 1.本版广泛采集传世资料，进一步校正了顾氏原文中的错误。如卷十九“古文未正之隐”条言： 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虏名。” 其中“未有”二字最为费解，既然“未有”了，如何又“皆非公本语”？经检上古出版的陈福康先生校点本《郑所南集》，则并无“未”字，《日知录》之“未”字显然是涉上“本末”之“末”字而衍，删去“未”字则文义豁然。本书中将该句表示为： 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虏名。” 并加脚注说明改正依据。 2.据黄侃《校记》和张京华《校释》继续进行了恢复为潘氏遂初堂刻本删改的原文的工作。如大量的“狄”“夷狄”“虏”“蕃”等词，遂初堂本均改为“翟”“外国”“卤”“胡”等，“本朝”“国初”“我朝”“先帝”等词改为“有明”“明初”“先朝”“崇祯帝”等。此次整理一一予以恢复原貌，并加脚注指明改正依据。
3.增加了大量的脚注和夹注。脚注主要是题解、对原文所提到的文献的完整征引、对各类事件的详细说明等；夹注主要是对人名、书名的细化，如卷二“节性”条：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见《书·汤诰》。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见《书·召诰》。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见《诗·大雅·卷阿》。“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见《孟子·尽心》。 这既是对顾氏未完成之工作的继续，也为读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4.增加了附录。主要有两类：一是附于书末的《谲觚十事》、《日知录之余》、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清史稿·顾炎武传》、黄汝成《刊误》序、章炳麟《校记》序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大有助于我们了解顾氏及其书；一类是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等附录，整理者择其精要，列于《日知录》原文相关各条下，参考起来会觉得很方便。
 总之，本书整理精详，吸收了之前《日知录》整理本的研究成果，后出转精；兼顾了通俗性和学术性，雅俗共赏；进行了更为精良的校对、编辑和排版设计，体例完善，版式美观，是《日知录》的读者们不可错过的一部佳作。  扫描上方二维码，进入中华书局京东官方旗舰店购买本书（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