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蔓延到了新的一年，一时之间各界都在忙碌应对。疫情还未结束，其影响尚不能完全断言，但如果说文学特别是城市文学的发展能从中获得一些激励效应，或许是可以成立的。无论是目所能及大量普通人面对大事件表现出来的行为、情绪和思考，还是宏观层面城市治理暴露出来的种种不足，对文学、城市文学的发展都无疑是动力十足的生长点。 当下从创作到评论、研究的广阔范围内，对农村的关注远远大过城市。不可否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惨烈阵痛与其受到的无端漠视绝难匹配，但是城市的复杂性、重要性受到遮蔽或者题材分布比例不均衡的现状也不能不引起思考。如果说以往的城市及其文学表达，更多是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得以展开，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城市文学在没有脱离总体视野的同时，日渐获得一种独立性。作为文学中的根本问题，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以及城与人的关系值得受到关注，城市和人及其相互作用是城市文学不可或缺的两个主人公，城市不仅仅提供场景，不能是绿幕加抠图的产品。 以我个人为例，我的人生经历完全属于四座城市：居住了十八年的乌鲁木齐、七年的北京、两年的武汉以及马上七年的天津。这几座城市分别为西部省会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内陆二线城市与沿海城市，跨越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由此来看，我的城市经历可谓丰富。但论及农村经验，我是干干净净的“零”，对农村的认知只能完全凭借他人描述或研究，这就造成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辨识能力大打折扣，读到什么书就倾向何种立场。好在我及时发现，尽可能有选择地读，力求较为全面了解农村的历史与现状。我这样的人所占比例不好妄断，但绝对数量肯定不会少。相比之下我父母对乡村的了解就“完胜”我，我父亲有多年兵团农场的生活经验，母亲也曾作为知青下乡，虽然只有短短数月。后来他们都在一九七八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有趣的是，虽然那代大学生有强烈的精英性，并且对过往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却时常以乡村经验为荣。爸爸从小就嘲笑我“连爬树都不会”。还有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读博时与妈妈及其单位同事去乌鲁木齐近郊的南山小渠子，车过农田妈妈问我那边一片绿叶是什么作物，我当然不知，妈妈很得意地说是土豆，当时我有被捉弄感，只得说土豆埋在地里我哪知道是什么。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完整的，与他们相比，我确实显得“先天不足”，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停止认知的借口。还有一个体验是，即使是进城人群，城市认同也足以覆盖乡村认同。爸爸曾在二〇一四年作为第一批工作组领队驻村南疆，在此期间他坚持记的日记后出版为《走进刀郎》一书，里面坦言虽然有童年回忆，但很难再次融入当地。他的叙述颇有意味，即使有抒情也有古典式的节制，但更多的却是间离感强烈的知识分子视角，这种视角与关注、关怀村民的情感毫无冲突。在抖音也见过很多拍摄乡村的短视频，但大部分也是很明显的风景化视角，城市立场鲜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都不是以游客身份拍摄，而是进城群体的回乡叙述，这让我联想到前些年继“逃离北上广”后另一热议话题“逃回北上广”。可想而知，相比我这样辗转不同层级城市的人，进城者面临的冲击和不适可能更为显著。这令关注并深入研究城市及其文学的紧迫感日益增加。同样是在抖音刷短视频，我有一次接连刷到对比强烈的两个视频，一个是蜗居的北漂带大家参观他三十八平米的复式住宅，另一个是房屋中介上传的四五百平米大平层介绍。农村的问题很棘手，但城市问题毫不逊色、更为复杂且处在变动中。无论是三亚的群体活动，还是北京保福寺桥的飙车，无论是杨庆祥从东北到东莞的八〇后研究，还是黄平逐步践行的东北学研究，都表明城市研究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如同当下城市建设尚需心力，城市文学同样饱藏潜质。与北京、上海、深圳这样成绩已然显露的城市相比，天津应该也是有可一比的地方。天津城市历史不长不短，行政区划变来变去，蓟州、静海、塘沽等地都是先后归属天津。天津的本土意识较强，但市区内互相区分不明显，对外地人存在复杂情绪，但比很多地方淡一些，这既不像港口城市或近代开埠城市，也不像内陆或经济发达地区。位列世界十大港口一席的天津港，是全国玩车尤其是玩越野车的人趋之若鹜的地方，但这里茶馆的热度丝毫不逊电影院。天津是一座政治性很强的城市，却同时也是自贸区。天津的文学发展也如此，艺术感足以倾倒任何人的孙犁，以及作品充满了思想粗粝感和阐释空间的梁斌，或许对天津的城市文学没有直接贡献，却是最初城市文学的实际组织者。新时期的“双子星”——书写硬核工业城市的蒋子龙和描画传统城市精神的冯骥才，似乎呼应了梁斌和孙犁的路径。再往后，武歆倾力于革命大事件下的城市变迁，王松则总能看到软性的市民精神构造。这些在尹学芸处似乎又融合了，她的作品中既有时代浪潮的宏大，也有个人情绪的暗流，既有大都市的喧嚣，也有县城的静谧。这种双形态可能正是这座城市的性格，甚至可以由此反观不断变动的政策规约下的城市定位。 说到天津港就想到王嘉尔的歌曲《Different Game》的音乐短片，擎天柱牵引的集装箱从上海离港，驶向美国夏威夷，集装箱里有典出张大千的装裱书法“山高人为峰”，有红灯笼和茶艺，有中国传统服饰，还有寓意吉祥的中国元素狮虎同笼。唱词是英语，音乐属嘻哈和电音，跳着街舞，却表达着自己特立独行的态度，穿着印有“中国”字样的外衣，平等地同美国说唱歌手Gucci Mane合作。世界十大港口七个在中国，中国的国际贸易量和经济总量也占有较大比重，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引擎。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城市叙事，或许正是像王嘉尔这样，一面输出一面交流。由此想到多年前的“美女作家”和“残酷青春”，他们的艺术性部分基本已有公论，历史定位大体清晰，然而他们另类的表达方式能否通过筛选、扬弃和更新，进一步充实我们既有的城市叙述，独特的、具有鲜明城市触感的文学形式能否被允许出现在城市文学序列中，或许也是城市文学能否繁荣的关键评判标准。如果没有强烈的城市元素以及城市思维和表达方式，那么写的恐怕只是“所在的地方”，在哪里并不重要。一如卢桢在其《新诗现代性透视》中所言：“城市抒写既是以诗歌深入城市建筑、制度乃至现代人的纷繁意绪、在诗行间充当历史见证者的诗学行为，同时，处于‘现代’核心位置的‘城市’……本身也会对诗歌文本的内部元素，如词汇、意象、节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诚然，一些主题有自在性和普遍性，不过如果站在文学多元的角度看待，过分强调自在无益，且不符合现实。通过这次疫情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由于发展程度和治理水平的差异，城市景观以及不同区域的生存状态有很大不同，由此带来的情绪和想法也有明显差异。如果不站在城市文学的立场，而是用一般性主题概括，或许会影响精准度。 在王嘉尔那个音乐短片片尾暗藏了个彩蛋，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之子、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何猷君，担任着澳门电子竞技总会会长并且是俱乐部创始人。电竞行业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根据《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当年电竞游戏市场收入接近千亿，用户规模达到四亿四千万人。考虑到当前的网络建设情况，这些人基本集中在各级城市，尤其是二线以上城市。因为巨大的经济效益，许多城市开始将电竞等新兴文化产业纳入发展规划，甚至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海作为中国电竞之都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北京也提出建立国际网络游戏之都的目标，被网友质疑是与上海竞争。面临人口流失压力的西安，一方面着力建设大唐不夜城等主打传统文化的建设项目，一方面在曲江新区等地积极发展电竞产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方面北方城市确实落后于成都、广州、苏州、杭州等南方城市。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高校也逐渐推出电竞相关专业，培养行业人才。这股时代大势影响下的城市年轻一代，与前辈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在生理层面捕捉信息的能力都大大提高，电竞文改编的电视剧《全职高手》中的“肉眼识帧”虽是夸张，但有过电竞经历的人群能对细节信息全面及时处理已有科学研究支撑，毕竟“拖屏”“探草”“丢失视野”以及对一些地形迷彩、隐身单位的高辨识能力会提升自身生存概率。年轻的短视频用户也是如此，常常能看到隐晦的次要信息。在我上中学时，曾经盛行一种言论：过去是没书读/没练习题做，现在是书/题太多无从选择。经过十余年，现在的城市居民大多已经习惯信息爆炸的世界，甚至能在海量信息中进行迅速有效筛选。从博客到微博，从端游到手游，从视频到短视频，高速运转已经不只是工作状态，而是深入生活。固然城市里的作家也同万千人一样早已适应，但未尝不可通过陌生化更好地展现当下的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此外，高强度的信息摄入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洗脑神曲会让人忘记基本的音乐技术和审美体验，还有比网络购物更极端的直播购物，在我看来快节奏带来的压迫感和无意识的被控制，严重损害了购物过程中的闲适感、惊喜纠结等情绪体验和独立思考的主体性，这些恰恰是文学赖以存在的精神价值。 冯仑介绍过他的立体城市的实施方案，为了推动城市信息化，合作开发了一款网游，挣来的虚拟货币能够在现实中使用；为了激发网友想象力，组织网络作家展开同题创作，计划包含都市言情、战争、灾难、科幻、惊悚等多版本，以此让民众在进入立体城市前提前熟悉其中的生活方式。如果一般的破壁还只是宣传科普，冯仑可谓实干家，把IP运营做到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层面。科幻现实主义引起了广泛热议，陈楸帆认为科幻可以“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杨庆祥也在《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一文中指出，克服中国本土科幻曾经出现过的社会性危机，不能局限在技术中心主义，需要“不停地与固化的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思想的交锋，并不惮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构模式”，并创造新的语言生成新的思维方式，以实现自我他者化进而“将无差别的世界重新‘历史化’和‘传奇化’”。既然城市文学的发展是每个人都关切的议题，是大家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那么何妨互信互通，携手共进。更何况，“破圈”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城市文学乃至文学创作与研究自身的生存，更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即将抵达的未来。 （原文有删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