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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音韵学研究历程可划分为4个时期：1949-1966年——音韵学研究的发轫期；1967-1976年——音韵学研究的停滞期；1977-1999年——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期；2000-2019年——音韵学研究的辉煌期。对各个时期的重要论著按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发展期分为音韵学通论和教材、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切韵学等韵学研究、对音译音反切研究、诗词用韵研究、近代音研究7个方面；辉煌期集中为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近代音研究、音韵学教材、方言音韵及方言语音史研究及在此期内新拓展的音韵学思想史等几个方面。70年来,中国音韵学研究队伍持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资料异常丰富、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成果斐然可观,呈现出了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局面。 关键词：中国音韵学；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方言语音史 作者简介： 乔全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10ZD&122)；山西省“1331工程”重点创新团队项目“晋方言保护传承与服务开发”；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研究项目。 中国音韵学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传统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学科和基础学科。回顾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历程,自东汉服虔、应劭为《汉书》作音注始,距今已有一千八九百年。历代千百学者为之殚精竭虑,前赴后继,论著堪称汗牛充栋。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古代曾受到梵语语音学的影响,近现代又接受了西学的精华。在中国境内,除了丰硕的汉语音韵典籍外,还有大量域外对音音韵典籍,对中国音韵学的本体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中国音韵学研究史就是一部“一本”“多元”“争鸣”“创新”[1]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中国音韵学研究更是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在一代代音韵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在音韵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切韵学等韵学、方言语音史、音韵学与汉藏语等方面呈现出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局面。70年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据若干目录及综述资料(详见文末的“参考文献目录”)共出版著作500余部,发表论文6 000余篇。回望这70年所取得的成就,更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做总结、论得失、向未来、谋发展。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划未来,就是为了更迅速、更持久地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的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4个时期：1. 1949-1966年——音韵学研究的发轫期；2. 1967-1976年——音韵学研究的停滞期；3. 1977-1999年——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期；4. 2000-2019年——音韵学研究的辉煌期。 一、 音韵学研究的发轫期(1949-1966) 发轫期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初,音韵学家们都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教学与科研事业中,并建立自己完整的、系统的、统一的课程体系。建国初期,高校经过院系调整,一些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汉语史、音韵学等课程,需求量的增大,急需撰写、出版音韵学经典教材,以应音韵学教学之急。方孝岳、罗常培、王力、魏建功、张世禄、殷焕先、黄典诚、周祖谟、俞敏(1)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编写教材,讲授音韵学课程。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1956)[2]侧重语音学原理,系统讲述汉语音韵沿革,分析汉语声、韵、调系统,并附有唐诗拟音举例,帮助读者掌握《切韵》系拟音,是一部内容十分精当、知识高度集中的汉语音韵学教材。王力《汉语音韵学》(1956)[3]共分4编,第1编为前论,讲授语音学常识,解释汉语音韵学名词,熟悉等韵学,第2—4编为本论,讲授《广韵》研究,由《广韵》上推古音,由《广韵》下推今音。该书充分吸收了当时国内外语音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每个章节后面均列有参考资料,书后附有汉语音韵学参考书,以便读者深入研习。《汉语史稿》(1958)[4]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部汉语史著作,也是世界上第1部汉语史著作。上册为语音部分,由中古汉语语音系统出发,系统讲述上古到中古、中古到现代的语音演变情况。《汉语音韵》(1963)[5]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和术语对语音学常识、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反切、韵书、字母、等韵、古音等内容作了科学全面的专题讲解。先生们对中国音韵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均功昭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即1955年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和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全国普查到的方言语音成果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为配合方言普查任务,丁声树、李荣共同推出了《汉语音韵讲义》(1956—1957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讲义);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6],按普通话音系编排中古音字索引,共收录6 000余字,先按普通话韵母排列,同韵母的字再按声母和声调排列,同音字按其在中古音系中的地位分条,于各条后注明《广韵》反切、摄、开口合、等、声调、韵部、声母,已成为音韵学、方言学学习、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丁声树《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7],以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语音构造、语音对应、语音演变等音韵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说明。 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1959)[8],涵盖音韵学的基本概念、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以及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来源等内容。殷焕先《反切释例》(1962)[9]、《反切续释》(1963)[10],运用语音演变规律,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对反切进行解释,以上两书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关注。 这个时期共出版著作、教材15部,发表论文187篇,主要涉及上古音和中古音。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一批青年音韵学者,如:邵荣芬、王显、唐作藩、向熹、赵振铎、郭锡良、赵诚、李新魁、鲁国尧、宁继福等,后来均成为中国音韵学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 1. 上古音研究 王力《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11]重点讨论了4个问题:中国传统音韵学对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看法;高本汉、西门等西洋学者把大部分或全部阴声派作入声;韵尾-g、-d的学说破坏了阴阳入三分的传统学说,也破坏了“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传统学说;从汉藏语系的一般情况证明韵尾-g、-d和-k、-t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先秦古韵拟测问题》(1964)[12]首先申明了拟测的意义,然后讨论了“韵部是不是韵摄”以及声母、韵母、声调和拟测的关系,提出先秦“每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的观点。严学宭《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1962)[13]指出,要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出完整的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一是区分声类,二是构拟声值。既不能把古籍中的古声母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通者处处加以合并,也不能局限于后世的音变而加以主观揣猜。必须参证汉藏语的共同类型和发展规律,从历史的形态音韵学和描写的形态音位学出发,研究有关资料来考证上古汉语声母的结构体系。《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1963)[14]将汉语内在的历史音变、随位音变和外在的亲属语言结构模型进行比较,并从比较结果中找出其共同特点与类同趋势,构拟出有规律性的综合体基本形式的韵型,该文奠定了汉藏比较语言学的基石。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1分册,1958)[15]根据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文押韵和其他方面的资料,论述了汉魏至陈隋820多年间韵部演变过程。运用丝贯绳引法系联韵脚字,考察了汉魏南北朝时期韵部的演变情况,填补了该时段语音史研究的空白。李荣发表系列论文《隋韵谱》(1961—1962)[16]、《隋代诗文用韵与〈广韵〉的又音》(1962)[17],详尽罗列和分析了隋代诗人韵文用韵情况,对隋朝韵部演变做了系统整理。《隋韵谱》按照《广韵》分摄、分部罗列《全隋诗》《全隋文》、隋代墓志等中的所有韵字,并从韵、四声、摄、开合口等5个方面总结了隋代诗文用韵情况,对《切韵》系韵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 中古音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唐写本《切韵》资料“王二”“王三”的陆续发现,进一步促进了《切韵》相关研究成果的诞生。50年代中期,由于汉语方言普查与普通话推广的需要,注重寻求古今音对应规律,促进了对《切韵》音系及性质的讨论。李荣《切韵音系》(1952)[18]、《陆法言的〈切韵〉》(1957)[19]认为《切韵》音系语音基础为洛阳音。60年代初,就《切韵》音系性质及其语音基础展开辩论,主要参与的学者有邵荣芬、王显、黄淬伯、赵振铎、何九盈、周祖谟。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20]认为“《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的方言音系,只是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音的特点。”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1961)、《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1962)[21]赞同《切韵》以洛阳方音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其他方言的特点。黄淬伯《论〈切韵〉音系并批评高本汉的论点》(1957)[22]、《〈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1959)[23]、《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讨论》(1962)[24]、《〈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1964)[25]系列文章主张《切韵》不以一个方言地域为音系基础,是集成魏至隋以来诸家旧韵的韵汇。赵振铎《从〈切韵·序〉论〈切韵〉》(1962)[26]支持洛阳方音说。何九盈《〈切韵〉音系性质及其他》(1961)[27]认为《切韵》非“一时一地之音”,是“古今南北杂凑”而成。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3)[28]提出《切韵》音系是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切韵》音系的基础,应当是公元6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该结论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1951)[29]是对西方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的文章的评述,《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五种跋》(1951)[30]是罗先生对《经典释文》版本的考释。《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与古官话〉》(1959)[31]一文对龙果夫所构拟的古官话系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述,并提出了补充,修订了龙果夫对古官话音系构拟的部分观点,提出古官话韵系有三介音、五元音和五韵尾的重要结论。罗常培《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59)[32]这部资料汇编收入用八思巴字注汉字音的对音材料,包括碑刻、钱币、印章及蒙古字《百家姓》,以及用作注音规范的韵书《蒙古字韵》等。这些资料是探讨13—14世纪的汉语语音、研究普通话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宝贵文献,对汉语语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33]系统论述了等韵的酝酿、成立、改革过程,并介绍了每个阶段的等韵代表作,最后概述了旧声韵学家对等韵的批评及新音韵学家对等韵的研究情况。该书是讲述等韵学史的早期著作,阐明了中国审音家对于声韵理论及处理方法的贡献。 《问学集》(1966)[34]收入周祖谟关于音韵研究的系列文章:《禅母古音考》(1957)利用文献中的音训、文字通假材料,对《说文》《广韵》所收禅母字详加考察,可为古音考证提供参考。《两汉韵部略说》(1957)针对两汉韵文研究成果较少的现象,评述清代古韵研究的成果,并阐述韵部分合考订的方法与途径。《切韵与吴音》(1966)根据文献音切记录,结合慧琳音义,论证了唐人所载“《切韵》是吴音”说法的不能成立。《射字法与音韵》(1966)介绍了宋赵与时《宾退录》与元陶宗仪《辍耕录》所记载的两种射字诗,为宋元南方语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66)全面系统研究了根据《玉篇》编著的《万象名义》音系,构拟了音值,对人们认识了解《切韵》音系有极大的帮助。李荣《音韵存稿》(1955—1965)[19]共收录作者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论文《四声答问》等14篇。《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指出,语音对应规律之所以有例外,一是方言语音演变有例外,二是各方言字音来历不同。对认识普通话、方言之间的语音演变及其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音韵学研究的停滞期(1967-1976) 停滞期主要指1966年文革开始直至1976年,这一阶段学术研究普遍遭到重创,语言学发展一蹶不振,音韵学研究滑入低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也有少数学者“私下”“偷偷”地做些研究,在文革结束后,这些论著终于发表出版。 三、 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期(1977-1999) 发展期是指文革结束至20世纪末音韵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汉语音韵学研究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音韵学专著与论文数量显著增多,内容涉及音韵学理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等韵学及诗词用韵等诸多领域。这个时期共出版教材、著作152部,发表论文3 024篇。 1. 音韵学通论和教材 出版了一批富有特色的音韵学通论性著作:赵诚《中国古代韵书》(1979)[35]对历代韵书的体制、特点、作用及影响做了简要介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韵书间的传承关系。丁声树、李荣《汉语音韵讲义》(1981)[36]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切韵》音系与今音的对应关系,对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典之作。唐作藩《音韵学教程》(1987)[37]是专门为高等学校中文系汉语专业本科生所编写的教材,是汉语音韵学知识入门的基本读物。这本教材系统介绍了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对汉语音韵结构特点、反切、韵、声纽、韵母、声调等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地介绍。李新魁《古音概说》(1979)、《汉语音韵学》(1986),陈复华《汉语音韵学基础》(1983),史存直《汉语音韵学纲要》(1985),何九盈《古汉语音韵学述要》》(1988),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1997)等至今都是音韵学学习与研究的重要书目。 语音史研究方面,首推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38],上卷“历代的音系”用9章分别讲述历代9个时期的音系和拟音,用反切与诗韵为例证,着重说明每个时期声、韵、调系统的分合情况,总结各个时期的语音特点。下卷“语音的发展规律”阐述了语音发展的4种主要方式及内部发展规律:即无变化、渐移、分化、合流,然后详细论述语音的自然变化和有条件的变化,该书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其他重要著作还有:方孝岳《汉语语音史概要》(1979)、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1981)等。断代语音史的书有:何九盈《上古音》(1991)、李新魁《中古音》(1991)等。 理论方法方面:王力《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上下,1980)[39],指出语音发展的结果,破坏了旧的系统,同时就形成了新的系统。研究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是研究各个语音成分的相互关系和互相影响;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是研究它的系统性的发展。张世禄《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1980)总结概括了汉语语音的特点及演变规律。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音韵的研究》(1980)探讨了“五四”前后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折。 徐通锵、叶蜚声《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1981)[40],提出研究语言历史的3种方法: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和依据文献材料的语文学方法。历史比较法以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为前提,如果缺乏这种可资比较的材料,只能采用内部拟测法;或用传统的语文学方法与内部拟测法相结合的方法。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上古音研究中谐声原则与声母的拟测、韵尾的拟测、诗韵与主要元音的拟测等主要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评论,在方法论上颇具指导作用。陈亚川《反切比较法略说》(1986)、杨耐思《音韵学的研究方法》(1987)、耿振生《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1993)从方法论角度探讨音韵学研究,也值得音韵学界重视。 2. 上古音研究 (1) 古音构拟。 这个时期的上古音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音构拟、古韵分部及上古声调方面。王力《诗经韵读 楚辞韵读》(1980)[41]考察《诗经》《楚辞》用韵和谐音材料,构拟出上古韵部系统。该书是王力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著述。诗经韵读,以《诗经》的全部篇章为研究考察材料,阐明王力先生关于古音学的主张,成为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范例。比较发现,王力先生《诗经韵读》对江有诰《诗经韵读》有匡补之功,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楚辞韵读,详细列出《楚辞》韵部分部情况,并就《楚辞》中各句韵脚用国际音标详细标注。《楚辞》韵分三十部表是王力先生又一重要音韵学成就,也是研究楚地古方言的佳作。该书已成为音韵学研究者的基本阅读书籍。 汉藏比较在汉语上古音构拟中的作用也引起学界重视,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连载)[42],其目的是借藏语同源字窥测汉语上古音。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1984)[43]利用500多个音节的对译词,整理出东汉、三国时代的语音系统,方法独到,见解新颖,是梵汉对比研究的佳作。相关成果还有:黄典诚《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探讨》(1980),邵荣芬《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1984),喻世长《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1984),严学宭《周秦古音结构体系》(1984),何九盈、陈复华《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1987),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1983)、《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1987),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1988)。 (2) 工具书。 王力《同源字典》(1982)[44]是研究汉语同源字、同源词的力作,该书共收古代同源字3 000多个,按上古音二十九韵部顺序排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唐作藩《上古音手册》(1982)[45],共收录8 000个汉字,从今音查对上古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1986)[46],共收录11 600余个汉字,每字后列出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地位,加注拟音,成为学习、研究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音韵和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向熹《诗经古今音手册》(1988)[47]收集并注明了《诗经》所有单字的今音(汉语拼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把每个字的字音从古到今贯穿起来,是一部研究《诗经》时期语音的专著,其中古今音的对照为研究汉语语音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曹述敬《音韵学词典》(1991)[48]对1 010余种音韵学和音义学著作、720余个术语及上至郑玄、服虔下至今人近700余名音韵学家加以介绍、评述,是音韵学萌生、发展至今一千多年来的第一部专门辞典。 3. 中古音研究 这一阶段对中古音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切韵》《广韵》两部韵书的音系,同时唐五代、宋金时期的多部韵书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1) 《切韵》《广韵》音系研究 《切韵》研究首推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49],这是继李荣先生《切韵音系》之后对《切韵》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通过排比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的反切,归纳了《切韵》的声母和韵母,确定了《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基础方言,讨论了《切韵》中尚存疑虑的许多问题,对《切韵》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期对《切韵》的讨论还有黄笑山的《〈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0)、张树铮《〈切韵〉系韵书韵目字的选择原则与最小对立》(1994)等。 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1980)[50],参照宋代的切韵图,依据《广韵》韵部的顺序共制作61张表,表中各字在标注《广韵》原书反切的同时,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注今普通话读音,是研究语音演变、方言语音的重要工具书。方孝岳的《广韵韵图》(1988)[51]也是依据《广韵》中的反切、音系制作等韵图的著作,它改进了前人制作韵图时的编排方法,创造性地给图中的每个小韵都注明反切,更方便读者阅读和查找。另外工具书性质的书还有林涛的《广韵四用手册》(1992)[52],该书在检索《广韵》的反切和字音方面非常实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几部关于《广韵》概论性质的著作,如:罗伟豪依据方孝岳生前授课提纲编成的《广韵研究》(1988),以及严学宭《广韵导读》(1990),这些书对《广韵》的性质、体例、音系以及与其他韵书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介绍,是学习和了解《广韵》很好的入门读物。 (2) 唐五代韵书研究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53]辑录、综述唐五代韵书30种,韵字残页和有关字母等韵的写本9种,并加以考释、比较,资料全面可靠,分类科学,考释精当,是完备的《切韵》系韵书影本汇编。 (3) 宋金韵书研究 宋金时期的韵书《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略》《五音集韵》等虽亦属《切韵》系韵书,但其音系价值不高,在过去音韵学研究中不受重视,经过邵荣芬、宁继福、张渭毅等人的研究,它们的价值得到学界的重新认识。邵荣芬《释〈集韵〉的重出小韵》(1984)、《〈集韵〉音系特点记要》(1994)、《〈集韵〉音系简论》(2011),宁继福《校订五音集韵》(1992)[54]详尽考证了《五音集韵》的作者、成书及音系特点,认为该书包含两个音系:“第一音系是由三十六字母和十六摄一百六十韵部及一二三四等交织而成”,第二音系则反映了近代北方汉语语音的实际面貌。同类的论文还有宁继福《〈礼部韵略〉讨源》(1994)、《〈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1996),张渭毅《〈集韵〉删并字音体例的重新认识》(1996)、《论〈集韵〉折合字音的双重语音标准》《〈集韵〉异读研究》(1999)、《〈集韵〉研究概说》(1999)等。 4. 切韵学等韵学研究 这一时期等韵学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李新魁《韵镜校证》(1982)[55]对最古老的韵图之一《韵镜》进行了勘误、校正,为时所重。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56],首先对关于等韵学、等韵图的基本概念、起源发展、研究应用以及门法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收集、归类、介绍了120种等韵图,其中许多韵图在此之前很少被提及,这也是对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57]中等韵图资料的重要补充。唐作藩《〈四声等子〉研究》(1989)[58],比较了不同版本的《四声等子》,对《四声等子》的韵摄特点及韵母系统分别进行了归纳和整理。许绍早《〈切韵指掌图〉试析》(1994)[59]以《切音执掌图》为对象,对其中一些问题例如开合、四等、重纽以及与前期其他韵图的差异都有较为深刻的阐述。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60]则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等韵学,书中对明清时期等韵学的概况、理论、关键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各种等韵音系分类,最后对明清134种等韵音系举要、介绍,为日后研究汉语普通话语音史、方音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俞敏《等韵溯源》(1984)为等韵学重要术语溯源。朱星《宋元等韵学述评》(1985),张世禄讲述、李行杰整理《等韵学讲话提要》(1990)都是重要的等韵学研究成果。 鲁国尧在日本发现卢宗迈《切韵法》对于等韵学而言具有重大价值,是等韵学研究上的一件大事。《〈卢宗迈切韵法〉述论》[61]从该书孤本的状貌、作者的生平到书中的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明确指出了书中所依托的韵图属集韵系韵图,并对韵图的特点进行了总结。除此以外,文中还对该书中的门法、“援易以为说”的特点以及在其他古籍中的痕迹、与杨中修《切韵类例》的关系、以及对语音史研究的作用等问题上都展开了讨论。可以说这篇评述是《卢宗迈切韵法》的功臣。该文指出唐宋金元只有“切韵学”“切韵图”这样的术语,明清民国方有“等韵学”“等韵图”这样的术语,明清民国方有切韵学”“切韵图”专门名词出现。还提出“三代篇韵说”。 5. 对音译音反切研究 在俞敏的指导和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梵汉对音考察《切韵》时代的语音面貌,将《切韵》研究推向深入。代表作有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初探》(1982)[62]、《周隋长安方音再探》(1984),采自北周及隋代阇那崛多、阇那耶舍等梵汉对音资料,对公元6—7世纪之交的长安方音进行了探索。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汉梵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63],运用玄奘译著中的汉梵对音考察了公元7世纪的中原方音。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1984)[64],该文对照梵文原本整理出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适当参证汉藏对音、日译汉音和现代关中方音材料,讨论唐代8世纪长安音声纽。聂鸿音《慧琳译音研究》(1985)[65],通过慧琳译音,总结归纳出梵汉对音规律,藉以考察当时密宗佛教梵语和汉语读音的概貌。同类著述还有《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1996)等。运用反切材料考察唐代语音的有:邵荣芬《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1981),周祖谟《五代刻本〈切韵〉及其声母的读音》(1981),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82),钟兆华《颜师古反切考》(1982),蒋希文《徐邈反切声类》(1984)、《徐邈反切系统中特殊音切举例》(1994)等。 6. 诗词用韵研究 鲁国尧对1 330多位宋词作家的作品用韵情况做了穷尽式的整理,所著《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1979)[66]与《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1981)[67]材料扎实、方法创新、结论可靠。文章不满足于只将宋词的用韵情况考察出来,还运用所得结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后一篇文章中将山东词人和四川词人的用韵情况进行对比,借以考察两地的方音差异,开创了用地方词人用韵情况考察方音史的先河。同时在文章中还有许多富有见解的提法,如呼吁学界不仅要关注语音系统,还要关注字音。这两篇论文为后来同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样本。马重奇《杜甫古诗韵读》(1985)[68],从音类、拟音两方面考察杜甫古诗用韵情况,标注入韵字的音韵地位并拟音。麦耘《〈笠翁词韵〉音系研究》(1987)[69],对清初著名戏曲学家李渔编著的《笠翁词韵》中的声韵调系统进行研究。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1990)[70],详尽探讨了初唐至盛唐时期部分诗人诗文用韵情况,并附有初唐年里表、主要作家年里表及诗文韵系,为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奠定了基础。刘晓南《宋代闽音考》(1999)[71],是诗文用韵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它是第一部利用诗文用韵研究断代方音史的专著,也是第一部全面考察宋代闽方音的分区及其重要韵系特征的专著。该书对诗文用韵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视点等方面颇有新意。该书共时描写与历时推演并举,对宋代福建文士421家16 185首(篇)诗文共19 900余韵段,作了科学的分类排比,整理出宋代福建地区的通语韵系和重要闽音特征。对研究一个大方言区的断代史颇具引领作用。 7. 近代音研究 这个时期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有3部重要专著先后问世,即: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72]、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73]、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85)[74]。这3部专著虽然都对《中原音韵》的方言基础、音系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所得结论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方言基础、知庄章分合和构拟、有无入声等问题上分歧较大。但也正是对这些细节问题的争论,使得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更加深入。鲁国尧、侍建国(1990)[75]将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译为中文出版,使得这部结合中西优秀语言学理论的音韵学作品被广泛熟知,书中建立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以及对以《中原音韵》为核心的一大段语音史的推演都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1987年在江西高安县举行了“周德清诞辰71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参会的21篇论文被辑录成《中原音韵新论》一书,于1991年出版,这部书反映了《中原音韵》研究的最新进展。 元代及元代以后的其他重要韵书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系统地研究。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1987)[76]是对《蒙古字韵》朱宗文旧写本(1308)的校对、整理,为日后研究民族文字、汉语音韵提供可靠的八思巴字与汉语对译的材料。宁继福《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1997)[77]细致分析了《古今韵会举要》等韵书的音韵系统,明确了《广韵》《集韵》的传承关系,在韵母、入声等问题上见解深刻,对研究同时期的韵书很有借鉴价值。此外,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1981)[78],将散见于《韵学集成》引述中《中原雅音》资料进行整理,完整地揭示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使这部已经佚失的书再次展现在当代学者们面前。李思敬《汉语“儿”[]音史研究》(1986)[79],其内容包括对前人成说的商榷、汉语音韵学史上最早的儿化音记录、论汉语北方话中“儿化音”的始生时代等9章。书中根据词曲、俗曲韵脚和徐孝《等韵图经》等材料大致确定[]音值的始生年代,又以明代初年的《高昌馆杂字》中回鹘文与汉文的对音材料,以及民间歌曲里儿尾词的出现规律为佐证,得出汉语北方话里[]音值出现在明朝早期的结论。 明清语音研究方面,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对韵书的研究,如:李新魁《记表现山西方音的〈西儒耳目资〉》(1982)、曹正义《革新韵书〈合并字学集韵〉述要》(1987)、杨亦鸣《〈李氏音鉴〉音系的性质》(1989)、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1989)、黄笑山《〈交泰韵〉的零声母和声母[v]》(1990)、张玉来《〈韵略汇通〉的语音性质》(1992)、郭力《〈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体例辨析》(1993)、高晓虹《〈音韵逢源〉的阴声韵母》(1999)等。 在这个时期中国音韵学发展还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创办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0年,王力、严学宭、周祖谟3位音韵学的领袖级专家与几十位中青年学人在武汉成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从此每两年举行一届音韵学学术讨论会,至2018年已办了第20届,2020年的成都音韵学研讨会将是第21届。这期间还召开了多次音韵学高端论坛。这些研讨会通过学术交流大大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二是人才培养。1978年改革开放,学术复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年学者已成为这个时期的领军人物。20世纪末,老年学者退休,中年学者上来,接过了学术接力棒,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坚力量。这批中年学者培养出了大批的青年学者和数百名硕士、博士。 四、 音韵学研究的辉煌期(2000-2019) 辉煌期是指进入21世纪,中国音韵学研究从研究队伍、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诸方面均进入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下面集中从6个方面总结音韵学研究的成就:上古音研究、中古音研究、近代音研究、音韵学教材、方言音韵及方言语音史研究以及新拓展的音韵学思想史。这个时期共出版教材、著作约364部,发表论文约2 300篇,还有大量未出版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1. 上古音研究 郭锡良《汉字古音表稿》(2018)[80]运用《王力古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将东汉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全部汉字包括异体字提取出来,注明上古音,这是上古音研究的前沿性成果。 本世纪初发生的“古音学大论争”,是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古音学研究的第4次大讨论,本次讨论以上古音研究为先导,重点探讨了以下3个问题:(1)对音韵学学术史的认识与评价(王念孙、章黄学派、王力等);(2)上古音研究材料与方法;(3)上古音构拟。 论争由梅祖麟2001年在香港语言学会上的讲话而引发,郭锡良等诸多学者撰文回应,主要论及对章黄学派的评价、王力“谐声说”及同源词研究。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2002)[81]从(1) 王力先生如何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音;(2) 王力、董同龢、李方桂3人如何对待古代有无复辅音问题;(3) 批评“谐声现象反映上古汉语形态”论调;(4) 如何对待汉藏语比较研究等4个方面批驳了梅祖麟的讲话。随后又撰写《音韵问题答梅祖麟》(2003)[82],对梅祖麟的质询再次予以正面答复。文中批评梅祖麟关于王念孙《广雅疏证》和王力同源词研究的错误论断,指出了汉藏语比较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两种古音构拟方式的优劣,并指明潘悟云古音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郭锡良的这两篇文章论据充分,掷地有声,是对不尊重事实、只一味崇洋媚外的学术作风的有力回击。 其他代表文章还有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2003)[83],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2003)[84],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2004)[85],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5)[86]等。以上诸位学者所论鞭辟入里、字字珠玑,对澄清古音学有关问题,促进古音学研究意义重大。 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史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2003)[87]明确指出:“汉语史的任何成功的论著都与材料的精审和全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客观公允的分析“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各自的优缺点后,提出将二者相结合的新“二重证据法”,并躬行实践,写成《“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上、下)》(2002,2003)[88],用理论与实践为新世纪汉语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上古音研究材料主要涉及谐声、联绵词及汉藏比较材料。耿振生《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2003)[89]对清代以来的谐声原则做了系统归纳。黄易青《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2005)讨论了谐声字4种复杂的情况,便于学者对谐声材料的准确鉴别。孙玉文《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2002)[90]、《先秦联绵词的语音研究》(2003)[91]对联绵词的分类、特点、作用及如何使用做了详细论证。关于汉藏比较材料,郭锡良(2003)[82]指出:“王力和李方桂的古音研究著作中,几乎不引用汉藏语言比较的材料构拟汉语上古音,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历史比较》(2003)、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2004)、郭锡良《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2008)、施向东《关于“汉藏音轨”问题的再思考之一——对俞敏先生上古音体系几个问题的讨论》(2015)等分别对上古音研究中如何使用汉藏语材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上古音构拟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3个方面:上古韵部与声调;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复辅音及形态的构拟。 一直以来,上古汉语元音系统及声调的构拟争议较大,对其构拟理据与标准的讨论,必将极大推动上古音研究的发展。相关成果有:何九盈《上古元音构拟问题》(2002)、李香《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2003)、张雁《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2003)等。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2004)、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2005)对古音构拟的原则及标准做了深入论述,为古音构拟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有无与形态构拟问题,庞光华《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2005)、《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2015),丁启阵《“复辅音”说的一些问题》(2006)、《汉语复辅音说辨证》(2016),李建强《对复辅音说的疑问》(2007)、《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2015),崔金明、刘琨《李方桂与郑张尚芳上古复辅音比较研究》(2013)、《试析上古与鼻音结合的复辅音的拟音问题——兼释“柔”的读音》(2015),郭锡良《也谈古汉语复辅音问题》(2014),孙玉文《二等声母的上古音构拟问题》(2015)、《从谐声层级和声符异读看百年来的上古复辅音构拟》(2018)等做了深入探讨,可资参考。 孙玉文在《汉语变调构词研究》(2000)[92]的基础上,又推出《汉语变调构词考辨》(2007),将考辨的汉语变调构词增至1 000余组,每组考辨内容充实,材料详尽,分析透彻,全面、深入地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界探索的变调构词问题,是一部精品之作。《上古音论丛》(2015)[93]和郭锡良《汉语研究存稿》(2017)[94]分别收录了21世纪以来两位作者在上古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围绕上古音构拟、复辅音、联绵词、谐声字和汉藏语比较等重要议题,做了深入详尽的论说,具有较高的理论与指导价值。《汉语研究存稿》有关上古音研究的论文共8篇,直接与本世纪初的古音研究十年论争有关的就有5篇,其中《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是对靠双语词典进行汉藏语比较来构拟上古音的国内外“古音学家”,作出的具有决定性的一击。《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等文章则是对音韵学界部分学者观点的剖析,起到正本清源,启迪后学的作用。 其他重要的古音学通论专著和专题研究有: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2002)[95],分上下两册,该书以翔实的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古音学的萌芽、开创、发展、主要特色与内容等清代前期古音学的历史概况。通过对新材料的挖掘,对传统古音学的一些重要结论进行了修改,如段玉裁“同声必同韵”、乾嘉学者古韵二十二部的研究等。李开《汉语古音学研究》(2008)[96],以上古音研究为主,有少量中古音研究,内容涉及对《音学五书》的评介,对戴震《声类表》的考踪,戴震古韵分部、祭部独立及其意义,黄侃古韵分部对戴震的继承和发展,高本汉和他的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现代学术史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等。李开、顾涛《汉语古音学史》(2015)[97],将中国古音学划分为3个时期:前古音学时期、古代古音学时期、现代古音学时期。作者梳理古音学史,强调其内在逻辑。提出“某韵半”概念,区分入声调和入声韵,区分古合韵和古通韵,区分群经用韵的言语形式范畴和古韵分部的语言形式范畴,颇有创见。陈芳《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从顾炎武到高本汉的模式演进》(2015)[98],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分析汉语古音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见解;阐述的理论前提科学,研究方法科学适当,概念明确,逻辑严密;引证规范,所有引用的资料、观点来源清楚;对解决汉语古音学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乔秋颖等《民国音韵学三论》(2016)[99],对民国时期学者研究汉语上古音、中古音的成果进行专题考察,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条件等方面讨论了民国学者上古声纽研究的内容概况,分为民国上古声纽研究考论、沈兼士《广韵声系》谐声系统探析、日本汉字音在民国音韵学研究中的运用3篇。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2019)[100],是2003年《上古音系》的再版。该书详细论述了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音节结构,包括声韵母内部的组合结构、变化和变化的功能以及它与《切韵》系统联系的规律(语音演变规则和发生机制),乃至在方言与亲属语言音韵中的反映,该书的价值在于“音表”部分提供了5个非常实用的表格,可查阅18 000字的古音地位及所在谐声声符系统。 大讨论之外还有一些成果涉及上古音声母的问题。如乔全生《古无轻唇音述论》(2013)[101]、《古无舌上音补证》(2014)、《“喻四归定”再探》(2014)等,前文首先比较分析了李元《音切谱》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关于“古无轻唇音”命题的例证,从学术史角度吸收台湾学者的观点明确提出李元之说比钱氏之说要早五年。其后,结合汉语方言、亲属语与域外对音材料,力证“中古之前的汉语轻唇音是读作重唇的”。同类论文还有金理新、张小萍《精组的上古读音构拟》(2000),曾晓渝《见母的上古音值》(2003),马毛朋《上古音影母音值之检讨》(2009),崔金明、刘琨《上古单声母拟音的几个问题》(2013),施向东《见母复辅音试证》(2014)等。 这一时期还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如:王兆鹏《基于出土文献通假字的上古喻三研究》(2019)[102],立足于出土文献中的通假材料,详尽考察了《古文字通假字典》一书中涉及喻三的157次古音通假,继而依据喻三和其他声母之间的通假频次,得出了如下结论:上古喻三与唇音、舌音、齿音、半舌音、半齿音这5类声母关系疏远,与发音部位相近的牙音常有互通;就具体声母而言,喻三和喻四通假次数较少,可见二者古非同源;喻三和匣母的通假频次最高,在上古关系最为密切。曹祝兵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的新进展》(2011)[103]认为“地下出土文献不但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和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可以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是为上古音的研究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必将成为今后研究上古音的主流”。 2. 中古音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古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 韵书研究 这个时期中古音研究成就最大者首推赵少咸《广韵疏证》(2010)[104],这是近半个世纪的用心之作,它总结性地研究了《广韵》的纵横关系和内部规律,理清了《广韵》与前代韵书的关系、疏通证明了《广韵》的音义。该书可谓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赵振铎《集韵校本》(2013)[105],以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重修曹氏刻本为底本(嘉庆十九年),校以中华书局《古逸丛书》3编影印宋潭州刻本等5个珍稀版本,收录20余种前人对《集韵》的订补著作,精心梳理甄别,撰写校记近百万字,是首次对《集韵》进行的全面系统整理的著作。 蔡梦麒、夏能权《〈王韵〉〈广韵〉反切注音比较研究》(2014)[106]比较了《王韵》和《广韵》在文学、语音、词汇、训诂各方面的继承性和差异性。对全面掌握《切韵》到《广韵》的递修过程与二者音系的继承关系,全面掌握《切韵》到《广韵》在文字、词汇、训诂方面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李子君《礼部韵略》系韵书研究独树一帜。专著《〈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2012)[107]立足于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的大背景,充分利用宋代文献资料,结合文字学、训诂学研究成果,深入考察《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音切,重点分析该书所反映的时音与方音,公允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宋代韵书史研究:〈礼部韵略〉系韵书源流考》(2016)[108]以宋代科举史为背景,以《广韵》《集韵》为参照,系统探讨《礼部韵略》系韵书的演变、渐次增补的脉络及与其他韵书的关系,填补了宋代韵书史研究的空白。李军《〈切字捷要〉研究》(2015)[109]理清了《切字捷要》与《韵法直图》的同异关系,提出“《切字捷要》是《韵法直图》蓝本”的论断,又将《切韵经纬图》(《切字捷要下卷》)与《韵法直图》《韵法横图》《洪武正韵》等韵书进行比较,论证《切字捷要》的语音性质、价值及影响,是一本创新性的专著。熊桂芬《从〈切韵〉到〈广韵〉》(2015)[110]从“增字”“加训”“增音”3个方面,对《切韵》到《广韵》这400年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切韵》系韵书的贡献与价值。传统韵书《广韵》《集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代表文章有刘华江等《〈集韵〉“徐邈读”考论》(2017)、张大勇《〈广韵〉异读字中所含语流音变现象释例》(2018)等。 围绕《唐韵》、朱熹音及《经典释文》音等展开讨论的有一系列文章,徐朝东《蒋藏本〈唐韵研究〉》(2012)[111],该书以翔实准确的数据,证明了蒋藏本《唐韵》与《切韵》系列韵书有同源关系。刘晓南《试论宋代诗人诗歌创作叶音及其语音根据》(2012)、《朱熹音叶全浊清化再论》(2019)等系列论文穷尽性地考察了朱熹著作和其他相关文献,验证朱子所叶之音的根据,指出朱熹叶音中既含有宋代通语音与方音(主要是闽音)等实际语音,也含有古书旧读异读和据音理推阐之音等,这诸多层次的叶音需要慎重审定。雷昌蛟、杨军《试析〈经典释文〉为常用异读字注常见音的原因》(2014)等系列论文研究《经典释文》反切用字问题,根据反切类型及层次,推定《经典释文》“窒”“比”等字音注的首音原貌,通过对部分匣于混切字音切材料的考察,得出《经典释文》匣于二纽不分的结论,进一步推进了《经典释文》反切考释的研究。《经典释文》语音研究的成果还有沈建民《试论异读——从〈经典释文〉音切看汉字的异读》(2002)、黄笑山《〈经典释文〉重纽反切的统计及结构特点》(2007)、陈静毅《〈经典释文〉“重音说”商榷》(2018)等,王怀中《〈经典释文〉陆氏反切唇音声母考》(2006)等。此外,利用借音、方言等材料尝试对中古韵书(图)概念提出新解读的有:施俊《论南部吴语支脂之韵的读音层次》(2014)、郑伟《方块壮字的汉字借音声旁与中古韵图的内外转》(2018)等。 (2) 等韵图研究 杨军《〈七音略〉校注》(2003)[112]、《韵镜校笺》(2007)[113]是两部集作者多年之功精心打造之作。《韵镜校笺》以永禄本《韵镜》为底本,采用嘉吉元年、六地藏寺及宽永十八年刊本(北京大学影印本)等十数种写本、刊本、刻本,并参考《韵镜校注》《韵镜校证》,对每处异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断定各版本列字的是非及字形的正讹,是《韵镜》最完善的精校本。 (3) 对音研究 遵循前辈开创的路径,刘广和、施向东、储泰松等在对音研究方面成就较高。刘广和《介音问题的梵汉对音研究》(2002)[114],利用后汉三国、两晋、唐、宋汉译佛经中的梵汉对音材料,发现i介音至少在东汉就已存在,认为“主张《切韵》纯四等韵无介音的学说不符合译经语言事实。”推动了中古四等韵介音有无问题的发展。《音韵学梵汉对音学科的形成和发展》(2017)[115]、《梵汉对音学科述略——纪念俞敏老师一百周年诞辰》(2017)[116],分析了汉语音韵传统研究方法的成就与局限,概述了梵汉对音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了俞敏先生在梵汉对音方面的重要贡献。储泰松《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所据韵书考》(2011)[117],比较《妙法莲华经玄赞》与《法华音训》注音异同,认为《玄赞》注音依据为《切韵》,并考订《切韵》风行学林乃至成为定音标准的时间是669—680年间;《等韵发音部位认知探源》(2015)[118],考察汉人对发音部位的认知过程,认为等韵学上的发音部位是受梵文悉昙章启发而发展成熟的,并论述了五音概念在汉语等韵中的发展历程。施向东《梵汉对音和两晋南北朝语音》(2012)[119],利用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梵汉对音材料揭示了汉语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变的一系列特点:声母、介音、韵尾已经初步形成了《切韵》所反映的中古语音系统的格局,主元音除了数量逐渐增加以外,也显示了汉语元音音位系统的链式变化,与隋唐音衔接起来了。彭向前《〈孟子〉西夏译本中的夏汉对音字研究》(2010)[120],搜集《孟子》西夏译本中的108个译音词,对宋代汉语西北方音声母的分合情形与韵尾问题作了较为系统性考述。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所反映的重纽韵舌齿音的归属》(2011)[121]利用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汉文注音研究重纽韵舌齿音的归属。聂鸿音《西夏“回鹘僧译经”补证》(2014)[122]则是利用回鹘汉音资料,考证了西夏译《无垢净光总持》的一个抄本里存在的西夏语不送气清声母字和汉语浊声母字对音的特殊现象,反映的是回鹘文音译汉语的特点。张铁山、朱国祥《回鹘文〈金光明经〉中的汉语借词对音研究》(2014)[123],以土耳其文版《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底本,运用译音对勘法,穷尽性地收集回鹘文《金光明经》中的汉语借词,通过汉语借词与回鹘文译音的对比,归纳汉回鹘语的对音规律,而且还提供了部分汉字音值的对音证据。王培培《夏译〈论语〉与宋代西北方音》(2016),利用夏汉对音字,并结合《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对音材料,揭示12世纪汉语西北方音知照合流、澄知合流、生禅合流、韵母入声[-k]韵尾消失等语音现象。其他对音研究文章还有:尉迟治平、朱炜《梵文“五五字”译音和玄应音的声调》(2011),李建强《从敦煌吐蕃藏汉对音文献看藏语浊音清化》(2013)、《唐代西北方音中的于母字》(2015)、《从不空音译本〈心经〉看梵文重音的对音》(2016)、《菩提流志主译〈不空羂索〉咒语声母对音比较研究》(2017),胡杰、朱炜、尉迟治平《日释空海之“五五字”译音及唐代的汉音》(2015)等。 (4) 音释研究 音释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中古音释文献的开拓。在传统的世俗文献音释研究的基础上,向佛道教延伸,如大藏经随函音义的开发研究,道藏释文的整理等。 代表文章有:储泰松《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检讨》(2002)、《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2004)、《中古佛典翻译中的“吴音”》(2008)[124]考察中古佛典中51例“吴音”的语音特点,通过与同期其他语音材料比较,探求“吴音”的真正内涵。爬梳、分析唐代佛典、史书音义中的方音记录,勾勒唐代方言分区的主要轮廓,从平面层次、方音特征的地理分布、南北语音差异等方面对唐代语音进行考察。储泰松、杨军《唐代前期佛典经疏引〈切韵〉考》(2011)[125],从文字、注音、释义3方面分析144条唐代前期佛典经疏引用《切韵》的佚文,揭示了《切韵》“增字、加训、刊谬”的具体情形。该文对中古佛典经疏引用的《切韵》佚文进行分析,管窥唐人修订《切韵》的路径和方法,通过梵汉对勘,考察古佛典中“吴音”,并将其与同期其他语音材料作比较,探讨中古“吴音”的语音面貌,通过中古佛道经典文献的研究,检讨了中古音研究的方法与观念,为汉语音韵和汉语语音史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课题。同类论文还有:黄淬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2010)、李广宽《论〈碛砂藏〉对〈思溪藏〉随函音义音切的修订》(2016)等。 (5) 用韵研究 周祖谟先生《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的出版后,中古前期、《切韵》之前,汉语语音韵部从上古向中古发展的线索即已显明,这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大突破。《切韵》之后的唐宋时代的诗歌用韵,也已从一个个作者及作者群的研究,扩展到一个时段甚至一个时代作者群体的用韵研究。代表作有:孙捷、尉迟治平《盛唐诗韵系略说》(2001)[126],储泰松《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2002)[127],刘晓南、张令吾《宋辽金用韵研究》(2002)[128],胡安顺《唐代洛阳诗人用韵考》(2004)[129],尉迟治平等《隋唐五代汉语诗文韵部史分期简论》(2010)[130]等。尉迟治平、储泰松、胡安顺等学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唐五代文人诗文押韵,为隋唐五代汉语韵部史分期,探讨关中、洛阳地区文人用韵特征,考察唐五代时期通语韵类分合及关中地区的某些方音现象,材料丰富,创获颇多,为后来的汉语语音断代史、区域断代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研究范式。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2003)从刘昌宗音切切入,展开整个六朝语音的考论,有述有作,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参证。同类论文还有丁治民《释绍昙诗韵研究》(2004)、《宋代川籍诗人用韵中的歌豪通押新证》(2005),通过对宋代诗人用韵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其用韵特点,考察宋时期的语音面貌及方音现象。 (6) 敦煌和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语音文献的开发研究 聂鸿音、孙伯君等学者对西夏文等相关文献音韵问题有专门研究。聂鸿音《汉语西北方言泥来混读的早期资料》(2011)[131]例举西夏文献中汉语泥、来混读现象,认为西北方言中泥、来合口洪音混读至迟在12世纪末已出现,而细音混读相对较晚。《西夏诗歌用韵考》(2013)[132]将两部西夏诗文集中的押韵字归纳为3个“韵部”,认为诗歌中的同用韵现象是当时实际口语的反映,并指出前人研究西夏语音系统存在的问题。《黑水城出土“转女身经音”初释》(2016)[133]考察《佛说转女身经》中的注音,认为12世纪西夏境内有两种“西北方言”,一种为党项人学说的汉语,一种为汉族知识分子的读书音。孙伯君《12世纪河西方音的鼻音声母》(2017)、《西夏语牙音与舌头音的腭化音变》(2018)利用西夏时期语音材料,分别考察西夏语牙音、舌头音声母的腭化倾向及12世纪河西方音的鼻音声母演变情况。 相关著作有:孙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2004)[134]对俄藏黑水城等韵门法著作《解释歌义》进行详细考证,对比《切韵指南》《四声等子》等韵书,对等韵门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聂鸿音、孙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2006)[135]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4种汉语音韵学文献资料:宋刻本《广韵》《平水韵》、韵格簿及《解释歌义》,可为早期音韵学史研究提供参考。 3. 近代音研究 孙建元《〈四声通解〉今俗音研究》(2010)[136],《四声通解》是朝鲜学者崔世珍用正音文字转写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该书以《四声通解》反映当时北方汉语语音系统的“今俗音”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对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来龙去脉、北京话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人们了解16世纪的汉语官话音有一定的价值。宋洪民《从八思巴字对音看〈蒙古字韵〉的“寒”韵——兼论〈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及其在近代汉语中的语音性质》(2007)[137]一文指出《中原音韵》中桓欢韵在《蒙古字韵》中是“八寒”韵一部分,实际读音为[un],与《中原音韵》寒山韵主元音[a]形成明显的对立,是由于不同语言(或文字体系所反映)的元音系统构型不同,对译时取相对音近的成分替代造成的后果。宁继福《重读〈蒙古字韵〉》(2012)[138]高度评价《蒙古字韵》,认为该书反映了13世纪北方方言的语音面貌,是迄今为止所见的首部近代汉语韵书,其价值在于开创了与《切韵》系韵书截然不同的韵书编纂体例。张民权、田迪《〈蒙古字韵〉编撰与近代官话语音史问题》(2016)[139]指出《蒙古字韵》韵字编撰参照金人礼部韵修订本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并依据时音进行调整,对原有106个韵部3000多个小韵按照新的声韵关系进行了合并,对研究近代官话语音史具有积极的作用。王为民《从满汉文献对比看北京话前后中元音合并的年代》(2017)[140]研究清代不同时期的满汉对音文献记录的北京话前后中元音/e/和/o/合并的不同步,是满文对音陈陈相因,无法表现语音演变的实际所致。孙明、汪丽《从清代满汉合璧语音资料看满汉对音规律及作用》(2018)[141]一文以乾隆朝编纂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为例,通过满汉对音范围的选择、音节与音素的对应关系研究,揭示满汉语言对音规律和特点。 近代音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还有马重奇《新发现闽北方言韵书〈六音字典〉音系研究》(2010)[142]等三篇,系列论文将闽方言历史上重要的方言韵书、方言辞书与闽北方言、漳州方言和潮汕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进行了细致地比较,确定了文献中音系的性质和反映的具体方言点,为研究闽方言某一点语音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 丁治民《〈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2015)[143]从现存814卷《永乐大典》中钩稽出25种小学逸书,共计3263条,其中有多种失传600余年,对这些语料本身进行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献学都有重要意义。 同类的论文还有周赛华《几种民国时期的方音韵图述要》(2015)等3篇论文,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官话尖团音》(2016)等论文。也有对经典韵书的再解读及诗词用韵研究,如王临惠《从入声字的归派看〈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2015)、黎新第《李开先古体诗及〈诗禅〉所见古入声韵状况研究》(2016)等。 4. 音韵学教材 胡安顺《音韵学通论》(2001)[144]主要介绍了以《广韵》《韵镜》为基础的中古音及上古音、近代音(从中古音到北京音的变化)等内容,再版增加了《五音集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的简介、部分用例及参考文献等内容,该书内容全面、材料丰富、论证充分,被用作高校本科教材及硕博士研究生参考书。杨剑桥《汉语音韵学讲义》(2005)[145]介绍了汉语音韵学的各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区分音类与音值的关系,力图从音位学的角度阐明汉语音韵学的重要观点。李无未《汉语音韵学通论》(2006)[146],该书包括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等韵、古代方音、研究方法等学术性专题6章,重在介绍当前的汉语音韵学领域学术新进展。林焘《中国语音学史》(2010)[147]根据中国语音学的历史发展轨迹,综合各家论述,描绘出1 800年来中国语音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5. 方言音韵及方言语音史研究 方言音韵及方言语音史研究方兴未艾,其标志性成果首推鲁国尧《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148],这篇长文充分利用当地方言文献资料及丰富的方言材料,首次研究了泰州及通泰地区方言史及方言语音史。方言音韵及方言语音史研究的重要著述还有: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与宋西北方音》(1987)[149]、《〈中原〉〈洪武〉和当代方言中的见开二——北京话溯源之一瞥》(2017),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150],胡安顺《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2002)[151]、《汉语声母的稳定性》(2007),林亦《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2004)[152],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2008)[153]、《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2019)[154],侯精一《〈中国音韵学研究〉与现代山西方言音韵——纪念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调查山西方言100年》(2010)[155],等。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2012)[156]运用文献考证和历史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宋代文士诗词文用韵语料、宋代诗话词话等文献中有关的四川方音语料,现代方言尤其现代四川方言资料,首次全面归纳并描写了宋代四川语音的系统与特征。对研究地区断代语音史具有示范意义。马重奇《明清闽北方言韵书手抄本音系研究》(2014)[157]对明正德本和清光绪本这两个本子的《六音字典》作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探索500年来福建闽北方言语音的演变历史,填补了闽语方音史研究的空白。同类的著作还有:李蓝《敦煌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2014)[158]等。熊燕《〈正字通〉歌戈韵混并和明清江淮官话》(2014),周赛华《〈同音字类标韵〉所记清中后期的绍兴话及其变化》(2015),刘晓海《结合方言实际对中古音韵四等结构的再思考》(2015)等。还有一批青年学者,如高永安《〈音韵正讹〉的韵母系统的特点》(2007)、王进安《从〈广韵〉〈集韵〉的影响看汉语多音字的审音》(2008)、秦曰龙《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调类系统》(2014)、汪银峰《从〈榕村语录〉看李光地的音学思想》(2018)等,已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6. 音韵学思想史 在“辉煌期”里值得瞩目的是,音韵学拓展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中国音韵学思想史”。2005年鲁国尧以“呼吁创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学科”作了专题演讲,2006年鲁国尧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开幕辞中说:“我们至今没有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或《汉语音韵学思想史》,这委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语言学人应该开展思想史的研究,写出质高量多的著作。”(2008)[159]2015年鲁国尧发表了《新知: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及〈六书音均表〉书谱》(2015)[160],此文是中国音韵学思想史创建的标志性论文。我们既要研究中国语言学(含音韵学)思想史的历史,也要重视当代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可以说,中国当代语言学一直存在崇洋与反崇洋的论争,鲁国尧提出“不崇洋不排外”的“双不方针”,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文中,《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2006)[161]和《中国语言学的愿景——像珠峰一般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2019)[162]。2019年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展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建构,鲁国尧的《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侨三等”VS“假二等”“假四等”及其他》(2019)[163]是建构中国语言学三大体系的第一篇论文。 纵观中国音韵学研究70年历程,尽管中间有10年短暂的停滞,但通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追赶,中国音韵学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中国音韵学人国际国内的学术影响力愈发强大。学会因聚才而兴盛,学术以交流而发展。中国音韵学每个时期的突破性成就,都体现了中国音韵学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与担当;中国音韵学每项标志性成果的诞生,无不体现着新材料的支撑和新方法的革新。当历史的车轮跨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际,我们坚信,经全体音韵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音韵学研究一定会在世界学术天空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本文以上所论,仅以大陆学者的音韵学研究成果为主。写作中,我们参阅了李无未《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2007)、马重奇《2004—2008年中国音韵学研究情况综述》(2010)、郑林啸《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限于篇幅,可能有的重要作者和论著未能一一列举、评述,难免挂一漏万,以后择机增补,敬请同仁谅解。) 参考文献 [1] 鲁国尧.“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J].古汉语研究,2004(4). [2]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 王力.汉语音韵[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 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