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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我们的大千世界就悬挂于人类心灵的细细红线之上。曾经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告诉我们，尽管人类的理想是美好的，但每个人所面对的现实却可能是残暴的，而所谓英雄史也不过是无数魔鬼用毁坏的人生理想铺成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之上，劳苦和危难是与人生常伴的，尽管每位生命个体存在的时间都十分有限。“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陶渊明《闲情赋》）就生命的历程而言，每个人都是缀网的劳蛛——或者忙碌不休，或者痛苦到死，如此而已，然而，在这与劳俱生与忧俱存玉石俱焚的生命历程中，来自信仰世界的慰藉又常常扣动人们的心扉——仿佛是空山的灵雨，仿佛是自在的飞花，仿佛是满城的风絮：美的存在，祛除了丑的蛮横给人心带来的阴翳，在迷离惝恍的氛围中，人们似乎产生了别样的感觉：世界给人多少苦难，就会给人多少圆满。因此，同属于人类的精神现象并由此形成了特殊的精神史，宗教与文学一向具有极为的密切关系，作家的宗教感也常常是其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古今中外皆是如此，陶渊明也不例外。宗教感赋予陶渊明以一种参透了自然智慧之后的宽广与和谐，那是一种个体生命回归于丰富之后的宁静——在看清了历史与社会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并以如椽的诗笔书写生活、情感和思想，由此而获得了人格的尊严、文化的尊严和历史的尊严，并且产生了永恒的精神魅力。但是，宗教本身也并不完美，宗教的理论与宗教的实践也并不完全对应，陶渊明面对晋宋时代的宗教世界，自有其特殊的文化抉择和践履方式。而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也正是本书的任务。 学界对陶渊明与宗教之关系的关注，萌芽于宋代。自宋代以来，文化界特别是佛教界多有陶渊明与庐山东林寺佛教（莲宗）的传闻，同时也涉及了谢灵运，如《东林十八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载： 陶潜，字渊明，晋大司马侃之曾孙。少怀高尚，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以为实录。初为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为三径之资。”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及宋受禅，自以晋世宰辅之后，耻复屈身异代。居寻阳柴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寻阳三隐”。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尝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号靖节先生。 谢灵运，祖玄，有功晋室。灵运为康乐公主孙，袭封康乐公。文章为江左第一。尝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寻山陟岭，必造幽峻。至庐山，一见远公，肃然心伏。乃即寺筑台，翻《涅槃经》，凿池植白莲。时远公诸贤同修净土之业，因号白莲社。灵运尝求入社，远公以其心杂而止之。 谢客与远公之关系甚密，其《佛影铭并序》和《庐山慧远法师诔》可证，《高贤传》称“远公以其心杂而止之”并非事实；关于陶公与远公的关系，本书有详细考辨，此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晚出的并不可靠的记载（酒戒是佛家五戒之一，慧远法师不会允许入社者喝酒的，陶公与谢客也并不相识），正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的开端，所以也很值得关注。 1929年，著名神学家和宗教教育家赵紫宸（1888-1979）神父在《真理与生命》杂志（民国十八年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了《陶诗中的宗教》（后收入《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燕京研究院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97-409页）一文，为陶渊明的宗教学研究拉开现代性的序幕。在这篇文笔隽美、情感充盈、富有诗意的学术专论中，赵神父以一种特殊的泛宗教观阐发陶诗的人学意义和美学风格，可谓振聋发聩，令人拍案叫绝。他盛赞陶渊明是“中国人的先知”，盛赞《饮酒》其五是“中国人宗教的精髓，与夫这个宗教的圣经”，他指出：“陶诗简妙，故美；自然，故真；执定精神生活的超乎物质而呈其伟大的自由，故善。凡读陶诗的人，总多少能觉陶渊明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诗无处不表显他的毫无矫励，无处不表显他的至性至情。因为他人格的伟大，所以他的诗里便毫不隐藏地示现出他生活的冲突与融洽来。没有冲突，生命便不须有融洽，不能有统一。由冲突而奋达于融洽统一，执所是，可以建天地，质鬼神，俟百世，那的确是宗教的本质。”“人的精神要扩展张大，将他人的美情美德席卷而纳诸其中，也将自己的美情美德推而纳诸他人的精神中，将天地的神秀收集于一心，也将一心归之于天地的神秀。这就是美善真切的人生，这也就是统一人生的宗教。由这一点看，陶诗便满溢了宗教。”而其如此立说的认知前提则在于：“信仰与时代是互相推移的，一个时代若有纯正高尚坚确强健的信仰，这个时代就可避免痛苦，保持正义与和平。时代若虚夸自大，或专持科学的理论，以自然解释一切，把人生价值，作为人造的东西，一切人群社会的现象就必因虚矫无根而入于不可收拾的破灭。信仰萎顿，人站在宗教的乱砾荒墟之上，结果必是大乱。”真正的文学和文学家都生成于一个具有强大信仰力量的精神世界，这种信仰力量乃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正能量。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我国古典文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1944年，陈寅恪（1890-1969）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著名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经他考证，浔阳陶氏属于信仰天师道（即五斗米道）的家族。而在1945年，陈先生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另一篇宏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1-229页），从中古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其关于陶渊明乃是五斗米教徒的学说。1976年，美国明尼大学出版部出版了著名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B.Mather，1913-2014）教授的《世说新语》英文译注本，他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世说新语〉的世界》中指出： 崇尚自然者和遵奉名教者具有不同的倾向，既然书中可以粗略析分的人物提供了这样一块方便的试金石，那就让我们对分布于各个文化细节上的这两种思想意识继续进行考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历史阶段一切文学的、知识的、宗教的趋向都可以从这双重的观点中得到细致的审视。田园诗人和小品文作家赞美退隐和宁静的韬晦之德，并为后一阶段田园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从同时期保守作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以较强的自发性偏爱五言诗，远胜于对嗜古成癖的诗人潘岳（247－300）的欣赏。《世说》第4门第71条提取了他的《家风诗》，这首诗在沉重的四言音步中充满了儒学的训戒。 没有什么可以显示信奉天师道以何种方式影响一个人对于流行的思想倾向的态度。书法家王羲之的天性是无拘无束的，却被不可移易地交托于官场的冗政繁务之中。他还曾经指责年轻的谢安试图做一个遁世者以逃避对于国家和苍生应尽的责任。而威严苛厉的将军陶侃的后人陶潜（卒于公元427年）也以天师道徒的身份进行创作，成为整个时代自然与脱俗的最高典范。 马先生首先从上边提到的陈氏的前一篇论文出发，同时参采了后一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其关于中古士人“崇尚自然者和遵奉名教者”的二分法即源于此文。马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文学创作是建立在天师道信仰的基础上的，而陈寅恪则指出： 又渊明虽不似主旧自然说者之求长生学神仙，然其天师道之家传信仰终不能无所影响，其《读〈山海经〉》诗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盖《穆天子传》、《山海经》俱属道家秘籍，而为东晋初期人郭璞所注解，景纯不是道家方士，故笃好之如此，渊明于斯亦习气未除，不觉形之吟咏，不可视同偶尔兴怀，如《咏荆轲》《咏三良》《读史述》《扇上画赞》之类也。兹论渊明思想，因并附及之，以求教于读陶诗者。 其实，偶尔兴怀的文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那些诗人公开标榜偶尔成篇的作品实际上充满了诗人故意散布的诗学迷雾，特别是他涉及饮酒的诗作，诚如陈寅恪所言： 又《五柳先生传》为渊明自传之文。文字虽甚短，而述性嗜酒一节最长。嗜酒非仅实录，如见于诗中《饮酒》、《止酒》、《述酒》及其关涉酒之文字，乃远承阮、刘之遗风，实一种与当时政权不合作态度之表示，其是自然非名教之意显然可知，故渊明之主张自然，无论其为前人旧说或己身新解，俱与当日实际政治有关，不仅是抽象玄理无疑也。 这些饮酒之作，都体现了一种“是自然非名教”的意旨。这一点又与其家族世袭之五斗米信仰密切相关。 2009年，我发表了《陶渊明的宗教信仰及相关问题》（《文史》2009年第3期）一文，在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了考证了陶渊明与五斗米教的关系，比较彻底地完成了相关的学术论证，得到了中古史学界的肯定。当然，有的学者认为陶渊明是佛教徒，其诗文深受佛教的影响，倡导此说最力的是丁永忠教授的《陶诗佛音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我则认为，陶渊明不是佛教徒，也没有佛教信仰，但是，其某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却吸纳了佛教文艺的某些因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同时，陶渊明与莲社的关系又是极其复杂的。后来，我在《拒斥与吸纳：论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国学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96页）一文中集中阐发了这一观点。 本书就是在以上两个长篇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蒙文通（1894-1968）先生在其《治学杂语》中说：“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在我看来，陶渊明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大问题”，也是“中心问题”，自然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赵紫宸神父指出： 当先生之时，清玄之说尚，禅静之见出。这些思想在先生身上，不无影响。但是先生虽属清邈平旷，却不为玄理所拘萦，绝无当时时彦那般满口清谈、五肠中热的习染；虽有白莲社的接近——叩禅关、谒远公的韵事，过虎溪、语道旨的胜概，却不为禅说所牵羁，绝无假借禅机以为生平慰藉之资的懦弱。从他那晶莹澄澈的襟度来看，道家佛家的气韵似已融化汇荡成了他的人格。他的人生观里究竟有多少佛道的成分，我们不易分析出来。我们知道他的努力立行，实出于儒家思想与生活的熏陶培养。他的博大是在于能容而不杂，能采而不辟，能了悟而不失其主持。 而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陶渊明及其作品中“佛道的成分”明确地“分析出来”。我特别喜欢研究难度大的问题，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学术史和文化史意义。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已经穷尽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了，不知以后是否会有新的材料补充。我相信自己没有“误入洄水沱”。无论如何，本书需要得到读者的批评，因为任何学术著作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五斗米与白莲教：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范子烨著，该书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