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的空间场域设定在大部分时候都可以被看作是作者所建立的象征秩序，新移民文学中的场景尤甚，往往都试图在不同国家地域的情感书写中把控独特的人类共性和情感认同，呈现被遮蔽的人类困境。无论是幽闭空间之下的人性扭曲还是荒芜空间中的情感张力，都显现了绝对的情感闪烁。本文就将以张惠雯的小说《玫瑰，玫瑰》为例，谈论移民文学中的叙事场域以及情感错位困境。 小说的叙事场域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作者的叙事视野，因而我们在谈论新移民文学时，往往会将情感纠葛复杂化，试图在世界性的背景之下阐述更共性的暗流涌动。东方视角下的西方场域在空间上会趋于心灵暗流中的边缘讲述。在这种混杂的空间之下，小说的叙事不仅超越了单一的国度，同时也能提出更多意象符号与个体的内心并置。 如果说空间感的混杂会带入过多个体情感而无法生发共情，那么张惠雯在小说中建构的空间意象则显现了绝对的敞开与包容。她习惯于建立虚无的空间场景，将叙事场域与社会秩序分离，借此去表达绝对的个体自由以及更加抽象的理念流动。这类荒岛式的空间在与喧嚣外界隔离的同时，又展现了极为幽闭的空间缠绕，在宏大叙事之下的自我遮蔽轻易地呈现出了独特的叙事认同以及晦暗秩序之下的人性检视。 一、幽闭空间书写禁忌张力 空间书写可以看作是日常语言在象征秩序上的凌驾，在这种重置象征意义的写作中，作家们借用空间的分裂与愈合来颠覆人类在空间中的感知状态，这种对空间的执着能够直观地带来人类的共情心理。这种对空间的书写实际上是对氛围的呈现，也就是对情感的交互。很显然，张惠雯在小说《玫瑰，玫瑰》中的写作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时空维度的情绪互构，她利用“我”这一闯入者形象，勾连起外界与荒岛的联系，架构了人物情绪与空间意识的关联交错。 很显然，《玫瑰，玫瑰》中的空间形态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多重情绪共同交织构建而成的空间结构，作为一个风景画般存在于“我”的想象中的地方，缅因州的山在此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荒岛”形象，而“我”作为一个和女主人并不稔熟的人，前往那里的更大因素也是希望窥探到她如今的风采。在此，荒岛与传统的社会秩序被割裂了，尤其当“我”真正地前往了山中，“我”更发现了华丽房屋之下的深层诡异： “如果不是外面传来海浪拍击的声音，浩渺的大西洋风光就在眼前，人可能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某个展示中国工艺品的商店。桌布、屏风、托盘、茶具……我突然发现了那股怪异感觉的由来，因为这屋里的这一切和它所处的地方，和我途经的缅因风光如此不协调！仿佛他俩在这片风景奇伟、浩瀚的土地上为自己建立一个东方式的空中楼阁。” 一个全然隶属于西方的地界，却建立起东方的小小世界，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张爱玲在小说《第一炉香》中所讲述的葛薇龙姑妈梁太太的山中公寓，同样是在西方光景之下构建起自己的东方幻影。由此，似乎也就昭示着缅因州的此处，这个女主人的身上藏着同等的割裂与禁忌。空间在此转化为了叙述的情感张力，深刻象征着晦暗区域被遮蔽的情感困境。 而当“我”终于较为直观地体会到山中这对夫妻的痛苦缠绕之后，“我”再窥探到的空间又带有了强烈的情绪偏离，逼仄空间带来的陌生感与压抑感得到了极为尖锐的凸显： “可是，话说回来，我为什么要窥探别人的秘密呢？我为什么在揣测、猜疑那扇门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我察觉到一种危险：我仿佛跳进了他们这个与世隔绝的、华丽而诡异的笼子，在这里，生活如此缓慢，时间如此漫长，连我自己也在变得怪异，变得毫无必要的敏感，睡眠比以前更糟……我想最好是尽快离开。” 很显然，广袤的荒芜感是通过两位主人的视角来展现的，而“我”能看到的，只有流逝在俗世之中的漫无边际。这种漫无边际与市井生活割裂，也自然而然地勾连出扭曲的人物情感逻辑。小说用了大量笔墨来凸显“我”与他们夫妻二人的视域不同，在这种非常态的意义空间之下，荒山上的房子既显示出了悖论般的黯然，同时也连缀起情感逻辑的波澜起伏。广大恢弘的空间之下，原有的个体场域悬置于故事情节发展之上，但又是基于主体的空间所构建，因而，这种生命个体的幽闭体验更蕴含了复杂的情感焦虑。 二、复杂况味中的情感捆缚 张惠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小说中往往能够超越移民文学所特有的地理空间冲突，转而将其吸收为情感的介质，来书写女性在茫然无序的精神状况中的忧愁与捆缚。在缺失人文关照的现代社会，张惠雯展现的生活图景成为了复杂况味的情感共同体。就小说的表现内容而言，在荒山上的夫妻二人显然是极端的、不可思议的，但在另一重层面而言，他们也喻指着内在情感趋向下的必然性游离与突围。小说巧妙地借助了性和爱两重伦理，挑战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在震撼的同时也显露了对现代情感语境的深刻把握。 就短篇小说而言，《玫瑰，玫瑰》所承担的情感表达并不算厚重，一个在无性婚姻中生活了数十年的女人，如何在荒芜的情感中自我捆缚又自我扭曲。然而小说借用宗教意识，开辟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叙事空间，与此同时，这些压抑的欲望又将被规训成如何的力量，重重整合成为同质的危机。 有趣的是，小说中的“我”虽然始终处于旁观者的形象，窥探着这对夫妻的复杂况味，但作为一个没有婚姻家庭的中年作家，“我”也在女主人的质问下陷入了情感资源的匮乏。当然，除了这种对情感困境的直观刻画，小说也展露了失序状态下女性的自我否认： “‘我不能离开他，我要是离开他他会受不了的，你不了解他，他自残起来太可怕了！他可能会自杀……慢慢就习惯了。而且，再也找不到像他对我这么好的男人了，可是……就是有时候觉得受不了，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我觉得自己像是没有活过，我的日子全荒废了，再也不会有孩子……啊，有时候我真受不了、受不了，我想对一个人说……你知道我信了教，我是个教徒，我知道这么想是罪，但有时还是……啊，求主宽恕我！’她极力支撑着的镇静破碎了，双手掩面哭起来。” 这种焦虑的困境是巨大沉默之下的激流涌动，一方面，她的生活追求无法得到实现，无法与丈夫进行交流，甚至连向宗教祷告都会得到所谓“罪恶”的回答；而另一方面，她的精神困惑又时时刻刻缠绕着自己，精神世界中的困惑与无助是导致她一步步衰老灰败的理由。性爱上的缺失带来了情感的疏远与鼓励，表象的平静之下，女主人的身上藏着庞大的反自我倾向，她既唾弃着自己的“罪恶”，又忍不住在荒芜的空间中自我捆缚。 当然，要明确的是，小说在此阐述的自我捆缚不带有任何批判的意味，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是两性关系中的饱满形象。然而，女人对于性的困惑实际上反映的是女性对于自我性别处境的觉醒，也正是在这种觉醒之下所阐述的挣扎是一种持久的攻略与几乎不可能被消解的滞重绝境。 三、虚无场域下的共性追溯 随着女性主义写作不断被强调，如今所谈论的女性主义乃至女权主义已然逐渐滑向了更具独立、个体的诉求。在当前的大部分女性作家看来，女性作家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对个人命运的抒发。在这种对于女性写作的重新观照之下，原本的海外女性写作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对人类情感共性的追溯。 小说《玫瑰，玫瑰》所展现的实际也正是这样一种独立的时代诉求。尽管小说将空间投置在缅因州的荒山上，但其中对于别墅外荒芜景象以及别墅中的东方景观的强调，也巧妙地将小说的叙事场域虚无化，在边界的模糊之下阐释了更具流变性的情感认领。 除此之外，由于张惠雯对于日常生活的平实把控——例如喝咖啡、谈心等琐事的细节建构，都实现了一种象征的隐喻。在这类现实主义的笔法之下，客观的现实被烘托为个体书写的氛围，从而也就实现了对社会参与的指征。很显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那么具备所谓的现代女性激进特征，甚至有些“单纯”，但也正是这种单纯的精神困惑，反而彰显出了人性的存在觉醒。女性角色并不特定地被赋予某种犀利的政治性女权色彩，而是仅仅作为深刻的人所存在，不断寻求着个体的独立与自由。 在小说的最后： “在细微的雨丝里，我们站在车道边告别。她穿着墨绿色的毛衣，因为雨，一些湿润的发丝贴在额头和鬓角。她模样衰老，神情却像个女孩子－一个憔悴、失神、过早枯萎的女孩子。上车前，我以美国人的礼节拥抱了她一下。就在我们分开后的短暂对视里，我感到她有那样一种眼神，就像是她终于卸下了自己沉重的秘密，交付于我带走。之后，我的车沿着那条狭窄的沥青路开走了。从后视镜里，我看见男人返身离开，她还站在车道和马路的交叉口那里，不离开，也不挥手。我看着她的影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地往后飘去，像一片被风卷走的枯叶。” 如果说“我”是闯入者的身份，带有一定的觉醒意义，那么最后仍然留在孤山中的女主人，也就是“我”不断强调的——一个枯萎的女孩子，实际也代表着苏醒过后的沉寂与捆缚。如何在情感困境中挣扎和自我拯救，或者说，自我说服，成为了小说真正书写的命题。在朴素的认知中，性别属性是大部分小说感情中的拘束，但小说所追溯的是对人的存在性真相找寻，女性作为她者存在于大部分写作之中，然而女性作家们却令这“第二性”凸显出了完全的自觉能量。很显然，张惠雯有意弱化了性别意识的个人体验，转而利用绝对共性的虚无表达来审视真实的认知偏见。 新移民文学往往会更强调西方化的开放性书写，张惠雯在她的写作中却显现了更多的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女性通达独立。而除此之外，移民带来的时空错位乃至身份多元视野的跨越也自然而然地在其作品中有所显现。张惠雯擅长在虚无的场域中拓展情感上的共性，借此缔结更为多元的美学张力。 可以说，张惠雯的荒岛选取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荒岛选择，也可以看作是人性在逼仄空间之下的禁忌与挣脱。愈是极为幽微的场景，愈是能显露出磅礴的情感重量，从而展现复杂日常之下的自我捆缚。她利用空间构建了情感的象征秩序，不断地以外在场景的变更来触及人物内心的深刻体验，所谓孤独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个体在荒凉隔绝之下的孤独感被普遍意义上的压抑与锋利取代了，静默的情感错位所阐释的结构幻灭，能够更凸显出平实生活之下的森森苦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