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的半山腰/躺着几块带血的石头……我看见一位老者/对着那几块石头/深深地三鞠躬/未及转身/已哭得一塌糊涂”——这首《血石》，是2019年4月18日宜城县委宣传部长刘超陪梁衡拜谒张自忠纪念园有感而写的一首诗。文中的“老者”，就是梁衡。 2020年4月，梁衡写张自忠的散文《将军几死却永生》获得《北京文学》2019年度优秀作品。4月23日，他的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商务印书馆）获得全国首届“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和本年度大学生喜欢的十五本书。 据统计，梁衡散文有71篇次入选大中小学课本，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入选中小学校课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分别入选14个不同版本的教材，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入选7个不同版本的教材。一个家长在陪女儿读书时看到梁衡的文章，到网上搜索他所有作品阅读，并在博客中感慨：“这是些充满阳光的、让孩子向上、让家长放心的文字。” 多媒体多介质的传播，既使梁衡的作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也使他饱尝侵权之苦。央视《焦点访谈》直指自媒体六大乱象中，就以梁衡作品被“洗稿”为例，谈到有人“发明”伪原创速成法“洗稿”——“一键伪原创，认真做洗稿，1秒生成10万加爆文”。记者对比梁衡的原文章与被“洗稿”后的文章，120字的段落，有14处被替换成了意思相近的词语，改头换面后的梁文，被包装成别人的“原创”文章，同时绕过一些平台的审核机制。 有人建议梁衡维权，他担心的却是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梁衡说，过去写《数理化通俗演义》，自己所做的资料卡片超过一米半高。现在有电脑网络的确方便，但是技术解放的是人的体力劳动，并没有解放人的脑力劳动，电脑永远代替不了记忆。书到用时方恨少，只能是先储存后使用，不可能是先使用后储存。后者是检索，前者才是创作。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后来还写诗吗？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么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是也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领到14元稿费。那是我第一笔稿费，当时大学生的毕业工资才45元。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那里普及本的《唐诗100首》《宋词100首》才三毛多钱一本。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什么书可读，我们就挤在火炕上念诗，一本《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寒冬之夜。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我后来总结的“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其中“情”字就要靠诗歌培养。“诗言志、诗言情”，诗歌的训练可以启发作家的情感。读诗写诗的人，一定是有情的人；二是语言训练，诗要押韵，讲究节奏，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内容，这对我写散文有很大影响。后来不写诗歌主要还是因为时代的变化。文革后国家有很多需要反思的事情，诗歌有局限，不能像散文那么淋漓尽致地表达。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奖。很难想象这一个题材，您先后在八种报、刊、书上发表作品，还获得了“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大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五千多封来信，可以想见读者多么渴望更多信息。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主编李硕儒约我再以此为题材再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在农村劳动的一年多里，我最大的收获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大学生们各自带来了书，邻村知青也有好多从北京家里带来的书，大家交换着读。一次，我在灶台上看到一本书，已经被翻破了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书中提到修辞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这本偶然捡来的书影响了我的散文创作和新闻研究，我后来关于文学和新闻的学术思想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源头。 中华读书报：冯牧老先生曾经说：“梁衡同志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从80年代起，您的散文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梁衡：我的散文创作分三个时期。一是山水散文，《梁衡游记》（北岳文艺出版社）收入我四十年间创作的散文，主要是早年写的。杨朔曾是我们这一代的写作偶像，在散文界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受时代局限，贴政治标签。我第一个提出批判杨朔散文的“物--人--理”三段式，提出要回归自然本身的美，山水文字才会获得旺盛的生命。所以这一段我的散文实践，主要是山水游记，关注自然美、语言美，摆脱政治说教。二是政治散文。随着思想解放，社会转型，历史档案解密，有许多政治、党史、人物方面的问题摆到桌面，全社会都在思考。但那时文学界还有文革余悸，恰恰逃避政治。我不是专业作家，是政界、新闻界人，有责任迎难而上。从1996年发表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开始，我写了大量的政治散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用文学翻译政治，以文学的方式为时代担当。瞿秋白才华横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我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才抓住了“觅渡”这个意象写成文章。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后来对我说：“你是我父亲的知音。”三是人文森林散文。从2012年发表的《一个怀抱炸弹的老樟树》开始，自觉转入“绿肥红瘦”，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污染，生态环境问题成了新的社会焦点 。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身居要职，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您的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都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系列作品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一定有很大难度。不知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其他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出他们的思想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六位总书记（一把手）我写过三位（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及在职领导人朱镕基、李瑞环都写过。如《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西柏坡赋》等。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另外，我都是选择悲剧切入点，放在历史的矛盾斗争中，碰撞出的火花更能打动人。如《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灵魂》，写他长期含冤。林则徐一生的光辉点是虎门禁烟，写他却他因此戴罪发配新疆，又还不忘报国的种种表现；《读韩愈》中，写了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而被贬到远离京城的潮州，却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办了驱除鳄鱼、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等一些大事。 中华读书报：每次转变创作方向，是否都是有规划？ 梁衡：一开始肯定不会有具体的目标 ，走着走着就出现一块新的天地，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敏感。还要看平时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2012年3月我参加一个林业会议，国家林业局资源司司长正坐在我旁边。我随口问她：“你这个资源司管什么？”她说：“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我就反问：“你管树上的木材有多少方，那树身上所附载的文化内容谁来管？”一下把她问住了，也为我自己提出了一个学术问题，无意中开创了一个新学科。从那天以后，就开始了人文古树的写作和“人文森林学”的研究。 中华读书报：您既能提出理论，又亲自实践落实。第一个提出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 ，创建人文森林理论，并在高校呼吁创建人文森林学科；还亲自指导在陕北府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文森林公园“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基于怎样的思路和判断？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梁衡：生态文学这几年很繁荣，徐刚、李青松等一批作家的创作已很有成就。近年对西方，主要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介绍也很多如程虹教授的翻译。已成阵势。我所做的工作，是在阵前再寻找一个突破点。人类对树的认识走过了三个阶段：物质认识阶段：砍树、烧木头、用木材；生态认识阶段：懂得了留下树木保护环境；我要作的是第三阶段：揭示人与树的文化关系。这些年我爬山涉水，一方面写成散文，一方面归纳出学术思想，发表学术论文，到处举办讲座，从文化意义上讲人与树的关系，用文化阐释、保护树木，强调树和人的交流。 欧美的自然文学是精神上的交流，有审美、有精神慰藉，美国才立国二百年，没有什么历史可以挖掘，我的生态文学写作是中国式的，我要挖出树和人的历史文化关系 ，更强调树木是“有生命的”人文载体。文字、文物也记录历史，如长城、金字塔，但不是活的生命体，而古树与青史同绿。如果没有人文发现，古树就没有文化价值。《中华版图柏》就是挖掘出一棵柏树呈现的“中华版图”的变化 。我希望用借此推动“人文森林”这一新学科的建设 ，把森林保护上升到人文层面，能在全国发现并正式挂牌三百棵“人文古树”，文化价值胜似唐诗三百首，建起三百个“乡村古树文化公园”，保存历史，留住文化，留住乡愁。 中华读书报：2012年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人文森林”题材的散文《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后，开始人文古树散文的创作。听说您打算写100棵树，这些树是如何选择的？现在进展如何？ 梁衡：我曾冒叫了一声，要写一百棵人文古树。动手之后才知难度之大不可想象。这无异于是一种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古。写一棵树常要来回数千里，采访三四遍，耗时几年。跋山涉水的难先不说，还要冒一点小风险。我去趟黑龙江原始森林，。当地有一种叫草爬子的虫，如果钻进肉里，能得神经炎，严重甚至致死。我从森林里走出来后发现肩膀上有一个小虫子，半个身子已钻到肉里，赶紧到当地医院开刀取出来； 返回时走到哈尔滨，一摸腰上又发现一个虫，又开了一刀。如果回到北京，医生都不认的这种虫子。我进森林的那一天是6月30日，这种病的高发期是5月1日至7月1日，而且有潜伏期。我正采着红线。 树木是与文字、文物并行的第三种记史方式。我写古树的散文，选择标准比较苛刻，从纵的方面看必须是历史里程碑，从横的方面看必须是当地的地标。比如山东莒县浮来山上的春秋老银杏树，距今已经三千多年。《左传》记载公元前715年鲁莒两国就在这里会盟。这棵树下所发生的故事 ，从公元前齐桓公称霸，一直到1947年国共两党决战，都有记载。晋代刘勰就是在这树下的小庙里出家，完成了《文心雕龙》。树与人是平等的，它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记录历史，不同的是它远比人类长寿，在文字、文物之外为我们存留一部活的人文史。每次到浮来山，我都会来看看银杏树，读这部活着的“树史记”。还有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新疆“夫妻树”，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诞生的福建沈公榕，项羽手植的中国槐，左宗棠平定西北时种的左公柳…… 我提倡和现实结合。陕北府谷县有棵槐树长得像中国地图，当年辽夏在边境打仗，清朝平定准葛尔叛乱，这棵树见证了自宋代以来中华版图的变化。我写的《中华版图柏》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当地以“版图柏”为核心景点，建了中国第一座“ 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五年来共接待15 万游客和学习参观者。一篇文章成就一个景区。《晋祠》入选中学课本，去年退役，大约已送走了36届学生。我没有想到的另一个结果是，因此晋祠游客大增，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认为，您在散文创作方面是个苦吟派。每写一篇文章，都先要做大量的案头准备，《把栏杆拍遍》写了３年，《觅渡，觅渡，渡何处？》写了６年，《大有大无周恩来》前后构思了２０年。您为什么这么有定力？ 梁衡：有些作家一个月名字没变成铅字就慌了。我没有这种心态，心情淡泊，文章求天成。我是身兼记者、作家两种身份，曾说过一句话：记者为公，作家为私。可能有些人不认同这个观点，实际上面对同一个事件，记者第一反应是社会效应，先问一下会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正面报道还是写成内参？作家的第一反应是艺术效果，故事、结构、煽情，怎么写成小说。另外我是完美主义者。一篇文章要改到十几二十次很平常。 中华读书报：您愿意将“人文森林”系列的作品如何概括？早年有环境文学，近年又提出生态文学或自然文学、新自然主义文学。在“人文古树”的创作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梁衡：从学术角度讲，我认为人文森林学至少应包括三个分支：人文森林历史学、人文森林行为学与人文森林美学。 古树记录历史，前面讲过了。 树木还用自己生命影响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他们的生存状态，比如密林造就了狩猎民族，茶树造就了茶农，丛林造就了丛林战争，枣、桑、茶等经济树木直接改变着人的饮食生活，产生相应的文化形态，甚至偶然一棵树也会改写一段历史，比如《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在地球上，与我们人类这样能密切进行文化交流而又最长寿的生命体恐怕就只有古树了。自然中有许多有审美价值的东西，一块石头、一处山势或一片沙漠也能构成景观，也有美感，但毕竟不是活的生命体。经过了岁月的雕刻，那些鹤发童颜古树，如《铁锅槐》《徽饶古道坚强树》，就是生命的造型。我的创作不同于过去的自然 文学、生态文学，含有这三种学术内涵。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 写作过程也是实现自我的过程。2018年11月，我到云南宾川县找树，才知道这里是他旅行文学创作的终点。徐霞客是大学问家，他的旅行自然不在游玩山水，而是游学山水，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和山水之间。他早不是一个自然的个体人，而已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行走也成了文化上的穿针引线。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徐霞客丛林》在《北京文学》发表，《新华文摘》也转了，“行走成了文化上的穿针引线”，这是我的责任，我感觉到和徐霞客的心是相通的。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 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这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我一向是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经常总结自己创作体会，又用作品来实践自己的理论。有的作家缺乏理论，但是天性好，“黑箱写作”；有的作家是懂一点理论，“打着灯笼写作”；还有一种作家是“灯塔写作”，有理论高度，像探照灯一样，照得远，辐射面广，文章影响大。所以我认同钱学森的观点，他认为人应该有五种思维方式：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特异思维、综合思维。我主张“文学为体，学术为用”。我曾出版过一套《数理化通俗演义》，那是用文学翻译科学；后来又写了不少政治题材的文章，是用文学翻译政治；这次是用文学来翻译学术，或者是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学术的天地也很美丽。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从1971年发表第一首诗歌到现在，整整50个年头，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我写过一本《官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很畅销，现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再版了。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大学毕业时，学校动员大家去边疆。全班24人，12个党员都写了决心书。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北部吃紧，12个党员同学撒豆一般被分配到从新疆到黑龙江的北部沿线边疆各省区。毫无怨言。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心里有一个标杆：“先天下之后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什么？您的“偶像"变过吗？ 梁衡：随着环境、目标不同，偶像是会变的。大学时期的文学偶像是杨朔，后来是朱自清。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也曾是我的偶像。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的兴趣、责任也在变。我在人民日报任职，承担中央部长文史知识讲座，讲范仲淹，前后准备了五六年，加深了对范仲淹的理解。出版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多年的研究比较，我认为范仲淹是比较完美的人物（当然历史距离也产生美感），符合立功立德立言的标准。我曾经给自己刻了个印“忧心为政，真情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