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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治理正当时——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序言

http://www.newdu.com 2020-05-28 国学网 李宇明 参加讨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发展之大政。国家的语言事务,社会的语言生活,当然也在国家行政之职域;过去将其称为“语言管理”,而今也须相应发展为“语言治理”。“语言治理”准确地讲,应是“语言生活治理”,国家主要对语言生活负有责任;至于语言本身,只有当它影响了语言生活时,才把它纳入治理对象,放在语言本体规划中去处理。
      “管理”“治理”一字之差,却反映着两种行政理念,也反映着时代进步。从“语言管理”走向“语言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语言规划学的时代课题。笔者对“语言治理”问题思考不深,就想到的几个方面略陈管见,以便就教。
    “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向
    语言管理的路向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基层贯彻执行。而“语言治理”则既有“自上而下”的路向,亦有“自下而上”的路向。“自下而上”的路向1992年由D.McLaughlin提出,认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要主动制定相关语言规划。
    这一观点对中国异常重要:
    其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语言国情复杂,只有“自上而下”的单路向,难以适应复杂的语言国情。
    其二,农村的语言生态、家庭的语言政策、民族地区的语言规划等,已经直接影响到国家语言规划。比如,在方言区的城市家庭里,很多年轻家长都不重视甚至反对孩子学习当地方言,这与国家的“语言资源”理念和“普通话为主导的多语生活”导向并不相合。长此以往,我国的“语言地图”将会产生巨大改变,方言可能严重濒危。当然也应看到,基层也有富于创造的一面,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向来丰富国家语言规划。
    由此可见,强调“自下而上”路向,是因其时、因其势、因其利的。当然,“自下而上”的路向,我们也不是毫无经验。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也是我们的长项,这就是“自下而上”的雏形。今天,需要把这种长项理论化、程式化、扩大化,更好地体现学术民主,促进语言治理。
    语言能力与话语能力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之始,我们突然感觉到国家的语种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出行的脚步已经踏上了外语教育的“薄弱区”甚或“盲区”,除英语外,其他外语语种人才都十分紧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国家出行需要语言先行,应尽快弥补国家的“语种赤字”。根据世界语言格局和“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根据语言的通事、通心功能,提出了20/200的语种目标。掌握20种左右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以获取世界新知,以“通事”;使用200种左右的世界大语言,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以“通心”。
    而今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通需要话语先通,只提语种能力已显得太表层化,还需提出话语能力建设的命题,以便把握各种话语权。国家的话语能力主要体现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六大领域,关键能力在于设置话题,在于说话令人信服。话题设置本质上需要有思想,有独到见解,能够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信息空间的发展规律,凝练出社会所关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引领社会进步的前沿话题。这需要对有关话题进行长期的内涵研究和表达研究,发展话语语言学和领域语言学。
    城市与农村的语言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认为,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城市建设离不开语言,需要关注语言在新老市民沟通、文化风韵保存、信息传递共享、智慧城市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精心进行城市语言规划和城市语言治理。
    与城市化对应的是农村问题,快速的城市化最易引发农村的衰落,必须有守护农村的良策,防止农村的“荒漠化”。传统文化、包括即将成为历史的农牧文化,都以农村和乡村语言为基础保存着。戏曲、歌谣、传说、故事、谚语等,都是传统文化的储存器。以往的方言调查和近来的“语保工程”,对乡村语言保护起了一定作用,今后需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全面对乡村语言进行规划,进行语言生态的调查保护,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又一片“青山绿水”。
    世界语言治理
    清末之时,有识之士提出中国正经历“未遇之大变局”;而今中国又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这个大变局就包括中国走向世界,由国内一个大局发展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过去的国家语言规划基本上是国内语言规划,甚至只是“大陆语言规划”,连港澳台都较少涉及。当今世界是紧连一起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进程中虽常常出现“逆全球化”现象,包括当前疫情中的国际情势,但“逆全球化”总归只是地区性的、领域性的、短时间的,不可能成为历史主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做国内语言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状况,时时“睁眼看世界”;要研究世界7000余种语言,了解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活,了解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的语言主张及语言使用状况,处处“正眼看世界”;要加强“语言外交”,研究世界语言生活,研究世界语言问题,与国际社会一同做好国际语言规划,为世界语言治理做出应有贡献。
    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语言智能的发展,人类开始拥有“信息空间”这样一个新空间。过去人们常把信息空间称为网络空间、虚拟空间,与之相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就是现实空间。数据对于信息空间来说十分重要,应当作为生产要素对待,作为生产资料管理,就如同农业社会之土地,工业社会之机器。而信息空间的数据多数都是语言数据,因此,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就异常重要。
    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语言文字信息化就被列入国家语言任务。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还是一个陌生但充满魅力的领域,如何治理需要积极探索,其治理任务应包括:制定合适的规范标准来实现语言资源的共建共享,让语言资源发挥最大作用;防止语言数据的污染、泄露、窃取及非法删除等;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不平等”,防止一些人群被“信息边缘化”,保证公民和社会单位依法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权利。现在,国家提出“新基建”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基建”中应当尽多融入语言智慧,数字经济中应充分发挥语言产业的作用,语言产业多数都在数字经济中。总之,信息空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带有很大未知性的空间,语言规划者要时时关注信息科学的发展,最忌用现实空间的语言管理思路机械套用到信息空间中。
    应急状态的语言治理
    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有学者呼吁要重视防灾减灾的应急语言问题。2013年,笔者在《国家语言能力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家应规划“应急语种”,以用于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活动。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制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还有许多“应急语言服务”团队、论坛、杂志等的工作,都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作用。
    十几年来,关于“语言应急”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学术准备、人才准备、技术准备,有了抗疫语言服务的重大实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语言规划已有较好基础。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做好“语言应急”的顶层设计,如: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使语言应急有法律保障;设立“国家语言志愿服务团”,使语言应急有人员保障;建立语言应急研究基地,发展“应急语言学”,使语言应急有专业学术保障。急在平时,方能急时不急。
      (作者:李宇明,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本文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序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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