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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何以分南北”这样一个略显怪异的话题，是作家弋舟在某次论坛上提出的，据说是由之前某刊物发起的题为“文学何以分南北”的笔谈延伸而来。而所谓“文学何以分南北”，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学理上，似乎均无讨论的必要。文学的“南北之辨”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古往今来相关论述不胜枚举，进入20世纪以来又由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硕儒宏文加以深化，几成不刊之论。然而，当我们将考察对象的范畴由“文学”缩小为“小说”、特别是“当下”甚至“未来”的“小说”，此前的经验和理论资源就有可能在适用性上打些折扣，这一论题也便随之具有了讨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文学的“地域／地方性”也会变得更为复杂。 简要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关于文学地域／地方性的思考可知，无论将其源头上溯至《诗》还是《骚》，归根结底都是由文学的“南北之辨”得出；而“南北之辨”的产生，又来源于“江山之助”在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与风格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中国古人格外重视“江山之助”的创作发生学意义，强调自然景物（景色）对于文学创作的激发砥砺作用，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而“山林皋壤”之“物色”之所以能够诱发文人的创作动机，实则与中国古代对于文学艺术起源的看法——“物感说”（或曰“感物论”），以及先秦哲学思想中“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密不可分。《文心雕龙·物色》篇在结尾提出了“江山之助”论，而此篇的开头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时风物变换的画面，而古代的文人（“诗人”）们正是在这幅画面的触动下才萌生了最初的创作冲动（“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而几乎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其《诗品》的序言部分中，也将文学的起源归结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此处之“气”，即外在于创作者的自然环境；他更与刘勰不谋而合地列举出四季的代表性景物，称之为“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而“江山”作为四时风景之集大成者，自然被中国古代文人视为创作的根本出发点，甚至对于创作者及作品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孔尚任所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古铁斋诗序》）此即沈德潜“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艿庄诗序》）之谓。同理，创作风格也往往会随着作家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吴曾《能改斋漫录》：“唐张说至岳阳，诗益凄婉，人以为得江山之助”），甚至被夸张地视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上举的例子中，无论是“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还是“睹物兴情”“缘事（物）而发”，山川风土、四时风物所诱发的，几乎都是诗歌或抒情性散文的创作，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颇不搭界；更尴尬的是，以“诗骚传统”“南北之辨”“江山之助”等古典文论概念作为重要理论依托、因而被普遍视为具有显著“本土性”特色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特别是诗词、赋、散文、戏剧（曲）等体裁，而对小说似乎缺乏阐释能力；面对古典小说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当下”乃至“未来”的小说文体了。因此，不少人在“小说何以分南北”这一论题面前颇有束手无策之感。这固然与中国古代抒情、叙事两种文学的发展不平衡有直接关系，但也启发我们，应该在传统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由“南方／北方”而延伸至“地域／地方”的范畴，看似仍然是在“空间”的思维领域打转，但仔细想想，“地域／地方”又不是简单的“空间”问题。无论是“南方／北方”还是“地域／地方”观念的形成，都有时间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南方／北方”或某个“地域／地方”是长期以来在人们意识中形成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在此过程中，“叙事”参与了这种印象的建构。例如，现今人们一提起“德州”这个地方，往往就会联想到“扒鸡”，这显然就是一种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背后隐藏（或者说被忽略）着的叙事，可能有此地在历史上的烹饪传统，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津浦铁路的贯通和石（家庄）德（州）铁路的修筑，德州由华北平原上一座原本并不怎么起眼的州城一跃成为中国早期南北铁路动脉上的重要节点乃至枢纽这个历史事件——“扒鸡”作为一种携带食用都很方便、且口感上佳的地方性食品，很快便得到了旅客们的认可，其名气也随着铁路交通的延伸而逐渐扩散到全国范围，德州也便经由这种“叙事”而被塑造为“扒鸡之城”的形象。这种“地方／地域”性的形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现代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旨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国情的随笔集《吾国与吾民》，开篇即是《南方与北方》。文中说：“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而为了使“笼统抽象”的“北方人”概念变得具象，林语堂在描述中使用了许多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刻板印象”，诸如北方人喜啖大葱、脑筋保守、河南出拳匪、山东出大盗等等。而在香港电影中，但凡出现军阀形象，导演基本都会让他说山东话或河南话一样。这种“地方／地域”性的形成，其历史原因自不待言。而林文虽曰“随笔”，实际上已经因其“叙事”成分的充溢而近似小说家言了，“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云云，更是坐实了这一倾向。 同是现代作家，谢婉莹（冰心）认为：“文学家要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文学家的作品，和他生长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家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的陶冶熔铸，可以使他的出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悱恻。”（《文学家的造就》）以上观点若是泛泛而谈，自然是无比正确；但倘若落实到具体情况，可能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般说到“北方风格”就是豪壮、粗犷，“南方风格”就是婉约。宋词即分“豪放”“婉约”两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辛弃疾和李清照。但吊诡的是，这两个人恰恰都是济南（即宋代的历城）人。我们现在一提到“济南”，马上就会将其归类为北方城市，但为什么一座北方城市会出李清照这样婉约派的代表？为什么江西人黄庭坚会说“济南潇洒胜江南”？所以说，“南方／北方”风格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绝对的。诗界如此，小说界更甚。 抛开“小说”这一文体问题不谈，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北方／南方”风格之争常常会逸出文学范畴，而与政治、经济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能体现出一方对另一方的“霸权”。如果说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重北轻南倾向是北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一次明显而集中的展示，那么，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北史·文苑传序》）的说法，看似评价不偏不倚，但细细体味，亦能察觉出其中的倾向性。长期以来，六朝文风的绮靡奢华与北方文风的刚健质朴便是针锋相对的存在。宋代以前，因政治经济中心集中于北方，正统文人一直有崇北抑南的倾向；朱熹虽为《楚辞》作注，但仍然指责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楚辞集注》）；然而随着经济中心的南迁，江南成为人文渊薮，反倒是南方文风占了上风，以至于清代人谢坤在《青草堂诗话》里“北方刚劲，多雄豪跌宕之词；南方柔弱，悉艳丽钟情之作”的评价显得并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元好问、傅山这两位山西人（一忻州一太原）“北人不拾江西唾”“不喜江南文章”的宣言更有点“嘴硬”的味道了。长期以来以苏、杭为代表的南方（“江南”），是中国北方人一个美梦的所在，几乎成了一种另类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去山西那些“大院”参观过的游客，都会对大院里那些精美的砖雕留下深刻的印象，民间匠人把砖头雕刻非常精美，其中很多图案都是北方没有的东西。雕刻石榴、葡萄的图案，对于当地匠人来说并非难事，但是雇主经常会让匠人们雕一些可能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南方物产，而这些匠人们也只能依靠别人的叙述描绘、辅以自己的想象去雕刻这些图案。在我看来，这恰好证明了一个观点：对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北方人来说，南方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梦想。相反，我们到南方去参观民居，就很少能见到南方人雕刻北方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苏州、徽州的民居里面会出现一个骆驼的雕刻。我们经常能听到宁夏是“塞上江南”的说法，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某地是“江南宁夏”，道理也是一样的。这些地方／地域“霸权”的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或想象，同样也充满了丰富的叙事性因素。 文学史家胡小石先生曾指出，“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李杜诗之比较》）。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绝对化，但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趋弱，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全球化，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城市化，且这两种趋势几不可逆。由此，科斯克罗夫、迈克·克朗等人提出“新文化地理学”，其中一个核心概念便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认为关系路径（route）比地方之根（root）更重要，进而引申出“thinkglobally and act locally”（全球化的思想，本土化的操作）的口号来重构地方—全球关系。具体到文学领域，占据传统文学中心的“地方感”，或许也要逐步让位于地方之间的全球网络关系和社会流动性加剧而带来的“趋同感”了。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界借鉴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强调文学的“三空间”论：第一空间指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第二空间指文学作品中建构的、富含想象与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读者根据文学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在此详细阐释。我想，若真的要在小说中“分南北”，也许就是、也只能是“第三空间”意义上的“南北”吧。 原载：《长江文艺》2020年第3期 宋嵩，1985年4月生于山东济南。文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现为《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当代小说评论工作，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小说评论》《文艺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评论五十余篇。著有评论集《琅嬛流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