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鱼城》 赵晓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不可能回避时代，更不能与时代隔绝。四川诗人赵晓梦长诗《钓鱼城》的出版，就是立足时代唱出的一曲抒发中国情感、表达民本情怀、呈现人文精神的“大风歌” 。 文学艺术关注时代问题有两个基本路径，一是立足当下，一是回溯过去，无论哪种方式，都犹如《新时代诗歌遂宁宣言》所说：“在诗的世界与公共生活之间架设起宽阔的桥梁，让人民成为滋养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让诗歌成为照亮人民心灵的艺术火炬。 ” 1300行的长诗《钓鱼城》吟咏的是13世纪中叶发生在重庆合川嘉陵江南岸5公里处的钓鱼城之战，这场持续36年的攻守是发生在宋蒙（元）间强弱悬殊的生死之搏。其时，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亲率部队攻城，“中飞矢而死” ，由是，蒙（元）军在欧亚大陆中的战略布局全部易变，而世界历史在方圆2 . 5公里的钓鱼城被悄然改写。在《钓鱼城》一诗中，赵晓梦的笔触虽然立足整个宏大的战争，但并没有按照历史/时间逻辑铺陈战争的演进，而是通过三个章节、九个历史当事人的内心独白，描摹了当事人的内心跌宕，并借以构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钓鱼城》真正的主角不是浮在文本表面的蒙哥及夫人、汪德臣、余玠、王坚、张珏、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九个独白者，而是一座城，按照赵晓梦的说法，是一座“英雄的城、折断‘上帝之鞭’的‘东方麦加城’ 、延续南宋国祚20年的城、改变世界历史的城、独钓中原的城、不能投降又投降的城……古今中外的史书上对它有着太多赘述。但对我来说，它是我老家的一座城，是我生命中永远无法绕开的一座城” 。 西方学者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赵晓梦通过诗歌回到钓鱼城，不是要成为无数个离乡者的代言人，也不是以所谓灵魂还乡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而是试图借助这样一座石头城，展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者为人”“人能何为”乃至华夏文化何以绵延不息这样一个命题。长诗中，第一章《被鱼放大的瞳孔》以自我咏叹的形式，表现了蒙哥及其夫人、蒙（元）先头部队总指挥汪德臣弥留之际的遗憾、痛苦、挣扎，特别是蒙哥，“天下再大，不过是马蹄的一阵风” ，在小小的钓鱼城下，最终落下“客死他乡的宿命” ，这种悲叹，是侵犯之敌宏图难酬的哀鸣。第二章《用石头钓鱼的城》通过自我陈述，将钓鱼城守将余玠、王坚、张珏坚强、镇定、气吞山河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词语之中，处处有传统儒家文化“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 ，王立、熊耳夫人、西川军统帅李德辉相继登场念白，本章尤为精彩，作为守将的王立面对“屠城”压力，必须在个人名节和十万民众生死间作出抉择。这种书写意味着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战争的正义与否、人物的忠奸与否、行为的对错与否这样的问题上，而是透过钓鱼城内外的九个人折射人民的苦难辉煌和中华文化中的集体英雄主义，并借以反思战争、人类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价《钓鱼城》时所说的“不可控的命运和人性之殇” 。 这样，赵晓梦自觉接续了《诗经》这一文明史诗的精神脉络，创造了一种涵盖中华文明/文化特色和世界文明史诗文体特点的史诗范式，这种史诗描写的主角不再是个人而是人民，体裁不再是神话的而是文化的，风格不再是虚拟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也就是说，史诗在内涵上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历史事件、人物、场景基础之上的弘扬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文化和精神的文学样式。赵晓梦主动担负起“大国写作”的责任，他通过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 ，试图跨越狭隘的民族观念走向一个伟大国家价值观念的腹心，这个国家既是文化的共同体，也是人类共同体的一个缩影，亦即《钓鱼城》采取一种趋向灵魂高度和难度的吟唱，对人民这个主体和时代这个载体表达出诗性的敬畏和关怀。 当然，赵晓梦的这种范式创新或者创作努力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众所周知，蜀地是新诗创作也是长诗写作的重镇，比如吉狄马加的《我，雪豹》 、梁平的《重庆书》等作为具有史诗气质的鸿篇巨制，一定程度上滋养了赵晓梦诗歌的精神架构。不过，必须意识到，赵晓梦的这种“大题材写作”或“大时代写作”追求，一定是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要知道，在诗人不能代表时代主流的商品化时代，呕心沥血去创作一部史诗无疑是一种难度极大的自我挑战和认同。肖洛霍夫说：“我愿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 《钓鱼城》记录的虽非当下，但其强烈的历史意识无异和不朽的“家国天下”精神共鸣共振，亦即为时代写作（立功） 、为人民写作（立德）和为个人写作（立言）是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为人民、时代写作就是为我写作，为我写作就是为人民、时代写作，通过“大国写作”或“大时代写作” ，诗人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的价值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