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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四卷本），张祥龙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定价313.00元 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门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或者课程的中国哲学史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最初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都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哲学史的形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西式的中国哲学史。这在当时有其客观原因。蔡元培先生在为胡适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它难免让中国哲学处于一种削足适履的境地，而且对其后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尽管后来有多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它们在形式上甚至概念上大都具有类似的特征。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大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张祥龙教授的《儒家哲学史讲演录》。 读者初次阅读，会感受到这套著作的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对于哲学的理解。关于儒学是否哲学的问题，作者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应对方式。首先，他不是将儒学硬拉进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而是要更加原本地理解儒学，使其更加自由地尽性地回返到自己的时代、文本和思想之流中去。其次，他合理地延展哲学的边界，使其容纳当代哲学的新视野，例如生命哲学、实用主义、过程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而且还包括科学哲学（特别是库恩）、认知科学、人类学等等的新进展和新启发。在作者看来，“哲学只意味着对终极问题的边缘探索，以什么方式来做都可以。”由此，儒学自然地是哲学。其二是对于儒家哲学的理解。其中对于“家”和亲子关系的理解从而对于孝的理解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作者认为，儒学不止于文明思想的产物，还体现了前文明的人类意识特点。占据整个现代智人历史（三十万年）绝大部分的前文明的打猎-采集时期是我们人性的形成期。那个时期最突出的人文特点是，家庭是唯一有效的社会结构方式，家族和部落都是其衍生体，所以那时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是最根本也最普遍有效的人际关系。儒家的全部学说就根植于人间的亲子之爱，“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因而被认为是全部德行的源头，儒家的礼也以孝为根。儒家以此为立足点而沟通前文明，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视野中升华了家与孝，使之更加精微。在世界各种哲学与宗教中只有儒家如此自觉地以“家”和孝为根本。作者看到儒家的亲子源头说的长处在于最切近人生，对我们活生生的人而言最真实，直接可理解；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儒家的“弱点”，如果家庭与亲子关系受到重大损害，它也可能无生存之地。 在作者看来，如果我们不带有强烈的西方宗教、政治以及西方传统哲学的偏见来阅读中国古代的文献，会感受到儒家这种深远的思想视域，它突破了几千年的文明时限而进入智人人性的形成期，因而意蕴极其丰厚持久。《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就志在显示这种人性与天时绵延不息的哲理以及它在儒家那里生长出的思想之花与哲学果实。正是作者对于哲学与儒家的这种独到理解，使得书中孔子以及其他儒家哲学家的独特思想风格与哲理意趣都得到颇不同于以往的呈现与揭示。 作者对于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这种阐释，离不开他所理解的现象学。有的读者可能会问，这部儒家哲学史虽然从西方哲学史的形式与概念下解脱出来，可是儒家哲学的现象学阐释与此前的新实在论式的阐释、康德式的阐释、黑格尔式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何不同？它们似乎都属于以西方哲学来阐释中国哲学。张祥龙教授之所以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来阐释儒家哲学乃是因为现象学特有的精神，即朝向事情本身。他在该书中说：“现象学的特点在于，它以某种方式突破了传统西方哲学对于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割裂，从而产生了某种突破传统哲学理论的、搞哲学的新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合适的理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视野。通过它，这在概念形而上学视野中注定了是矮子的中国思想传统变得富有深意了。”正是在这种新的视野里，儒家哲学中不能被西方传统哲学规范或整理的“时”“情”“乐”等等成为领会儒家思想妙处的一些入口。 我们从张祥龙教授的著作中看到，他阐释儒家哲学的思想方法并不止于现象学，甚至不止于西方哲学。在他看来，20世纪西方非形而上学的新哲学开辟出的生命化的、现象学化的和语言转向的哲理视野，乃至新科学例如意识流心理学、当代人类学、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等等的发现，为我们重新理解儒家哲学打开了既古老又新颖的思想天地。同时，我们看到张祥龙教授对于中国哲学的深刻理解乃是他运用现象学方法的一个前提，而且他对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阐释又带有中国哲学的意味。所以，与其说张祥龙教授是以现象学阐释儒家哲学，不如说他与现象学和儒家哲学一起进入了一个理解哲学问题的终极视域，在此视域中让现象学和儒家哲学都如其自身地显示出来。 透过《儒家哲学史讲演录》，读者会感受到一种对于儒家的深沉情怀。这是一种对文化祖源的情怀。它不只是单纯的怀旧，更交织着对未来的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