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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哲学维度

http://www.newdu.com 2020-04-01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 李海平 郑溟 参加讨论

    摘    要: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丰厚成果, 对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具有多维度的理论参考价值。为进一步澄清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 促进语言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需要对当代语言哲学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所面临的困惑有清醒认识;对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追问做出合理的解读;对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性问题有整体的把握;进而掌握反思思维方法, 提升语言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语言学;语言哲学;反思思维方式;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 李海平, 男,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 硕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郑溟, 女,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基金: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3B64)。
    近年来,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丰厚的理论成果, 极大地加快了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步伐, 使其呈现出多样化、复杂的态势。但国内语言学界对语言哲学的关注时日尚浅, 相关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连贯性。2008年初, 在钱冠连、王寅等一批学者的推动、组织下, 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与会者有国内语言学研究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者, 以及来自德国、爱尔兰、俄罗斯的语言哲学专家等。这对形成我们自己的语言研究特色, 有效开展与国外的学术交流, 具有深远意义。此后, 国内语言学界开展的语言哲学研究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 诸如“语言逻辑分析”、“语用哲学”、“生存论语言观”、“哲学解释学”等语言哲学概念频繁出现在语言学著述中。近年来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 代表性的有钱冠连教授的“语用学的哲学渊源”、“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 王寅教授的“语义的逻辑表达式”、“语言世界观多元论”等。这些成果多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语言哲学论题。
    然而, 将语言研究纳入到语言哲学视域, 目前主要存在哪些困难?在以语言为取向的研究中, 如何正确看待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追问?它们是怎样影响语言学研究的?在语言学研究中又该如何体现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 可以进一步澄清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 有效推进语言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语言哲学背景下语言学研究的困境
    首先, 就目前国内语言学界成体系的理论研究而言, 底子依然薄弱, 可持续性较差, 难以快速有效地与西语哲的理论研究成果接轨。究其原因, 绝大部分成体系的语言学理论是从国外引入的, 涉及哲学性质问题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国内更是弱项。因此,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不足, 尽快补上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这一课, 形成我们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研究特色, 这样才有可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其次, 从语言哲学视角研究语言学, 许多语言学者缺乏必要的西方哲学背景知识, 对西哲的发展脉络、各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致思取向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缺少深刻的把握;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整个西方哲学中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缺少充分的理解。如果不能尽快补上这一课, 就会使我们“在研究中时时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往往会莫名其妙地被冷不丁的‘哲学闷棍’打晕头。”[1]23
    第三, 在语言学研究中, 对语言哲学中可资借鉴的内容、方法等, 缺乏“合理扬弃”的精神。表面上看, 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与语言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差别不大, 比如词的形与意之间的关系、句法结构范畴、语用规则等, 但二者最终的致思取向是不同的。语言哲学的经典理论大多是以讨论哲学问题为目标的哲学家们提出来的, 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把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直接“拿来”, 完全与以往所有的哲学问题相脱离, 或将哲学的一切问题都用语言问题来取代, 而是将语言作为探索哲学的一条路径。或许作为这条路径的语言自身就具有强烈的哲学性质或本身就是哲学问题, 但我们还是不能把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混为一谈, 否则就模糊了语言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的本质界限。因此, 需要在充分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对语言哲学的现有成果进行“批判式的吸收”或“扬弃”。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国内学术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实用、效益, 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对纯理论研究抱有一定的偏见, 甚至对具有基础理论意义而没有直接应用价值的研究持否定的态度。但无法否定的是:离开了非功利性的基础性理论研究, 语言科学的研究便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尽管国内语言学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 上述的困难却普遍地存在着。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障碍, 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才能摆脱困境, 为进一步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做好准备。
    二、语言追问的哲学渊源
    近年来, 随着各种语言哲学思潮的理论与方法不断介入到语言学研究中, 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问题主要集中在:哲学为什么要转向语言?其语言追问的目的或致思取向是什么?哲学和语言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 是什么纽带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反思, 可以深入理解哲学语言追问的要旨, 进一步理清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
    西方哲学转向语言的初宗是拒斥、消解以往本体论, 特别是认识论哲学中由语言带来的诸多困惑。在语言哲学家们的眼中, 认识论哲学家们提出的许多概念往往过于抽象化, 比如康德的“物自体”概念, 黑格尔的“绝对理论”等。以此类概念为材料, 对思维的内容及规律所进行的运演, 会使人们的认识远离现实世界和生活, 甚至使认识论的一些命题成为无意义的伪陈述。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可谓是对这些混乱、无意义的哲学命题的拒斥与清理。把语言及其意义作为哲学命题意义分析的起点, 其优势在于:“意识和观念是内在的、私人的、模糊不定的, 语言则是公开的、公共性的、可做客观分析的, 因此要澄清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诸多问题, 现代哲学的语言分析较之近代哲学的意识分析明显具有优越性。”[2]134
    当哲学家们认识到, 语言是人和世界之间联系的中介, 但又能看作是纯粹的上手用具时, 对语言的思考便合理地提升到了哲学反思的高度。语言规定着属人世界的存在, 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有进入语言之中才对我们具有意义。这正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思想所昭示的:“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3]85语言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追问来重新审视甚或最终消解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 使哲学的关注点转为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思。“……它 (哲学的语言转向) 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 哲学关注的对象由主客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4]16
    尽管当下语言哲学对语言的追问是多方面、多视角的, 但通过对不同问题进行综合、梳理, 可以将语言哲学分为以语言逻辑分析为基础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以现象学为基础的欧陆生存论存在论语言哲学, 以及其后延伸出来的哲学解释学。这两大语言哲学思潮所包含的问题框架以及思维方法存在很大差异, 但它们都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 并以最终消解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为目的, 代之以逻辑语形、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分析, 以及对语言的生存论、解释学分析。在此过程中, 语言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多维反思, 为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钱冠连先生曾经就哲学的语言追问概括出41个经典问题, 其中包括:语言的本质;涵义与指称理论;语言的意义和证实;“图像论”、“使用论”与语境;行为反应论与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表达与理解等[1]。潘文国教授也曾专门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语言哲学研究进行梳理, 概括出以下语言哲学论题:命名、意义与真理、语言与世界、专名、可能世界、语词内容、语言与现实等[5]。两人总结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 但都牵涉到了大体相同的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但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是哲学问题, 语言只是他们研究的切入点,“对语言问题本身甚少探索这一基调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5]99
    三、语言学研究的哲学性
    由于语言本质上所具有的哲学性以及众多哲学命题无法逃离的语言性, 语言科学从创立之日起就和哲学的问题和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当代语言科学理论相互渗透, 使语言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学理论研究中未解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对语言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反思, 特别是牵涉到的那些带有哲学性质的语言学学科基础问题。
    首先, 需要明确哪些是语言学研究自身牵涉到的带有哲学性的问题。语言的科学研究是建立现代语言学的初衷, 有其自身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 遵循的是严格的科学主义的路线与方法。就语言学自身研究框架的设定而言, 并不是要达到某种哲学的目的, 而是重点要探索语言的系统结构及其规律。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 的确涉到具有哲学性质和意义的问题。美国语言哲学家万德勒曾将此类问题概括为: (1) 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人、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等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问题;(2) “对意义、同义性、句法、语用、翻译等语言共相问题进行哲学思考, 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6]8。第一类问题也是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需要关注的基础问题, 但这种关注主要是知识性的概括或说明, 重点仍然放在语言自身规律的研究中, 而非深入、系统的哲学探索。第二类问题是从具体语言问题的追问上升到哲学意义的高度。无须讳言, 许多语言学具体问题一旦追问到一定深度, 自然会转成语言哲学问题或干脆称之为哲学问题, 但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语言学而不是哲学, 目的是对这些语言和语言学问题进行哲学性质的反思, 以加强其研究的理论深度。
    其次, 如果将上述具有哲学性质的两类问题划入到语言科学研究的大范围内, 就需要在整个语言学学科构架中确定这些问题所处的位置, 以便明确它们与框架中其他问题的关系。现代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建立以来, 学科结构不断完善, 形成了包括学科基础理论、应用理论、语言实践的一整套学科体系。在这个框架内, 对于语言研究中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 一直忽略了其支撑性的理论地位和作用, 笼统地归属于学科基础理论中。这是造成语言哲学问题与语言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相互混淆的根本原因。潘文国认为, “为了强调与哲学家们不同的语言学家的语言哲学研究, 有必要明确建立‘哲学语言学’这一新的学科, 将之作为语言学而不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5]97不论是称作“语言学学科哲学”, 或“语言学哲学”, 重要的是与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些传统称谓区别开来, 并使之成为语言学而不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普通语言学 (语言学学科基础理论) 有层次上的不同。普通语言学是以语言学哲学为基础对语言问题进行的探索, 以及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例如语言学家索绪尔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建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乔姆斯基以心智主义假说为前提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 等等。“理想的普通语言学家都应该是哲学语言学家, 否则他就只会传递别人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声音。”[5]101
    四、思维方式的转变与问题意识的培养
    然而, 在语言学研究中, 不论是借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方法, 还是将研究直接指向西语哲本身的论题, 如果不能跳离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知性思维方式———这也是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凭借自身难以超越的———代之以理性的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 有意识地加强问题意识的培养, 就难以取得合理的方法论视角,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与思路。
    语言学学科哲学研究的语言问题不论是源于语言哲学, 还是来自于语言学自身就含有的哲学性质的问题, 都同时牵涉到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别于传统语言学问题的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本身, 在上面已做介绍;二是研究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反思思维方式。反思思维方式要求对传统的经验科学思维模式做出适当的调整甚至转换, 以便适应带有哲学性的问题对象。
    应该如何在思维方式上做出转变?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 是按照典型经验科学的结构建立其问题框架和思维模式框架的。其思维方式的突出特征是基于知性逻辑的“有限的思维方式”, 受制于具体的实践目的和认识目的, 其认识的对象及认识的方式也只能在此范围内得以确定。“在与认识对象相符合和能够达到实践预期效果的意义上, 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些认识达到了真理性的确证。然而, 哲学的思维方式在它固有的反思意义上, 是对知性逻辑的超越。”[7]137哲学思维的特有属性是反思性的, 涉及对通过认识得来的思想内容的再认识。它在思维的对象、思维的内容、思维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同经验科学有着显著的差别。
    不论是语言哲学还是语言学, 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围, 反思的方法是它们共同的方法论源头。但分开来看, 语言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现代表现形式, 较之语言科学更具有哲学反思的思维特点, 而语言学从其作为一门科学产生之日起, 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经验科学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说, 语言科学的研究方式必然要排斥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 或是相反。而是将二者有效地加以融合, 体现的是语言学研究中对待哲学性问题的科学性和哲学性的统一。
    在针对具有哲学性的语言问题的追问中, 必须充分发挥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的作用。这是确保语言学学科哲学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方法论基础。“从科学所具有的哲学性和哲学所具有的科学性这一辩证关系来看, 语言研究不应该也不能局限在工具性的层面展开。哲学因其与语言的渊源也不应该一概排斥语言的科学研究路线。”[7]如果把语言仅仅当作经验科学的对象来把握, 停留在“是与否”、“真与假”、“对与错”等知识层面, 这种研究只具有知识论价值, 而没有哲学反思的意义, 也就无法深入到哲学性质的问题。但离开了语言的科学研究成果, 离开了人类的语言实践, 对语言及其意义的哲学反思就成了空中楼阁, 失去了客观现实基础。
    在转变思维方式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突出问题意识的培养。对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性问题来说, 提出问题也许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反思思维方式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起合理有效的问题意识,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例如, 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必然会渗透到语言学问题中来, 促使新的语言问题的提出;以语言生存论、哲学解释学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 必然会使得语言研究中本体论式追问更加合理化、常态化。这使得很多原属于语言哲学研究的课题通过问题意识的凝练而成为或将成为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若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必须具有怀疑精神。潘文国先生在“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一文中对哲学的怀疑精神所做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 “所谓‘怀疑一切’, 就是我们在进行理论思考时, 不抱任何先入之见;我们尊重前人、古人、洋人的种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理论、主义, 但是这种尊重是历史主义的尊重, 不是盲从。”[5]102哲学思考是对事物的本原问题或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上进行思考, 追问理论的“立论之本”是什么。关心的不是“是什么”的问题, 而是“为什么”的问题。他还认为, 语言学的哲学思考要从探究什么是语言着手, 对语音、文字、语法、语义等问题也是如此, 强调的是思索的过程, 而不是结论, 也不是知识的传授。“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 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发现了什么, 而是他还能发现什么。”[5]102
    钱冠连先生在“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一文中通过实例分析也表明了培养起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提出:西语哲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都极有可能或者极有潜力成为语言学与语言研究新课题的源头, 如语义悖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意义的整体论等。并进一步提出, 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语言学的新课题, 甚至还可以析出语言学的新学科来。“这些‘问题’形成了西语哲中的核心行话或术语。”[8]8
    西语哲在国内语言学界的传播与研究, 目前虽然面临着诸如西哲文献背景的缺乏、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等困难。但是, 在语言学研究中适当融入语言哲学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 可以进一步深化语言科学理论研究, 促成理论创新。这应该看作是语言学研究的时代契机, 也应该成为语言学研究者们的自觉诉求。
    将语言哲学理解为单一的“哲学家从语言角度研究哲学”, 或“语言学家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 都有片面之嫌。在选择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性质的问题时, 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不加区分地拼合在一起同样是不合适的, 需要在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框架下兼顾到具体问题自身的特点, 进行合理筛选。就哲学家“从语言角度研究哲学”而言, 可以看作是哲学转向语言的最本己的初衷。由此出发而牵连出语言问题涉及面不断扩大, 经历了由语形到语义、语用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 对意义的产生与理解的生存论分析等等。正如钱冠连先生所指出的: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兴趣, 不应仅局限于日常语言、逻辑形式与语法、话语理论等方面, 更不该满足于介绍、引进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各种名词概念、理论流派, 甚至也不会专注于对当代重要的哲学语言观如解释学语言观、解构主义语言观和认知主义语言观的介绍和引证, 而将立足于人类语言、特别是语言学的重要成果, 对从语言的本质, 到语音、文字、语法、语义、语用等所有与语言有关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8]。
    参考文献
    [1]钱冠连.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1) .
    [2] 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3]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4]郭贵春.语境与后现代科学的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5] 李海平.论意义的语境基础[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6.
    [6]潘文国.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7]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M].陈嘉映,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8]钱冠连.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J].外语学刊, 200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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