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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熟悉徐贵祥的读者来说，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穿插》和《伏击》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新的阅读惊喜，当然，也可能是一次阅读上的挑战。两部作品的题材一样，故事时间一样，甚至主要人物都差不多，但是，偏偏故事情节不一样。它们之间既有关联，又可以说没有关联，《伏击》不是《穿插》的续集，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叙事世界。但是，明明是同一个人物，在同一个时间，同样的战争环境，甚至是同一个故事，却硬是演绎出了不同的情节，读者该信哪一个呢？ 这样的创作历程也是徐贵祥未曾料到的，据徐贵祥说，他最先的创作构思是《伏击》，而且这一构思非常完整，“可是越写越身不由己，直到写了二十多万字，最初设计的主人公易水寒还没有出现，而凌云峰（楚大楚）的故事已经相对完整。此时重新检查思路，才发现这个结构背后还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徐贵祥本想写《伏击》，但《伏击》的主体还没呈现出来，就在笔下自满自足地出现了另一部完整的作品，这就是《穿插》。《穿插》的主人公是红军团长、善于穿插作战、号称“穿山甲”的战术专家凌云峰，他在西路军失利后隐名埋姓，以开小饭馆为掩护，聚集失散的红军，后来在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误入对日作战的国民党军谢谷的部队，谢虽是曾经的敌手，但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凌云峰顶替殉国的国军连长楚大楚，战功卓著，军阶不断晋升，并与我党取得联系，多次配合八路军作战，最后在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在《穿插》中，凌云峰（也就是楚大楚）是主角，而在原先的构思中，凌云峰却并非主角，他是为主人公易水寒也即代号“蜻蜓”的国民党特务设计的，因为易水寒要冒充牺牲的凌云峰，以“西路军失散归队人员”进入陕北，实施“借尸还魂”的计划。在潜伏的日子里，易水寒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崇高信仰所感召，在执行刺杀任务的紧急关头调转枪口。其后，易水寒从基层指挥员做起，思想、情感与精神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完成了从国民党特务到八路军指挥员的转换，易水寒不再是名义上的凌云峰，而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与顶替国军楚大楚的真的凌云峰多次并肩作战，一起谱写了华北大地上惊心动魄的抗日壮歌……在《伏击》中，《穿插》的故事变成了副线，而在《穿插》中，《伏击》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展开。也就是说，当徐贵祥当初构思完《伏击》并为易水寒的潜伏设计替身找到了凌云峰这个角色时，人物的命运就由不得他了，于是，竟然先有了《穿插》。 这一创作现象值得好好研究。显然，这与一个作家各方面的积累有关，它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叙事体量，而且，这样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孕育成熟，只不过被眼前的具体创作掩盖住了而已，其实，它已成喷涌之势，以至夺路而出。当然，这也与徐贵祥的艺术表现力有很大关系，一部长篇，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分为二，竟然能相互腾挪避让，虚实有别，主客互换，另开一番气象。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形成了相映成趣的长篇组合。 作为军事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能促成这一创作奇观，一定与徐贵祥对历史的思考有关。徐贵祥说，“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走进历史、走进战争、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月，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看到两支军队里面都有我们熟悉的英雄。”我们写红军的作品不少，写抗日的作品就更多了，这是不是说这两个题材已经写尽了，已经成了“尾矿”？如果不是，新的富藏、新的开采点在哪里？或者直白地说，这一类文学创作怎样才能突破？徐贵祥的经验告诉我们，就事论事不行，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能深入，对历史的理解不能拓宽，那只能在已有的定势、模式，甚至在同质化的故事和人物中转圈。这两部长篇从红军西路军的失利写起，将国共两军置于抗日的时空下，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中复杂的矛盾冲突，呈现了许多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共生、绞杀与消涨。上到国共的最高指挥机构，下到贩夫走卒、平头百姓，那是怎样的一片波谲云诡的历史的天空！但不管矛盾如何复杂，徐贵祥抓住的是历史的真实，遵循的是历史主流，彰显的是民族大义，呈现的是人性的深度。所以，哪怕是昙花一现，毕竟，中华儿女在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的时刻，形成了抗战的合力。作品对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战场上的描绘，对国共两党抗战的合作与协调，都超越了以往的概念化叙述。但是，徐贵祥不是为突破而突破，更不虚夸猎奇，而是始终扣住双方的政治本质，在大势与明面下展示支派与暗流，正是这种在主旋律中的深刻和细微，体现出作家对历史精度的准确把握。 复杂的局面是一个大舞台，必将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这些必然出现的称得上杂色的人物，徐贵祥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寻找英雄。寻找英雄是徐贵祥创作的一个特色。成功的作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作家擅长写反派人物，有的作家善于描写小人物，有的作家喜爱女性形象，而有的作家则偏爱男性，有的作家钟情于悲剧人物，而有的作家则乐于与喜剧形象欢聚一堂……而徐贵祥似乎总在寻找、发现和塑造英雄。这些人物塑造上风格的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作家对世界不同的认知和切入社会人生的角度。对徐贵祥来说，没有英雄的世界是不可容忍的。英雄是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人类的杰出者，集时代、民族与国家精神于一身。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并且能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自觉践行这些理想与信念，创造出超越同侪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这些置于高出自己生命的崇高地位，慨然担当，视死如归。因此，英雄的意义与价值总是具有超越性与感召性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许会沉入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日月同辉，影响着同代人甚至永远。在徐贵祥看来，不能设想一个民族与国家没有英雄，更不能想象一个时代、国家与民族会忘记或漠视英雄，倘若如此，精神便无从体现，信仰更无处安放，那样的社会必定是失去了脊梁的软体和失去了凝聚力的散沙。“词客有灵应识我”（温庭筠），英雄就在那里，需要我们去发现，徐贵祥说：“我们必须擦亮我们的心，用文字，用文学，表达我们对英雄的敬重。发现英雄，书写英雄，呼唤英雄”，这“是我的职责所系，也是我的理想信念。” 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我们拥有绵长悠久的传统。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而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如何刻画出具有共识度的英雄是作家们面临的一个困局。在我看来，徐贵祥的解困之举首先是对产生英雄环境的发现，正如对稀有生物的发现最重要的是对其生长环境的发现一样。而且，这种环境的发现不能停止于大环境，而是要深入到具体的小环境。只有对新环境的层层打开，稀有生物才会显出庐山真面目。在文学创作中，新环境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题材的开拓，徐贵祥说，“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英雄，从战将到普通一兵。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一角。”《伏击》的环境就是对这一传统题材的新开发。相应地，在人物塑造包括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必然带有新质。这些新质首先表现在对英雄的认识上。楚大楚算不算英雄？蔺紫雨、蓝旗算不算英雄？乃至陈达是不是英雄？都是值得讨论的。文学作品刻画英雄不是身份认定，不是发证书，贴标签，而是对人物形象意义的表现。这样的发现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局部的，可以是绝对的，也可以是相对的，可以是一个人物的性格，体现在他的全部行为、思想之中，也可是某一种举动和表现。所以，英雄可以是一种角色，也可是一种属性与气质。正是这个道理，才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说法。楚大楚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不愿内战，宁可当逃兵。但是，当国难当头，他却以死相赴。蔺紫雨出身地主，与红军有杀亲之仇，蓝旗出生寒微，早年混迹江湖落下一身的坏习气，但两个女子，却在生死决战中表现出大智大勇，她们可能算不上英雄人物，但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却当得上英雄壮举。陈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对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即使合作抗日，也总是留有一手。然而，面对日寇，他却没有丝毫的犹豫，要么以命相搏，要么决然赴死，应当说，在他的身上，也是有英雄气质的。新质还体现在对英雄形象内在复杂性的思考上。在《伏击》中，易水寒是徐贵祥着力刻画的人物。从外在角色意义上，易水寒具有双重身份，他首先是国民党的特殊人才，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接受潜伏任务后，身份就成了英雄的红军团长凌云峰。对失散归队的红军人员，当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学习班”的培训既是审查甄别的过程，更是一个反复学习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易水寒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洗礼，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凌云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他为了潜伏伪装的需要深入了解凌云峰的人生经历、成长过程和作战艺术，更有红军对凌云峰这一传奇英雄的解读和崇敬。易水寒渐渐地被凌云峰的理想所感召，为凌云峰的人格所折服。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不是要伪装成凌云峰，而是变成了凌云峰。这一过程是艰巨的、痛苦的，但最终，他战胜了原来的自己，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一个八路军的凌云峰了。也是通过这一过程，徐贵祥写出了共产党人英雄形象不可抵挡的征服力，写出了革命信仰巨大的引领力。作品中的八路军首长文中戈在总结易水寒的变化时认为“可以用‘还魂’这两个字来概括，这个同志在关键时刻觉醒了，真的灵魂附体了。这个‘魂’，就是民族之魂，抗战之魂，理想之魂，信仰之魂。”由易水寒成为凌云峰，是一个人的脱胎换骨，也是一个英雄的成长，他不但要完成外在身份的转换，经历生死战斗的考验，更要经历灵魂的历练和洗礼，如凤凰涅槃，浴火而重生。 徐贵祥代表作《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 《伏击》不仅是对传统题材的开疆裂土，对英雄形象的意义增殖，同时也是徐贵祥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又一次成功的探索。这方面可说者多矣，本文只约略说一点，那就是多种艺术风格与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融合。徐贵祥的作品总体上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堂皇中正，雄浑大气，自带兵戎的寒光与威严，不管是《穿插》还是《伏击》，都是这样的底色。但是，比起他以前的作品，气象更为开阔，结撰更为用心。这种开阔明显地表现在对多种风格与手法的借鉴上，虽然总体写实，但在结构上却是轻盈灵活的，也许“穿插”是对这种结构的最佳表述。叙事视角不断切换，多线索交替向前，特别是灵魂视角的引入与灵异叙事的加盟，使作品一下子具有了现代主义的风格。这一风格极大地开阔了叙事的视阈，使视点出入于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幻，外在与内心，而且，也使叙述语言更加个性化了。《伏击》又是一部具有谍战风格的作品，作品的主线就是易水寒冒充凌云峰执行特殊任务所引发的各种变化，而在其后的故事中，谍战也一直是作品重要的故事组元。可以说，《伏击》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类型小说的融合。对徐贵祥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显示了他创作上的某种飞跃，他自由了，如同作品中的那些高明的战术家一样，不拘故常，从心所欲。 这确实是一种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