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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市作家协会、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主办，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滨海新区文联承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支持的“呈现祖国新时代”中国新经济文学笔会暨作家看滨海采访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了启动仪式座谈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作家马誉炜、柳建伟、林莽等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参加会议并对新经济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延琥主持会议，天津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王岚致辞。专家认为滨海新区等改革开放前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崭新的经济生活，杰出的经济人物，理应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广泛关注的创作题材。本报现摘编笔会部分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关注经济社会变化在文学中的表现 □陈福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新经济文学笔会的学术支持，有一种想把新经济文学概念在学术上进行某种定位、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的初衷。新经济文学怎么去讨论，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学术深度和发展空间的话题。希望通过研讨能够认真地领会、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特别是整个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分配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文学当中的表现。 其实政治就是一种经济方式，新经济文学对经济的认知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需要关注文学与我们今天新的经济保持着一种什么关系。过去底层文学老是写农民工的苦难，农民工进城以后从原来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中挣脱出来，所获得的新的分配方式更值得关注。今天新经济文学又迎来了新的契机，我们很多作家开始去关注新的生活对于人原来所处的位置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困难，这些都是文学应该关注的，同时也是新经济文学讨论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个概念应该是具有生长性的，是能够在原有的文学研究中争取到一块份额的。 过去说城市文学、乡村文学、工业文学，现在说新经济文学，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启发是不可忽视的。过去我们把文学当做是纯粹的精神事物，一个少女可以歌颂失去的爱情，但一个守财奴不能歌颂他失去的金钱。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注意到经济、财产与人的精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公平地、中立地看待，我们不是要歌唱金钱，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经济元素无孔不入地侵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甚至身心感受中。作家需要知道中国的变化从哪来，变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果不领会、不关注当下所发生的变化，文学其实是没有出路的。用一种古典的态度书写美丽的家乡很容易，但是没有用，因为家乡都没有人了，都跑到城里打工了，这是我们社会当下深刻的变化。不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就不太能够理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的历史变化，而这正是新经济文学的使命和关注点之一。 文学艺术要为新时代鼓与呼 □马誉炜 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记录和推动历史，讴歌和服务时代。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他还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号召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纵观中国文学史，真正能够留下印记、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无一不是能够准确反映时代风貌、忠实记录历史足迹的作品。即便是《西游记》这样的神话故事，也是时代矛盾的产物，表达了那个社会发展阶段民间的一些愿望和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文学就是应运而生的了。面对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经济现象，面对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不息的中华儿女，文学艺术不能缺席和慢半拍，而应适时潜入其中，为其鼓与呼，继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40多年的军旅生涯告诉我，雄壮优美的歌曲和颓废萎靡之音，对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影响绝对是不一样的。前者鼓舞斗志，后者涣散军心。 当前，影响新经济文学创作质量的因素，我以为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远离政治、脱离时代的“虚无主义”态度。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和现实，把紧跟时代片面理解为“御用文学”，宁可为一些糟粕的东西去歌功颂德，也不愿意为我们的新时代加油鼓劲。说到底，是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二是对改革开放动辄唱衰，戴着有色眼镜攻击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措施，对新事物这也看不上，那也不顺眼，抱守残缺、固步自封，说三道四，妄议非难。说到底，是立场出了问题。三是懒惰依赖、不愿深入的懒汉思想，习惯于闭门造车，热衷于“宾馆文学”，舍不得“坐冷板凳”，吃不下苦，耐不住寂寞，总是在嚼“二手馍”。说到底，是作风没有转变过来。四是追求低俗，寻求刺激，把作品的廉价轰动效应作为创作目标。或猎奇，或编造，或低级趣味。说到底还是指导思想不够端正。这些，都是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的，与新经济文学的繁荣发展背道而驰，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高新经济文学创作质量，迫切需要的、首要的还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把文学艺术家的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端正思想、站稳立场、转变作风、把准方向、校正追求，舍此，别无他途。 当代文学书写经济的经验 □刘卫东 一个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问题和走向，必然体现在文学叙事中，这也是“中国新经济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概念的提出者陈丽伟对此有过界定：“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社会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感情。”在《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漓江出版社2016年）中，他更是对中国新经济文学的本质、表征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论述。中国新经济文学理论基础没有争议，接下来就是理论与作品间的相互“照亮”。如何体现其“新”，呈现标志性作品，可能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陈福民、李掖平、闫立飞等学者已经从写作现场角度，对如何书写“中国新经济文学”做出了阐释，提出了建议（《滨海时报》2018年1月29日），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从理论建设角度，我以为，整理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文学”书写“经济”的文学史经验，并将“中国新经济文学”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亦是整合概念、对接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工作。 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繁荣富强、民生福祉提升，背后是科学的社会统筹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而文学也从自身角度，回应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辉煌及问题。新时期初期，“改革”航船最初涉水，遭遇层层阻力，“姓社姓资”讨论不绝于耳，严重干扰经济恢复、发展。天降大任，蒋子龙、柯云路、张贤亮等作家领衔的“改革文学”潮流，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观。在《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新星》《男人的风格》等作品中，乔光朴等“开拓者”家族英勇无畏、大刀阔斧，站在时代潮头，为改革开放竭力呐喊。其意义，远超文学本身。《乔厂长上任记》中，经济形势堪忧，“电机厂已经两年多没完成生产任务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全局都快被它拖垮了”。蒋子龙借乔光朴之口，说明了经济改革的时代意义：“像电机厂这样的企业如果老是一副烂摊子，国家的现代化将成为画饼。我们搞的这一行是现代化的发动机，而大型骨干企业又是国家的台柱子。搞好了有功，不比打江山的功小；搞不好有罪，也不比叛党卖国的罪小。”经济问题与家国担当，扭结为一，奏出文学强音。回到历史现场，当时蒋子龙曾因写作遭到批评，遇到的阻力，并不比作品主人公小；他凭借改革家精神，回应现实，写出了传世之作，也将自己留在文学史中。从历史经验可以认识到，发现“中国新经济”的趋势，并在文学中加以刻画，相得益彰，是中国新经济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宏观经济大潮到来，固然是考验作家敏锐果敢的契机，但与浪搏击，才能看出水性是否卓越。从经济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济生活”。以人文价值观为参照，书写个人在时代变革中的“经济故事”，不是史诗，却能够真切记录时代“细节”。铁凝的《哦，香雪》就是一个大山褶皱中的女孩的“经济故事”。香雪生长在小山村，因为贫穷受到同学的嘲笑，但她与其他青春少女一样，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心心念念现代生活，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聚焦在那个塑料铅笔盒——摆脱贫穷、获得尊严的翅膀。作者写道：“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30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40个、50个？”香雪有自己的倔强，她获得了铅笔盒，但付出了走一夜山路的代价。小说结尾，她热泪盈眶，感动了自己。香雪的故事，与当时的经济生活状况紧密相连，表达出改革开放初期的热切召唤。香雪那一夜晚的付出和感动，不就是以后改革开放40年国人心路历程的象征和预演？或许，香雪成功得过快，对未来的期待太美好。看下其他作家的“经济故事”，能够发现，其中的不堪、艰难与希望一样，是生命多元组成部分。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讲述了陈奂生从“漏斗户”主，到包产发家，再到上城、出国，反映出1980年代农村变迁的问题与人性。1990年代，改革进一步深化，此前文学中的高歌猛进，转为凸显阵痛。何申、谈歌、关仁山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曹征路的《那儿》等作品，关注了大厂的工人、入城的农民工、乡镇机关的办事员，他们的“经济故事”，无疑不容忽视。如果说文学有光芒，就因为对小人物充满同情，以公平、正义的目光，书写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损伤的“边缘者”与“穷人”。上述“经济故事”转化为文学后，作为主流叙事，构筑为当代现实主义传统。由此，中国新经济文学应该考虑“接棒”，将书写“经济故事”的传统继续，完成文学史使命。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发展不会停滞，而中国新经济文学，正是新时代“经济故事”的新发展。 以前瞻视角，观照经济发展趋势，能够发现文学的可能性；而以文学性为中心的人文理想，则是不能失去的参照。大而言之，文学的发展与传播依赖技术手段，与时代经济密切相关。当代文学的过去若干年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崛起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顾名思义，依托互联网技术，从无到有，直至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形态，生动展示了经济与文学发展间的关联与互动。某种程度上看，很多网络文学为经济“绑架”，失去了文学的筋骨乃至血肉。打赏付费等运行模式，使网络文学具有与读者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使写作与经济间的关系更为直接。不能不说，在更为开阔的互联网空间，文学精神的式微与“经济至上”不无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下AI（人工智能）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已经可以批量生产，并且能够最大限度适应读者的需求。2017年，人能智能“微软小冰”发布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诗集中的诗歌曾用27个化名在网络诗歌论坛发表，无人质疑。你能相信《我才看过太阳光在树枝上》《宇宙是我沦落的诗人》《上帝如一切无名》等诗歌，出自一个机器人之手吗？人的精神已经被抽空，文学何为？如此说来，新经济文学面对的问题更为严峻，甚至面临文学香火承传的境遇。这里的表述可能有些夸大，但居安思危，仍然要对文学未来加以关注。对新经济文学而言，发现新一轮经济变迁对文学的影响，接续文学精神，是义不容辞之责任。 温故知新，昨天故事与今天现实之间，似乎有很大差别，但本质并未改变。伴随着经济发展，必然也会出现与之配适的文学书写；就此来说，中国新经济文学方兴未艾。而在此过程中，大量新现象涌现，也需要从业者去甄别、判断。无疑，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需要大视野和大手笔。新的历史契机展现在眼前，中国新经济文学是否可以准确生动展现这种变迁，从而名留青史，无愧时代？ 面向未来的中国新经济文学 □卢 桢 近年来，陈丽伟结合他在天津开发区工作生活的经历，写下一系列描绘开发区建设发展图景、记录开发区人心态变迁的厚重作品，并以“新经济文学”定义这类写作，同时为其进行理论建构。在他撰写的《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中，陈丽伟为这一文学样态作出定义：“所谓新经济文学，即是在中国新经济形势下，主要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偏重于改革开放后，新经济范畴内的创作题材，并涵盖几乎所有文学载体。”他从新经济文学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物心理特征的变异、情感类型等角度入手，解析新经济文学的发展脉络、美学特质和发展前景，开拓出一片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全新论域。 可以说，新经济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进程的一种文学回应与文化反思。在当代社会中，文学与经济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文学写作内容受到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促进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可以预测，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文学与经济的互动会愈发活跃，我们如果要为未来的文学发展进行预测，就必须把新经济文学纳入考量的范畴。 改革开放至今已40年，虽然在这期间反映经济建设和改革成果的作品蔚为可观，不过研究者多将“经济文学”之“经济”定位在“题材”与“背景”的向度上，较少有人从经济文学所凝聚的现代意识角度进行考量。如果对与“新经济文学”相关的概念进行知识考古，会发现早在1984年，耕荒就提出了“新经济革命文学”的概念。彼时的“新经济革命文学”是对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复苏和商业活跃现实的一种理论回应，所涉及的主要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不过深究其里，会发现论家依然是从“现实主义”题材的角度审视这类新作，强调作品的改革者精神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技法，因此仍然是“改革文学”的另一种命名方式。相较而言，陈丽伟的新经济文学命名并非来自对某部作品的回应，而是建构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向历史中，形成线性的脉络观照。从《乔厂长上任记》到深圳的打工文学，再到以他本人为代表的写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区人》等作品，陈丽伟串联起新经济文学在不同历史发展点之间的线索，并从学理上对其进行了系统串联，特别是突破了传统题材论的狭窄认知模式，赋予这类文学样态以新的解读，形成专属其身的理论特质。 实际上，伴随着新世纪资讯科技、交通科技、商业文化的迅猛发展，立足于“新”的经济文学首先应该超越题材或背景的限制，它不是一种受限于题材的“次文类”，其本质是经济社会的现代生存经验。深入陈丽伟的视域，可见他对新经济文学的理解乃是建构在一种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他意识到经济文学与时代意识和当代经验的紧密联系，回归新世纪文学产生的文学场域和历史语境，尤其是经济空间作为新世纪文学生存空间所起的作用，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无法规避的话题。从理论研究和文学写作的双重角度，陈丽伟强化了文学与经济文化语境的联系，敏锐地捕捉到由经济创新所带来的审美观念变化，从而探索出一条与新时代的语境相契合相律动的文学之路。 从创作的角度观察新经济文学样态，能够发现新世纪以来诸多作家的经济文学书写开始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他们关注消费主义经济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思维空间，注重商业体验和物欲经验的表达。由此，经济与文学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印证、相互复现的转喻关系，即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我们周边的物质景观，同时也使作家的审美趣味和美感标准发生变化，经济文化形态的变迁影响了作家的时空感受、欲望感受、消费感受，反过来促使他们将全新的经济生活体验融入文学实验，从文学的角度抒写他们眼中的消费世界。 既然消费经济已经成为今天作家生活的整体背景，那么可以说所有作家的写作都要与这个时代发生联系，因此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一种需要深切介入现实的文学，它既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与经济动态关系的一种理性爬梳和系统总结，还肩负着启发未来文学创作的使命。对于新经济文学如何写，怎样写，如何在现实与美学之间维系平衡，就成为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经济文学的建构提供一些思路，例如，新经济文学描述的焦点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其抒写主体应该聚焦在“人”身上，新经济文学要形成稳定的文学和文化象征，惟一方法只有紧紧抓住表现“人性”这一主线，展示“经济与人”无限的丰富性与悖论性，而非停留在时代外在或者局部描述的层面。其次，经济时代的文学具备了商品的属性，文学一方面需要适应资本的发展逻辑，但同时也应坚守自己的底线，不能完全逢迎消费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欲望。归根结底，文学对经济时代和人生的抒写依然需要指涉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作家在对这一时代的审美主题进行消化与思索之后，应该形成一定的担当精神和超越意识，进而沉淀出相对稳定的艺术主题，并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正能量特别是道德观念影响经济生活，为新时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保障经济的建设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避免或减少经济上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或许才是未来新经济文学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人的心理嬗变 □陈丽伟 文学从理论上或许永远无法摆脱人学这根链条的缠绕。那么，新时代新经济条件下，文学也就无法回避新经济带给人类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变化。这种变化，已经从人类宏观的生产方式波及到微观的审美体验。新经济文学应该对这些有足够的关注，才能真实准确地描绘塑造人物，才能深刻清醒地反映一个充满变迁的崭新时代。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人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新经济让包括亲情爱情在内的很多情感变得直接、赤裸、无奈。比如无可躲避的亲情，无可逃避的情债等。过去远隔千里的婚丧嫁娶等消息，需要通过邮局的信件、电报等传送，得到消息时往往已失去意义，有时也就不再传送。现在远隔万里消息通过一个微信一个邮件就能送到，各种礼金通过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都可便捷送达，过去可以逃避的、忽略的，现在都赤裸裸站到眼前，你必须面对无处躲避。忽远忽近模糊的亲情随着人的选择，是亲近是疏远，变得豁然明朗。爱情何尝不是如此，两地分居的男女爱情在千百封书信里，有的被隐藏着，有的被含糊着，而微信网聊视频等，让这一切扯去面纱，清晰呈现。爱或不爱，坚定或不坚定的爱，都更容易被捕获。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人类社会格局、生存体验的改变。新经济条件下，在家办公成为可能，远程教学、远程手术已很便利，微商经营遍地皆是，一个人可以对生产经营作出独立的判断与执行。这让传统的群体性生产方式在消减，产品以厂聚、工人以群分的传统生产模式在改变。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物联网的新经济背景下，一个公司一个经营者都微化为点阵中的一点，个人、小公司只有融入新经济大背景才能合作共赢，但这种合作共赢与传统计划经济已不可同日而语。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让生产参与者的生存体验产生改变，比如主人翁的意识无形中淡化。每个微商经营者对于自己公司是至高无上不可或缺的决策者，对于整个物联网又只不过是可有可无一小粒或一小环。 基于以上原因，新经济条件下，人类个体一方面强化了封闭的自我与自足等体验，一方面又增加了孤独与无助等体验。这些都是切身的生存体验，并且这些体验也已由新鲜变为日常。新经济文学描绘塑造人物，应该进一步关注新经济对人的心理、人的生存体验的这些改变，才能使人物真实丰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新经济文学要善于捕捉新经济催生出的人类新的审美体验。比如，孤独不再是负面的，是正常的，甚至是愉悦的。亲情与爱情、友情以及其他情感，在被新经济扯去面纱赤裸裸真实相对时，是否还如当初一样？新经济时代，传统的审美标准也在发生改变。 新经济文学应关注到社会群体性活动的消减与群体性心理体验的消解，而且这种消减与消解，或许在当下才更有代表性意义。这或许也是人类新旧经济模式转变的时代，新经济文学存在的意义。拉开相当长时间距离，反观、描绘、呈现我们当下所处的新经济时代，或许又需用历史的眼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