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美]张勉治著，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90.00元 乾隆朝的所有巡幸活动中，六次南巡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但奇怪的是，虽然相关的官方档案资料十分丰富，民间关于乾隆南巡的笔记、小说等等也同样举不胜举，但相关的学术专著却并不多见。近年来，历史学界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问题，2013年清史学者髙王凌出版了关于乾隆南巡的专著《马上朝廷》，最近美国学者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出版了中文版，这对于乾隆南巡问题的研究无疑大有帮助。 一、古代历史上皇帝巡幸 古代皇帝中，乾隆皇帝大概是最坐不住的一个。据统计，乾隆在位60年，巡幸活动超过150次，其中祭拜东陵、西陵、盛京祖陵66次，巡幸热河及举行木兰秋狝52次，东巡祭孔8次，南巡江浙6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中州1次，其出巡时间占统治时期近四分之一，达15年之久。如此频繁的外出，不仅在清朝皇帝中首屈一指，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朝鲜使臣称乾隆朝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似乎并不过分。 张勉治的新书书名，或许就是出自于朝鲜使臣的评语。不过乾隆的首次出巡并非南巡。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奉皇太后至热河避暑山庄，八月至木兰围场举行首次秋狝典礼，由此开启巡游序幕。之后，乾隆于八年秋东巡谒陵，十一年西巡五台山礼佛，十三年东巡曲阜祭孔祭泰山，十五年巡幸嵩洛开封。由此可见，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前，乾隆对巡幸活动早已熟悉，并不违和。 中国传统王朝中，皇帝的巡幸活动并不常见，因为类似活动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正如三代时天子巡幸，名为打猎，实为远征，目的是炫耀武力，以保证诸侯对天子的效忠。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士人阶层生根发芽，“天子非展义不巡守”，皇帝的巡幸活动也越来越多受到臣属的阻挠。在大臣们看来，皇帝出巡耗费财用，既不便于行政，对皇帝本人的安全也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所谓“神龙不可失所，人主不可轻行”，纵欲自轻，往往有不测之祸。如隋炀帝的各种作为，即成为后世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宋朝以后，文臣坐大，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皇帝出巡极少，即便有，也如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唯一的例外是明成祖朱棣，其在位22年，先后五次出击蒙古，有近半时间远离都城，同样可称为“马上皇帝”。至于其他明朝皇帝如嘉靖、万历等，他们非但没有出过北京城，甚至紫禁城都没有出过。 与汉人王朝有所不同的是，契丹辽朝、女真金国及蒙元政权则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巡幸或说巡游对他们来说似乎司空见惯。以辽朝为例，当时辽帝仍按先人习惯四时转徙，即所谓“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四时捺钵制”。在此习俗下，辽朝君臣车马为家，转徙随时，作为皇都的上京、中京不过用以接见使节。事毕后，辽帝仍回到城外车帐中安歇。以此而论，辽朝廷更像是用牛车载运的帐篷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作为辽朝的继承者，女真金国同样保持了季节性迁徙的做法，但因为其领土深入中原北部，因而汉臣反对巡游的阻力要远大于辽朝。之后，效力于元朝的汉族士人也以同样的理由劝谏皇帝不要出游，但他们的努力在蒙古人强烈的民族习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皇帝仍按季节巡狩于大都、上都之间，这一做法几乎贯穿于整个元朝时期。 通过对各朝皇帝巡幸情况的梳理，作者张勉治认为，汉人官员与辽金元皇帝对待巡幸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汉人的“贤王仁政”和后者“民族统治”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从根源上说，前者建立在农耕社会的传统儒家思想之上，而后者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习俗所致。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则两者兼备。 康熙七年（1668年），亲政仅一年的康熙皇帝打算视察北部边防，此举遭到帝师熊赐履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皇帝乃国之根本，“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瞻仰”，万不可轻动。他反复劝导15岁的少年皇帝，“盘游田猎，尤从古圣帝明王之所深诫”，“恐一时轻忽之行，致意外莫测之悔”。为此，熊赐履举出前朝正统、正德两位皇帝的教训，最终让康熙打消了出巡的念头。三年后，康熙以“祭祖”的理由出巡盛京，这让众臣无法反对，因为孝道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宣布东巡祭孔，众臣同样无法反对，因为孔夫子是儒家的圣人；之后，康熙开始首次南巡，理由是观俗问政。就这样，康熙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开创巡幸先例，众臣也由最初的反对到逐步适应，最终不再有异议。 二、乾隆对南巡的观点 乾隆六年（1741年），首议木兰秋狝的乾隆同样遭到科道官员们的反对，但乾隆的理由更加充分：“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时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 在乾隆看来，天子巡幸不仅仅是“敬天法祖”的表现，同时也是“勤政爱民”的体现。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在避暑山庄读书作诗之余发了一通感慨：三代以后，延续时间最长不过汉、唐、宋、明四朝。即便这四朝，往往一二代后即发生内乱。究其原因，主要是继任者不知开国劳苦而怠于政务。有鉴于此，圣祖（康熙）平三藩后即行巡狩，虽有耗财劳众之弊，但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总的来说，“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也”。 乾隆的意思十分明白，作为一国之君，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而应该走出深宫，体察民情。如对于“宋主微行”之事，乾隆即认为：“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对于元顺帝“端居深宫，委柄臣下”并因汉人大臣反对而放弃北巡塞外的做法，乾隆并不赞成，其认为：“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 为了避免受到“贪图玩乐”的指责，乾隆出巡时往往借用儒家的“孝道”做掩护。乾隆朝的早期巡幸活动大多奉太后而行，这一方面是乾隆事母至孝，而太后钮钴禄氏也堪称身体强健，喜好出游；另一方面，乾隆也可以“尽孝”为名，令臣下无从反对。在首次南巡前，乾隆就在谕旨中明白表示：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辛未年（即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 如此一来，大臣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乾隆南巡呢？ “奉母出游”的借口固然冠冕堂皇，但乾隆南巡的目的绝不仅于此。事实上，乾隆六次南巡之举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动或喜欢游山玩水，其屡屡出巡的真正原因和愿望，实际上是借以创立和巩固他心目的“全盛之势”。换言之，乾隆效仿乃祖康熙六下江南，其主要动机在于牢固控制江浙并充分利用江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巩固其统治，发展其“盛世”，这才是乾隆真心要做的。 乾隆对江南尤其江浙的重视，与当时的客观情况有密切关系。宋明以后，江浙一向是鱼米财赋之区，两省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盐课为例，江浙几乎占到全国总数的近七成；而每年运京的400万石漕粮中，江浙贡献了近250万石。由此可见，江浙二省对于清廷是何等重要了。 此外，江浙也是人文茂盛之区，才子学人及出仕人等远多于他省。以科考功名为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出了61名状元，江浙占了51位，而榜眼、探花及二、三甲进士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由此，江浙官员在各级政府中所占比例，他省均难望其项背。此外，江浙两省也是前朝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与举动也一直令清廷不敢掉以轻心。 三、南巡目的是什么 在《马背上的王朝》一书中，作者张勉治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清帝南巡属于“旗人的事务”，为皇帝筹备南巡的人员为钦定的宗室王公、蒙古贵族和满洲官员，由他们组成一个“总理行营处”，全权负责南巡各项事务的统筹，包括道路勘查、安全保卫等工作，汉人官员一般不参与其事。 其次，南巡基本按木兰秋狝的形式加以安排，其随扈人员的营帐及带有军事动员性质的活动均与皇帝巡幸塞北时的规制无异。作者认为，乾隆之所以如此，主要想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表明，南巡只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帝国进行踏勘、考察、规划和驻防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也是清朝“内陆亚洲统治方式”在江南地区的一种再现。 其三，南巡路线均是精心设计的，一路上，乾隆骑马射箭，校阅驻防八旗，都是为了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通过这种威胁性的方法，乾隆似乎要让江南臣民注意到清军的强势武力并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处于战时状态。 对于张勉治的观点，杨念群、范金民等学者在不同的新书推介会上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从形式上看，乾隆的巡幸基本按北巡围猎的模式组织，此举并非南巡所独有。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是出于方便和成本的考虑，而未必是为了强调军事性或刻意排斥汉人。反过来说，如果用汉人办理出巡事宜，非但耗时更长，而且会有诸多不便并带来更高的成本。以此而论，说南巡是以满人“马上治天下”的观念对抗汉人的传统文化，未免有些过度联想。事实上，康熙也曾六次南巡江南，为何未被后世如此诟病呢？ 或因书名的缘故，张勉治在书中反复强调乾隆对骑马的重视，他不但规定八旗将领只能骑马不得乘轿，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则。每次热河围猎或南巡路过省治、府治，乾隆都要弃舟登岸，骑马入城。在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在乾隆笔下，即为明证。此外，乾隆还在官员们面前一再表演射箭，他的举动无疑是想把自己塑造成“马上皇帝”，并以此激励旗人保持祖先善于骑射的优良传统。此外，乾隆入城时骑马恐怕也是想让百姓看到皇帝与南巡队伍的精气神；而且，骑在马上也比坐在龙辇里更容易接近百姓，并对民生有一个直接而具体的体察。 张勉治认为乾隆南巡是为了提升“清朝在军事和民事方面进行‘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观点大体正确，但说南巡为了炫耀武力，甚至宣示当时仍处于“战时状态”，则不免有些言之过当了。 大体而言，乾隆对旗人大臣固然要求严格，但阅武只是检查驻防八旗而未必是为了炫耀武力，乘便接见准噶尔使节也非刻意安排。事实上，乾隆朝的八旗驻防已经疲态尽现，如江宁阅兵时，乾隆发现很多驻防兵丁连弓都拉不开，即使力气大的也很少有人拉满弓。对此，乾隆大失所望，感慨地说：“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 乾隆南巡时对八旗武备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乾隆坚信“马上治天下”的必要性。在“即事”一诗中，乾隆就对“马上治天下”做出了新的阐释：“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覆亡，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有清一朝，旗人形同军户，八旗为清廷立国之根本，这是历代清帝所深知的。然而，八旗的衰落自康熙时期就已初现端倪，这一危机在乾隆朝也没有根本扭转。当然，八旗的衰弱与振兴是另外一个问题，与南巡炫耀武力并没有强逻辑关系。 四、南巡的后勤与花费 在史料方面，张勉治充分利用了大量南巡档案，研究非常精细，譬如六次南巡的队伍分布、南巡的费用包括哪几类、最后花了多少钱等等，计算都相当精准。 据宫中档案的记载，首次南巡的费用为56万两，但实际费用恐怕远不止于此。如地方士人的记载，仅苏州府修路就用去30万两，而两淮盐运使为每次南巡所花的银子均不下100万两。按张勉治的详细估算，六次南巡的总开支在1890万两，每次平均约315万两，接近清廷每年财政收入的5%-10%。 南巡无疑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以御道为例，其标准是帮宽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均要求坚实平整。所经道路，一律黄土铺垫，清水净道，即便石板石桥也不例外。河道狭隘之处要加宽，遇障碍要拆除，必要时甚至要拆桥让路。御舟共用纤夫三千六百名，分为三班，一律穿戴整齐，随时提供服务。至于途中供休息的尖营、茶棚、凉棚，还有替换下来的马匹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民夫前去备办看管。 乾隆南巡是历代王朝难得的盛典，其给地方上带来的经济波动也可以想象。为了保证南巡的各项供应，乾隆在出发前即命截留江浙两省数十万石槽粮备用，并在大运河的主要城市清江浦（淮安）、扬州、镇江、苏州设立了四个官方补给市场。为了方便交易，乾隆又命各省铸币局增铸铜钱数万串，以便于兑换及买卖货物之用，同时也可以避免价格过度上扬。毕竟，这么多人突然来到一个地方，当地商品价格在短暂的冲击下剧烈波动也在所难免。 此外，为了方便南巡后勤的采购，沿途官员提前在巡幸驻地一里外设立买卖街，以供应大量的米面蔬菜薪炭及马匹需要的草料、黑豆等物资。为保证沿途的牛奶与羊肉供应，乾隆还提前让人从京师运去乳牛七十五头，御膳房用羊一千只。还有皇家所用饮水也十分讲究，在直隶境内用的是香山静宜园泉水，山东境内用的是济南珍珠泉水，江苏境内用的是镇江金山泉水，浙江则用杭州虎跑泉水。 乾隆是聪明人，他也知道南巡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开支。于是，在出巡前他发布谕旨，宣布蠲免江苏、浙江等省历年积欠钱粮，其中称：“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三十万五千余两悉行镯免。”至于浙江，因为此前并无积欠，“著将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三十万两”，以示鼓励。直隶、山东所过州县，“蠲免本年应征额赋十之三”外，又免山东欠谷九十七万石余。如此，算是给了沿途老百姓一点实惠。 此外，乾隆还仿造当年康熙南巡旧例增加科考学额，其中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于当年考试文童（即考秀才）时，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南巡途中，乾隆还允许当地士子献诗召试，取中者特赐给举人并授内阁中书等，这也是仿造康熙南巡的旧例。 五、南巡的利弊得失 乾隆南巡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不过客观地说，南巡也不全是负面效应。毕竟，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这六大事务不能说不重要。即便奉母游览，也是提倡孝道，为国表率，并无不可。退一步说，因为乾隆的南巡，沿途官府主动修路搭桥，清理沟渠，对各地交通和城市市容的改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档案《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巡幸扬州，曾先后集资修了高桥、香阜寺、天宁寺、迎恩桥、宝塔寺、高旻寺、锦春园等宫殿楼廊五千余间，亭台近两百座。而由于乾隆与皇太后好游山水名胜，沿途古迹也得以保护开发，就连乾隆南巡之迹在内，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总体来说，乾隆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通过六次南巡，乾隆了解了沿途及江南的官风民情，知道了民间的百姓疾苦。正如其在四十九年（1784年）的御制《南巡记》中说的，“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作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事功之一，乾隆对南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南巡记》中，乾隆也清醒地指出，若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切不可轻言南巡。十余年后，乾隆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乾隆以后，清朝再无皇帝南巡。由此，“六下江南”是否就是乾隆中叶中国国势渐衰的原因，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