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第一财经”原创，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张海英住在上海杨浦区时，经常去家附近的彰武路菜场买菜。她喜欢和商贩们聊天，久而久之有小贩远远看到她就会热情地大声招徕：“你来！你来！”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她正在做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关注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商书”——商人们写的介绍从商经验、传授经商技巧的书。与文人墨客卷帙浩繁的传世之作相比，那都是些不太上台面的书，作者既有类似菜场里和她相熟的底层鱼贩、菜贩，也有富甲一方的大布商、盐商、典当行老板。这些商书文辞虽然浅显，但却闪烁着明清商人的勤勉、智慧，还有官商关系之下的畏惧和苦恼，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生活难得的文献。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很少在这方面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的张海英，在搜集和研读了几十种公开刊印的商书以及大量手抄本后，终于完成了一部填补研究空白的著作——《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展现出明清商业经济不为人知的一面。 真实展现商人心理世界 中国商业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当时工商业为王室官府所垄断，私人没有资格从商，自然没有与经商相关的历史文献。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如子贡、范蠡、白圭等著名大商人，他们的一些经商理念和方法流传下来，成为古代商书的雏形。但张海英认为，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言说了，“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多次改写”。 直到明朝后期，才真正大批出现传授商业知识的出版物，那就是所谓“商书”。尤其是商帮的出现，使得商书有了相对固定的阅读群体，发展更加迅速。到了清朝，商书不管是内容还是种类都已经非常丰富，发行量也随之剧增。“这标志着中国商业在历经数千年发展后，商人们日趋成熟，开始形成属于自己的行业准则或指导原则。” 徽州在明清时期号称“十户人家九为商”，现存的商书也主要是徽州和山西商人编撰出版、四处流布的。商书的内容主要分两大块，一是为初入商海的人提供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二是为携带巨额资金往返于产地和市场之间的商帮，提示路程引导以及注意事项。 这些商书，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绵密、细致地展现了当时文人和官方记载中都很少提及的民间生活状况、民间实用知识，如鱼贩写的鱼虾名歌，菜贩们加了注音的菜名歌诀，如何辨识银子成色、米麦好坏的歌诀……文字浅显易懂，便于记忆。“没有长期从商积累下来的专业经验和生活智慧，是写不出这些内容的。”张海英说，这也是商书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一。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当时还出现了很多手抄本。有意思的是，在将刊印本和手抄本的内容加以比对后，张海英发现，受众更少的手抄本，展现了更加真实的商人心理世界。尤其是关于商业伦理的阐释，在公开刊行的商书中内容都非常“正能量”，处处强调从商者需坚持的基本职业道德，如“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但在多个手抄本中，作者又对子弟和学徒说，如果按照以前流传的方法做生意，“鬼也不上门”；而是要“该真则真，需假则假，还要带三分奉承”，顾客才觉得亲熟，愿意购买，因为如今世道已经变了，所以经商思路也要随之灵活变化。 管窥明清社会变迁 长期以来，商书因为阅读对象的整体文化程度较低，主要都是在底层社会流传，但张海英说，商书同样也是管窥明清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里面的很多内容，或许比正史更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社会状况。 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宣布取消海禁，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源源不断的白银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而流入。中国商人在财富普遍激增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巨大的新挑战，那就是如何识别外国银币的真伪与成色。当时有不少商书，就应运增加了这部分内容，比如《商贾便览》中专门有“辨银要谱”一节，介绍了交趾、红毛等国所出的洋钱，还有很多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可谓是早期外贸记载之一。 到了晚明时期，江南经济极度发达，当时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棉纺织品远销海内外，逐渐形成若干名牌产品。与此同时，“山寨货”也开始出现。顺治十六年，松江知府还在衙门口刻立石碑，对牙行奸商的假冒行为做出裁决，并号召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不过假冒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康熙四年、乾隆元年，官府都不得不一再重申禁令。此时的商书，随之出现大量强调商业伦理的内容，比如讲求公平交易、诚实无欺、重恩守信等。“这是商书的共同特征，也是商书得以流传数百年的内在因素。”张海英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说。  [明]仇英《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在张海英看来，明清商书中还有一个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商人们在其中记载的对官府的真实心态，是研究当时营商环境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尽管明清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升，但他们还是普遍有对经商不易的感叹，“是官当敬”“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张海英指出：“这个训诫是值得关注的，说明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敬官、畏官倾向在明清商人中是普遍存在的，商人始终走在权力与经济交织的钢丝绳上。” 古代商人发展有天花板 第一财经：你研究商书比较早，是什么引起了你的兴趣？ 张海英：我以前是做中国古代经济史、明清史方向研究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商书，但当时商书只是我博士后出站报告里面的一部分，后来觉得这一块有点放不下，就慢慢地积累、发掘下来。 我收集了几十种公开刊印的商书，另外还有大量的手抄本。徽州有很多经商家族都有手抄本商书，但在我这本书里没有涉及，一个是量太大，还有就是我觉得公开刊印出来的东西意义和手抄本不完全一样。因为中国古代商业知识的传授，一般就是父子相授或者是师徒相授，手抄本各个时代肯定也有。明代后期大量商人涌现，当时全国号称有“十大商帮”，商书公开刊印这件事情本身，就折射出当时社会出现了一个变化。 第一财经：商帮兴起后，商书的阅读群体也开始变大了。 张海英：商帮兴起，商书就有了阅读对象，这也是跟前代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明清时期教育的普及，使得民众识字率整体提高，这也是一个社会变化。其实商书只是一部分，当时大量的民间日用类书、通俗读物、小说、医书、农书都在兴起，说明书籍开始走向大众，不再仅仅只是士大夫的专利，这个变化跟前朝相比意义重大。商书作为其中一员，能够折射出来里面涉及到的对比和变化。 第一财经：宋朝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手工业和勾栏瓦肆里的市民生活也很有生机，为什么宋朝没有出现商书？ 张海英：宋朝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包括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从整个社会氛围、经济发展量来说，还是比不上明清。你去看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真的是深入到民间。如果说由量变到质变的话，明清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中国历史上号称有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全国性流动的大商人。第二次是宋代，第三次就是明清。前两次所谓商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带来这么多的变化？我觉得还是一个量的问题。我们讲商业革命有一些参照系数，比如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海外市场的拓展等。明清时期出现全国市场、区域市场乃至海外市场，市场的层次非常明显，江南地区当时的经济网络已经非常细密，宋代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第一财经：有种说法是，明清商书的大量刊印，颠覆了传统社会对商人和商业的一些固有看法。 张海英：这实际上涉及到对中国古代商人形象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古代商人其实挺不容易的，他们发展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第一，从官方意识形态来讲，儒家思想是主要官方意识形态，但孔子、孟子他们都是讲重义轻利，觉得你求商、经商就是求利，号称“无奸不商”，包括我们今天也是，如果这个人太计较钱，总归被认为好像不大地道。其实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的影响。第二，就商业政策来讲，采纳了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你去看汉代、魏晋，乃至唐代、明初，都有公开歧视商人的政策，比如给你戴个白头巾，不允许商人穿绸缎，更不许商人科考入仕，都是抑商的手段。  张海英教授在上海书展明清商人依然是官府的“韭菜” 第一财经：明清时期的营商环境到底怎么样？ 张海英：总体来讲还是所谓的重农抑商，但是我个人感觉起码清朝比明朝政府，在“抑商”这块其实是更放松了。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前为什么要重农？因为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田赋。清代不一样，一个是田赋，一个是盐税，商税占据第三位。而且相比之下，田赋以前占据的那部分比重在缩小，工商业税收比重在增加，这是清代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这种情况下，虽然也号称“抑商”，但政府有很多恤商政策和宽商政策。 还有一块，我觉得所谓的“抑商”，主要是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怕商人也好，怕大家族也好，或者怕地方势力也好，总之，他们的财力太雄厚实力太强大，容易造成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或者威胁，这是基于汉末地主庄园兴起和晚唐藩镇割据的教训。但“抑商”不是说不让工商业发展，而是要掌控在官府手里，发展到一定程度觉得有韭菜可以割了，一定会收割你。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说到底就是十六个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商人没有终极产权及人身自由，所以你看明代的沈万三，他的错就是号称“富可敌国”。皇帝一纸诏书下来，一夜之间就可以什么都没有了，财产权没有终极保障，是古代商人面临的真实状态，为此他们就必须要依附于官。 第一财经：所以一旦有机会，商人们就会想走仕途，就像《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暴富后也买了个官。 张海英：明清商人跟前朝有个很大的不同，是前朝青史留名的都是大商人，而明清开始平民商人增多，出现了十大商帮。商帮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平民商人，他们靠自身努力发财致富。当然特权商人也有，主要是“红顶商人”，但毕竟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是少数。明清时期商人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你去看他们最终的目标，还是想跻身于什么？士族。 张海鹏先生有本书叫《徽商研究》，里面有一段对徽商心理的描写，我感受很深。他写到几个有钱的大徽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种惆怅，觉得没有地位，内心深处没有安全感。我书里面也有一段，就是程春宇的《士商类要》里面有一句话，告诫那些经商的要“是官当敬”，意思是哪怕一个小官，都不能去得罪他。对方稍微对你动动手脚，你都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他的话说得比较文绉绉，其实他们面临的是很难的状况。  明清时期扬州城徽商聚集地——东关街 学术界经常讲明清社会面临转型，但这个转型最终没有完成。西方在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因为采取“重商主义”，商人就在对冲破传统制度桎梏上起的作用比较大。东西方不同主要还是彼此政治环境不一样，中国就是前面我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顶是冲不过去的。商人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生杀大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古代商人很多是双重人格，既畏官又要敬官，要去攀龙附凤，找个靠山。 到了清代以后，商人可以参加科考，这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以前科考要回老家去考，这时候变成在从商地就可以科考，很灵活，这是给商人的一个出路。另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捐官制度，有钱可以买官，干嘛还要一定去科考？所以明清时期会有大量的“弃儒从贾”的现象，这时士商开始逐渐相互渗透。 第一财经：明清商书里面，有哪些内容对现代社会依然有启发？ 张海英：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注意我们现在的社会乱象，有时就有一种感慨，人是一定要有道德约束的。道德底线没有了，所有的制度都是失灵的。像现在假冒伪劣泛滥，假衣服假鞋子且不说了，连食品、药品都造假，这可是图财害命、伤天害理的事啊！什么叫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这就是。 明清商书里面有商业伦理规范，对刚刚入道的从商者来说还是有用的。当然不是说有了道德约束，无良商人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有时一个社会越是强调某种纪律、越是强调某种道德，其实反而说明这些东西恰恰是缺失的。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到这些问题，要改变自己无良的形象，要做一些社会公益，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特别是清代商人里面有这个风气，你不做公益会被大家诟病，所以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我在看江南方志的时候感慨就非常深，江南很多市镇里的路桥、村学、社学都是商人捐赠的，这种风气，到民国都还有。 （本文转载自第一财经《“商书”里的明清商人，再有钱也还是官府的韭菜》《从“是官当敬”到“弃儒从贾”，朝廷阴影下的明清商人》）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张海英 著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32267 48.00元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研究的就是明清时期的“生意经”。明清时期的商业行为可以说是大众行为，大到游走全国的行商、店铺林立的巨贾，小到沿街设摊、挑担叫卖的小贩，从商的群体庞大而遍及各行各业。本书书名中的“计然之术”，也就是生财致富之道，从书名可知，本书研究的是明清时期与老百姓生活最为贴近的商业“生意经”，反映了从“取财有道”的普遍观念到“工商皆本”的四民理念的变迁。 本书内容分为三编：上编介绍了明清时期商书的基本情况；中编具体分析商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商人的职业教育、经商理念等；下编则分析明清商书的时代背景，从理论高度来分析明清时期的商业与商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