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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红旗过大关：现代文化品格 透过救赎主题和多维审美形态,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报告文学拥有鲜明的跨世纪现代文化品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预警生活的先锋性、书写对象的平民性以及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一)预警生活的先锋性 最美莫过于生活,故有“美是生活”的经典命题。报告文学与生俱来就是生活的文学、现实的文学、前哨的文学。这突出体现为选材的新特性和社会批判的先锋性上。 人们注意到,在敲击社会、震撼心灵、痛挞时弊、瞻望光明、激励未来方面,报告文学从来都是急先锋。《哥德巴赫猜想》是为知识分子摇旗呐喊的急先锋；《命运》是全景式剖析“四五”运动的急先锋；《北京失去平衡》是生态、环保问题的急先锋；《阴阳大裂变》是展开婚姻、家庭及道德批判的急先锋；《敢立“军令状”》成为企业改革的急先锋；《三门李轶闻》成为深度报告农村经济改革的急先锋；《万家忧乐》堪称关注消费问题的急先锋；《中国的“小皇帝”》率先揭示“四二一综合症”——独生子女问题；《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对特区建设作了有益探索；《洪荒启示录》意欲“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唐山大地震》“要给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对文人下海进行了深刻反思；《新闻警示录》检讨了新闻界严重存在的“有偿新闻”、“道德危机”问题；《中国863》第一次全面报道了我国高新技术—863计划；《1998：决战长江》以最快的速度艺术地报告了长江抗洪抢险的壮观场景和民族气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因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前沿性及其社会预警性,所以徐迟说““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⑦ 从审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现实生活事相越真、越新,其审美特征就越鲜明、独特、强烈。因而,选材的真与新,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首要的、突出的文化品格。审美主体都有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欲望,在探究中既可获得身心愉悦,又能满足求知需求。辩证地讲,审美激发了求知欲,探求又深化了审美活动。“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性,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⑧。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先锋性及其赖以生成的心理学基础和解读中产生预警美的美学依据。 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其非虚拟化的“真”给人以信赖和参照感,以其“新”诱发作家与读者的审美好奇心和探究欲,又以其批判及预警之“深”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样,它的“热”与“火”就有着生活与艺术上的双重必然性。 由半知或未知世界探求真切的新奇信息,尽可能丰富地获取未曾经验过的体验,从而达致超越性的人生境界,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先锋性的真谛所在。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急剧变动的生活节律和日益扩张的期待视野中,完成了由“轻骑兵”向“导弹头”的审美嬗变。 (二)书写对象的平民性 平民意识或平民性是现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内涵。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上的平民性是现代语境中公共意识、社群意识以及非英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在世纪转型中,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念和“领地”意识被颠覆,人们无法回避如下事实：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面临跋涉的艰难；面对烦琐的生活境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式蔓延开来。 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的平民化选择有赖于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境况,表达他们的情绪和意愿。新近出版的马恩列斯传以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开国总理周恩来》、《走近刘少奇》、《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一反过去领袖写作模式,突破既往思维定势,在健康的平民心理氛围中,写出了具有可沟通性的伟人性格,喜怒如常,血肉丰满。富有启示性的是,这类传记体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打破了领袖题材正面切人的一维视角,拓展了作家的能指空间,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善意地淡化了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这样,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重新接近了伟人。 与此相关,直接以平民为书写对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策略性创作主流。这与前述生活的平民化以及作家的平民视角和读者的平民心态密不可分。《中国的“小皇帝”》、《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万家忧乐》等全景性史诗作品,将取景焦点对准各色平民和平民群体。而类似《山野斯人》、《中年颂》、《继母》、《美丽的眼睛》、《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追赶太阳的人》、《小挎包》、《一片叶子》等作品,更以边缘意识塑造了一个个触手可及、鲜活生动的普通的小人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便不难判断,普通人毕竟是社会的大多数。当我们谈论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否时,实际上是将公众化的平民作为谈话前提的。在此种意义上,平民文学是本真的文学,也是最美的文学。正如肖复兴指出的那样：普通人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辛酸苦恼,了解了他们在平凡之中创造出来的不平凡的事迹”,也就领悟了生活美⑨。事实表明,平民报告文学不仅赢得了生活和读者,而且,在更深广的层次上唤起了被书写对象的自信心、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 对生活中的凡人俗事的书写,带给作家对象选择上的自由灵活和读者接受上的亲近效应。这也正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久写不衰、读而不厌、独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三)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就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状态和文本形态而言,其话语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反模式化倾向。在真实性法则规定之下,更加强调作家的艺术自主性,笔法更为自由活泼,运动感、速度感更趋强烈,并在广角性上取得了可喜进展。 新时期报告文学中的自便意识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现代生活快速节奏的自然约定;二是个性化时代作家主体的自觉追求；三是读者日渐多样化的审美召唤。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多元化时代中“主流”文学的暂时沉寂,而且宣告了报告文学权威规范的适度消解。同时表明,由于现代作家们的超越性努力,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写作观念已经面临着跨世纪的挑战。 新时期报告文学几乎是在“无传统”的状态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理由、罗达成、黄传会等作家将小说叙述方式引进报告文学；王作人等《极光下的梦》、王蒙《访苏心潮》等诸多作品巧妙借用意识流方法刻划人物心理,强化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刘富道《人生的课题》在新写实原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卢跃刚、陈祖芬等作家作品中的电影手法以及韩静霆等人作品中的戏剧化倾向令人耳目一新；徐迟、黄钢等大师级作品的诗意品格国人公认。可以认为,对于报告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无比自信、豪情满怀、新招迭出的话语竞争时代,其文体探险精神和语言冲浪意识前所罕见。 弥足珍贵的是,这种自便意识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自省式追求。经作家们多方求索,新时期报告文学已是春色满园,万象纷呈,摇曳多姿。小说体、散文体、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卡片体以及长镜头、大特写、心理分析、仿拟语态等,酣畅挥洒,一切以自便为最高准则。因此,新时期报告文学充分体现了创造的本质。 话语策略上的自便式运作,打破了独尊权威的历史霸权主义局面,相当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文艺生产力,其进步意义不容小视。不过也应看到,在促成作家个性自觉和文体演进的同时,这种自便意识也鼓励了某些非报告文学因素的增长。我们期待并且相信,激情过后,作家们对此会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