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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给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李炜教授追思集》撰写序言，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好几次准备动笔，最后都因各种原因岔开去。我明白，自己潜意识里，一直在回避这篇文章。追思文章不好写，尤其当谈论的对象是平辈乃至晚辈时，这笔真有千斤重。直到前几天晚上，接到编辑小组发来全书初稿，方才必须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那位深深地爱学问、爱学生、爱生活、爱母校的中大教授李炜，确实已经远去了。 追思集中文章，很多饱含深情，且文笔生动。读完后，李炜教授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说实话，我这序言无法提纲挈领，只能是拾遗补缺。李炜教授的专业成绩以及学术贡献，书中多有叙述，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职业汉语培训，促成中山大学神经语言学教学实验室的建设，以及合著《现代汉语》《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等，我虽说也是中文系教授，但隔行如隔山，其实是没有能力评判的。不过，有个细节很动人，可见其精神境界。书中好几篇文章提及，2015年11月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年会，刚做完手术不久的李炜，竟然带着吊瓶打车来到会场，发表完学术报告，再赶回医院。单是这个细节，你就能体会一个尽职尽力的学者，是如何以学术为第一生命。 其实，大学教授做学问，乃天经地义。至于才华大小，运气好坏，业绩高低，有时强求不得。但只要热爱这份工作，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就是好学者。与眼下以著作及头衔为标尺的潮流迥异，我更看重大学教授的另一面——传道授业解惑。教书是个良心活，是否尽心尽力，真正知根知底的，除了本人，就是自己的学生。其他任何外在指标，无论如何精心设计，都是不得要领的。因此，我特别关注书中众多研究生及本科生的追忆。称他是最爱学生的老师，或说他最受学生爱戴，必须落实到细节，方才板上钉钉。除了会讲课,把课堂变成舞台,语言极具感染力,李炜的最大长处，就是处处为学生着想，所谓“毕业前学术第一,毕业后家庭第一”的赠言，或者因没有子女,常说“学生就是我的子女,学生就是我的生命”，都让人对这位沧海横流中真正的“老师”肃然起敬。 大概是年轻时曾在兰州青年京剧团当过演员的经历，使得李炜有某种江湖气，以及强烈的表演欲。这一点，只要稍微接触，同他吃过一顿饭或听过两节课，你就能深切感觉到。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天赋，随性风趣，豪爽大气，交友极广，只要他在场，就不愁没有欢声笑语。一句话，这个热爱生活，喜欢美食，对葡萄酒或兰州牛肉面有特殊爱好的个性化教授，与一般人心目中忧国忧民满脸苦相，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书呆子截然不同。偶尔在饭桌上听他高谈阔论美酒美食，说实话我是不当真的，因这年头美食家成了时尚，遍地皆是。没想到书中此类笔墨甚多，我只好调整记忆，多少有点相信了。 李炜的好奇与好玩，最让我惊讶的是，他除了本行语言学教授之外，居然还是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2004年中大80周年校庆，学校须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校方知道他有组织大型晚会的经验，请他出面主持，他竟不辱使命。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在北京为中大中文系七八级校友陈小奇举办个人作品演唱会，李炜不顾病后身体尚在恢复中，主动参与策划工作，且亲力亲为——我也是被他的热情感动，放弃别的工作，参与观赏与讨论。 老实说，因专业及性情不同，我与李炜本无多少交集；之所以多有来往，很大程度是因他中大中文系主任身份。应他的邀请或居中联系，我连续多年回母校做学术演讲，记忆最深的是2015年那一次。那年11月，我到中大参加大学顾问董事会，给李炜写信：“我本月18日晚到达中大，19日上午参加学校顾问董事会，下午6点25分航班回北京。学校安排顾问董事下午参观大学城（而后转珠海），我想不重要，还不如给中文系做一场学术演讲。你看时间是否合适，再商议。”他很快回复：“好的平原兄，我非常期待您在系里做学术演讲。只是时间怎样安排还想听您的意见。至少我系没有安排中午讲座的先例。如果两点半开始是不是赶机场有些紧张。最迟四点得出发去机场，因为四点后堵车高峰就到了。有点冒险。若两点开始我得和他们商量下，也不知道周四下午有课的学生多不多……一般来说保证人气的话晚上最好。”我的答复是：“不追求人气，讲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也可做成年轻教师及研究生座谈会，那就更自由了。若大家都忙，则不要勉强。我主要考虑好久没有贡献，才自告奋勇。”讨论的结果，还是专题演讲比座谈会更合适，于是敲定了题目及演讲时间，最后李炜来电：“对不起仁兄，我在外面不在学校。我已安排范书记和郭冰茹（主任助理）与您对接，如果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恳请谅解。”直到看这部追思集书稿，我才明白，之所以“不在学校”，这个时间他正在医院里与病魔恶斗！ 本书收录李炜2016年春节所撰《给中大中文系老师的一封信》，其中提及“2015年对我而言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有一半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这一年却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感动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我们中文系一个‘大写加粗’的丰收年！”这是一个躺在病床上仍为中文系的未来殚精竭虑的系主任给全系教师写的工作总结。以下这段话我感慨尤深：“有个别指标我系的确偏低，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无计可施。比如为了夯实学生过硬的基本功，练就一手随心所欲准确表达的笔头功夫，自1986年始我们在本科一年级推行‘百篇作文’制度，到今年已有三十年。2013年在广东省第二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评选中我系的《强化写作训练，着眼提高素质》获得一等奖且得分第一，但是当我们代表广东参加在全国教学成果评选时，第一轮就被‘枪毙’了。”不仅李炜，我也对此感到很郁闷。 中大中文系从1986年起，记得是黄天骥教授主导，规定本科一年级学生在一年内要交一百篇大小作文，以锻炼学生们的写作能力。李炜上任后，没有刻意求新，推倒重来，而是进一步夯实基础，总结经验，力图在理论上有所提升。为此，他来北京找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我，希望我写一封推荐信。这封写于2012年7月4日的推荐信，我恰好留有底稿： 中山大学中文系自1986年开启“百篇”作文写作计划，至今已坚持了26年，非常不容易。除了毕业生的积极反馈，大众媒体的深入报道，我更想从一个文学教授的角度，思考此问题。 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中，我谈及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有必要自觉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 在我看来，中文系学生所需要的基本素质，除了专业知识、独立思考能力等，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口头的以及书面的表达能力。如果中文系毕业生只会掉书袋，不会写文章，那将是极大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教育的失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大学中文系开设“各体文写作”课程；五、六十年代更设立了专门的写作教研室。八十年代以后，写作教研室逐渐消亡，写作课也日渐没落。决定此大趋势的，并非“写作课”不值得教，而是在“论文至上”的时代，若专教这门课，必定吃力不讨好。 用不着“高瞻远瞩”，当老师的都明白，写作能力的提升，对学生极为重要。可能力的培养，单靠课堂讲授是不够的，必须配合具体的写作实践。所谓“因材施教”，没有比教授认真批改学生作文更能落实、有效的了。如今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大都将训练、指导的责任推给了中学语文教师，或期待学生自己去摸索；这就难怪，很多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写作能力欠佳。 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勇敢地直面此困境，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杀出一条血路来”，且形成常规化的制度，持之以恒，坚持不怠，实在令人钦佩。 具体的操作规程，如是否一定“百篇”，能否延长交稿，如何兼及各种文体等，均可商议；但中大中文系的这一探索，十分难能可贵。各大学情况不一，不见得会照搬中大的经验，但我相信，重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当是日后中文系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注意到，李炜这篇《“百篇作文”实践教学，能力和品行同步提升——26年的坚持与收获》2013年获中山大学第七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隔年又获第七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可修订成《三十年的“百炼成篇”与社会服务——中大中文系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教学成果评选时却意外落奖了。没能获奖的原因，我猜想，不是方向不对，而是别的大学很难学。参加过重大奖项评审的都知道，若想获奖，太陈旧的不行，太新潮的也不行——后者因评委容易意见分歧。中大方案并非完美，但注重写作这一思路，今天越来越被各大学所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中大虽败犹荣。 有件小事，涉及李炜，但他本人并不知情。我曾多次谈及，作为乡土教材的地域文化读本，最好与方言区相一致，广东与其谈“岭南文化”，不如三大方言区分而治之。2017年我和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的《潮汕文化读本》顺利出版，里外上下均大获好评，于是我建议出版社趁热打铁，邀请黄天骥、李炜、周小兵三位先生与中小学一线教师通力合作，编一套高水平的《广府文化读本》。没想到出版社很认真，查阅相关信息后给我复信：“从目前的资料看，李和周都没做过广府文化方面的研究。”真是尽信书（网络）不如无书（网络），明明李炜跟我谈过，他想编珠三角的歌谣（童谣），而且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很有兴趣。可被出版社这么一说，我也对这个祖籍山东、出生于兰州的语言学家到底粤语水平如何没把握。读本书诸多回忆文章，方知这位语言学家，不仅说得一口地道的兰州话，他的北京话、河南话、陕西话、广州话等也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人说好事必定多磨，但多磨的不一定就是好事。没能请到中大这几位先生当主编，实在很遗憾。当初颇有怨言，可事后想想，或许歪打正着，撇开乡土教材，李炜能腾出更多时间，完成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职业汉语培训或神经语言学教学实验室建设——后者无疑在体制内更容易获得声誉。 相对于那些我说不清、道不明的语言学著作，我更有体会的是李炜在学术组织方面的热情与业绩。从2002年7月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副主任、2011年3月起代理主任、2012年1月至2017年2月任系主任，李炜做了十五年的院系行政工作。当下中国大学，院系一级（各大学说法不一）领导一般都由教授承担，“官阶”不高（所谓的“处级”），但责任重大，要做到挥洒自如还真不容易。私心太重不行，过于清高也不行；没学问做不好，学问太大也做不好。必须能上能下，能粗能细，能雅能俗，这方面的分寸，我以为李炜拿捏得很好。 如今，热情、风趣、亲民、能办事且有真性情的李炜教授走了，同事及学生们出一本追思集，我很愿意共襄盛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