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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文学组忆往

http://www.newdu.com 2020-02-12 《〈文艺研究〉与我的学 李洁非 参加讨论

    1982年夏,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瞭望》杂志工作,却仍执着于文学,对从事新闻工作内心不尽投入,颇倾心于业余写作并发表文艺评论以及散文和小说作品。当时,78级大学生毕业对各单位都是一次新生力量的较大补充,新华社也不例外,仅《瞭望》就一下子添入十名左右新人。其中分到经济组的林晨,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78级毕业生,瘦高个,喉结突出,眼镜度数颇深,头脑敏锐。他与我不同,不光适应新闻工作,且迅速在经济报道方面显其优长。我们虽不在一个组,但我对文学的执着和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游移,编辑部的年轻人都了解。1984年底或1985年初,林晨找到我说,他有个同班同学在《文艺研究》做编辑,正想物色人,问我是否有意。我当然求之不得。很快,他的同学就到新华社宿舍来见面,这就是吴方兄。林晨曾讲过,吴方在学校是他们的班长。见到吴方,人极沉稳,说话不徐不疾,而且和善。见面大约带点面试的意思,不过,当时单位要人过程非常简单,吴方见了一面并带走一些我的作品后,不久就收到调动通知,中间没有周折。
    当年,《文艺研究》编辑部设在恭王府前院最北端的那一排由东贯西的两层长楼上,即俗称“九十九间半”者,编辑部占据着二楼西半截,文学组办公室在西起第二间,面积当未逾15平方米。由于没有宿舍,我就被安排在办公室居住,最里边贴墙旧式花窗下摆着我的办公桌,右首竖放一张单人床,床尾横着一架书柜,将以外空间隔开,外面沿墙与窗一横一竖还有两张办公桌,那就是吴方的办公桌和文学组组长杨志一先生的办公桌。
    我不知道那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楼、家属院,调动前也不曾打听或提出住房分配问题,不过住房必定蛮紧张。因为我东边隔壁住着艺术组组长姚振仁先生,他年龄可以算我父辈,但由于是单身,也在办公室栖身。我西边隔壁,即主编林元老先生办公室兼卧室,屋里亦置一榻,不过林先生晚间并不在此留宿,那张床应是因他年高而便于午间小憩的。
    20世纪80年代,单位里还是先前的遗风,不呼官衔也不称老师,我称杨志一先生“老杨”,称姚振仁先生“老姚”,即使是林元先生亦径呼“老林”。林元先生资格很老,满头银发,腿脚已不便,唯声若洪钟。我听说他是《新观察》的老人,并在他墙上见到李一氓所书赠的立轴,从中领略到了他的资望。不过,这并不曾给我们年轻人带来压力,平时谈稿,有何看法都直说,至少我是如此。
    我来了后,文学组变成三人。之前似乎有一位萧立军先生,调到《中国作家》去了,我或许就是顶了这个空缺。杨志一先生出身老《文艺报》,笔名杨骢,是20世纪50年代文艺批评界的青年才俊,曾经风头颇有。不记得从哪里听说,当年老杨的文章很有战斗力,但我所见到的他却完全对不上号。老杨头发已白,胃和牙齿都不好,深度近视,脸上从来笑意洋溢,说话轻声轻气,他是湖南人,但并没有湖南人通常的峻急之风。当时在文学组,他一老带俩后生,按我记忆,相处颇洽。我和吴方同为78级毕业生,观念、志趣投合自不必说,而老杨亦未显出与我们隔膜,印象中我们组稿与谋划选题,他都言听计从。
    先前《文艺研究》的版面上,艺术类和理论类文章似乎要突出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科领域、学术资源有关。不过文学版面也算有块招牌,就是王蒙先生就年度短篇小说创作,持续为我们写概览性质的文章,很受关注。这稿子,记得是老林拿到并直接交付组里的。
    1985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大树新风之时,文学方法论革新、创作中“八五新潮”以及“第五代批评家”崛起等热点,都在这一年勃发。应该说,《文艺研究》文学版面之前在图新求变上,相较《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等,是有些落伍、沉默的。吴方和我都对老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文学组需要关注、加入新的潮流,同时保持我们的鉴别力,对于某些花哨、空洞、新瓶装旧酒而对思维方式更新没有意义的现象,与之拉开距离。老杨表示认可,汇报给老林亦认为恰当。1985年3月,我作为《文艺研究》编辑,到厦门参加了有名的“文学方法论革新研讨会”。此会主张文学革新的人士云集,而最突出的,是新崛起的青年批评家群体几乎到齐,且在会中占尽风头。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文学组的组稿对象、稿件来源较以往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此同时,文学组开始研究在来稿组织及选择以外,主动提出和表现我们《文艺研究》对文学革新的观点与主张的问题。组内几次研究后,一致认为应把注意力放在思维方式问题上。当时,不少标榜文学方法革新的作者套用所谓“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作家、作品,甚至生造公式,把文学批评和研究搞成数学论文的模样。这一度很是时髦,但在文学组,我们不甚以为然,觉得文学观念革新应从徒具其表、言不及义的花拳绣腿,拨往切实转变思维方式的方面。于是决定由文学组邀请文艺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组成三方会议,就如何认识文学思维方式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文学思维方式,共同研讨。研讨会于1985年5月3日租什刹海某会堂举行,与会者有刘青峰、邱仁宗、黎鸣、沈小峰、司马云杰、俞建章、闵家胤、林方、陈骏涛、谢冕、高建、魏宏森、金开诚、刘烜等。其实多年后,我对开会日期已记不太清,此次专门一查,竟是1985年5月3日!彼时动作之快,即便是亲历者的我,如今也不免暗暗吃惊,真为那年代文坛的意气风发感慨不已。会议记录经整理之后,以“关于文艺研究的‘三维对话’”为题,发表在《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导语写道:“五月三日,本刊邀集在京的十余位理论工作者,就有关拓展文艺研究思维空间的若干问题举行座谈。其中有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同志,有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同志,也有专门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同志,形成了一次关于文艺研究的‘三维对话’。”这个“三维对话”的提法,出之于我。当时觉得既是图新求变之会,提法也得出点新意,现在看不免造作。然而,80年代特有的锐气,后来确实难以重现了。
    “三维对话”,是我在《文艺研究》工作期间,文学组举办的唯一一次研讨会。舍此之外,文学组于正常组稿、发稿的同时,主动和有意识采取的又一行动,是约请文学语言学方面的文章。方法论革新的喧嚣过后,文坛开始冷静和沉淀,转而注意语言、叙事与文本问题。对这一动向,《文艺研究》未再落于人后。1986年春,我们几乎第一时间就聚焦于此,开始从版面上集中编发这一主题的文章。为组织稿件,老杨曾领着我,专门到汪曾祺先生、张承志先生的寓所拜访。汪老当时住在蒲黄榆,家中十分简陋,水泥地面,狭小的两间屋子摆着从前典型的从公家借来的桌椅床柜家具。张承志住得更差,是一栋小破楼,室内黑暗。之后,汪老如约写来《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含“语言是本质的东西”“从众和脱俗”“神气·音节·字句”“小说语言的诗化”四小题,写作日期为4月24日。我们使之载诸《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这是我所经手编发的唯一的汪老作品,也是他晚年较重要的文章,惜乎原稿大约已经不存。约来的稿子中,我记得还有林斤澜、南帆、李陀等先生的文章。1988年初秋,林斤澜、李陀两先生以所主持的《北京文学》,为汪老办了毕生唯一一次创作讨论会,吴方和我都应邀参加。记得其间我俩私聊,都遗憾此会未由《文艺研究》召开。当时因经费之故,也由于编辑部日常状态是各组各谋其务,办会不太方便。
    我在《文艺研究》时间不长,拢共未足三年。后来,刘再复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去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里当时有个新学科研究室(即今比较文学研究室),想要开展和加强文学的边缘研究,我也对此很感兴趣。1987年11月,我办理了调离手续。离开后,虽仍住恭王府(1986年底,在研究生楼旁新建的简易楼里分给我一间),消息却不多,偶尔路遇吴方、老杨等,打打招呼。不久,听说吴方也调出《文艺研究》,去了刘梦溪先生的文化研究所工作,而老杨则退了休。又数年,惊闻吴方亡故的噩耗,专程赶去向遗体告别,首度切近地体会了生命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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