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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分析(2)

http://www.newdu.com 2020-02-12 《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张清民 参加讨论

    三 叙事立场:人民本位下的文化自立
    在现代世界,任何国家的文艺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个“讲话”给予了妥当的理论处理,二者虽然所处的社会语境有很大不同,但其解决问题立足点却有很大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民本位下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
    两个“讲话”的人民本位意识,首先表现在两个文本句法层的理论主句“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及其修辞层的核心名词“人民”“人民群众”等词汇选择;“人民”及其意义相关的意素符码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文艺的道路、方向的意义编码基础,两个“讲话”通过让它们反复出现的修辞策略,充分彰显和展示理论主句的逻辑语义。其次,两个“讲话”的人民本位意识还表现在二者在语言表述上平民化的修辞与话语策略,在对问题的表述上极少采用高头讲章式的专业词汇,而是采用娓娓道来的口语聊天形式,以达大众皆能理解的认识接受效果。两个“讲话”的民族本位意识,主要表现在二者均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外来文艺观念及其模式,对外来文化、文艺观念及其作用和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反思,在主导性质和方向上,具有明确的去“洋”化的本土文化意识。
    两个“讲话”张扬文艺发展中的本土文化意识有着充分的逻辑和历史依据。从逻辑上讲,任何理论语法和理论符码都必须在相应的社会语境中具有精神意义上的法理基础,其生成必须以经验化的日常对象为根基,在本土环境中加以建构,才会产生相应的社会生命力。如果不考虑社会土壤强行移植,则其必然因为“水土不服”而很快在精神上枯萎、凋零,这一现象笔者姑且称之为“话语移植困局”。“话语移植困局”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发展中的突出表现就是,19世纪以降的西方诸种文艺理论,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现代语义诸流派,因在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上“水土不服”,在中国现代文坛均是昙花一现,很快销声匿迹。[8]
    中国现代学界话语移植的理论冲动何来?为何移植后出现移植困局?两个“讲话”为何要特别强调文艺话语建构中的本土意识?这里面既有多重历史因素,也有多维现实因素。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与西方列强及“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较量中,屡屡受挫。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产生了全面怀疑,“疑古”“西化”思想在教育界、知识界、思想界占了上风,西方话语严重挤压中国话语。在“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全盘西化”的理论声浪中,中国传统文艺话语几近失语。在中国化本土文艺话语建构成熟之前,中国文艺话语要么打着欧美国家文艺话语的印迹,要么打着俄、日文艺话语的印迹,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犹若云泥。
    《延安讲话》发表之前,俄苏话语成为左翼文艺界的主流话语,其意素符码如“意德沃罗基”“奥伏赫变”,逻辑通名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皮安尼尔”“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绝大多数的革命者难明其义;具有简略摹状词意味的普通专名诸如“高尔基”“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卡尔”“片山潜”“台尔曼”等,也让绝大多数的革命者感到陌生,因为这些专名指称的对象接受者无法亲知。“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概念不但没能帮助中国文艺界的革命者写出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成功之作,而且让左翼文艺屡屡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困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对俄苏话语在理论上充满了影响的焦虑:来自俄苏政治经验的话语能否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革命方面顺利成功,以及能否从逻辑层面承担起对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理论的解释功能?如果俄苏话语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引发失败,哪怕是部分失败,其合理性就会遭受质疑,引发国人对共产主义革命信念的动摇和怀疑——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9]命题的深层政治动机。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政治考量下,毛泽东试图以中国经验为根基,改造和化解俄苏话语,厘定共产革命的话语生产权和解释权,故在《延安讲话》中,他以中国政治革命的经验和左翼文艺的经验为依据,对“言必称希腊”,动辄以俄苏话语规训中国革命者,忽略中国革命和文艺发展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进行了理论清算。教条主义者受俄苏话语影响,张口闭口“布尔什维克”,强调革命者成分的工人阶级化,却根本没有考虑甚至有意忽视了中国革命者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这一事实。
    《延安讲话》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强化革命叙事中农民阶级叙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农民阶级的革命性理论。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不充分的对象,因为欧美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工业化的转型,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状况是他们无法了解也无法进行科学分析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充分调研后认识到:人的革命性,从而一个阶级的革命性都是可塑、可改、可发展、可提升的;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农民阶级的落后状况可以改变,其革命觉悟可以提高。
    基于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的理论认识,《延安讲话》极力提倡工农兵文艺,力促中国现代文艺家从现实中提炼、生发理论,而不是根据外来理论寻找社会事实,并从理论上拒斥宗主式、父权式外来文艺话语,把那种对外来文艺观念“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行为斥之为“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0],以至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王明虽然对延安整风颇有不满,称“整风的结果,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11],在延安整风后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是“毛泽东在中国发展了马列主义”[12]。胡乔木也说,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话语独立性的形成得益于毛泽东思想“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13]。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话语利器,《延安讲话》成功破解了文艺理论现代发展中的“话语移植困局”,并以之作为话语阐释符码,成功建构了中国现代第一个本土化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北京讲话》之所以重申文艺发展中的民族本位意识,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14],是因为新时代中国的文艺发展面临民族文化自强的迫切要求,且其社会文化语境比20世纪40年代更为复杂。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分裂、阶级对抗的结束,整个国家在阶级成分、政治权力、文化状况等方面从异质性结构开始向同质性结构转变,文艺发展和繁荣的要求提上政治日程,“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战时文艺之“经”权变为和平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发展政策。在世界冷战下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学界在文艺研究中一边倒地“苏联化”;改革开放后,“西方化”成为文艺界的主流。在这两种情形中,中国文艺界不是搬用或套用苏联文艺话语研判中国的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就是搬用或套用西方文艺话语研判中国的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由于缺乏中国化的思维和理论根基,中国文艺学者成为苏联文艺话语、西方文艺话语的兜售者和贩卖者,他们用外来话语对中国文艺对象所作的似是而非的研究分析,很难解释清楚中国文艺的艺术性质和艺术特征,更难以解决文艺活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或难题,不过是把中国作家、艺术家的实践及创作经验纳入到苏联话语或西方话语的解释框架内,降格为外来文艺话语的注脚。国际冷战格局结束以后,中国学界的关注重心开始由国际主义悄悄向民族主义转移,“国学热”在学界乃至全民逐渐升温。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民族主义的精神空间得到了大幅提升。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因时而变、随事而制,适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北京讲话》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核心理论命题提出,展示了其文艺思想中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情怀。在全球民族主义普遍高涨化的今天,《北京讲话》中的文艺民族本位意识既顺应了世界大势,也顺应了国人民心,顺应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求。
    《北京讲话》民族本位下的本土意识较之《延安讲话》论证得更为丰富,也更为充分,并在叙事形式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从结构上看,《北京讲话》以“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阐释符码为结构线索,建立起文本第四个语义单元。以“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阐释符码为基本叙事单位,该语义单元被分解为价值与文化两个意义结构;这两个意义结构又通过多个文化符码(范仲淹、陆游、文天祥等人的名言,《闲情偶寄》《谏太宗十思疏》等古典文本中的警句等)使“中国精神”得到了具体的意义呈现。从修辞上看,《北京讲话》以前后语义单元互文性的方式,申述和强化“中国精神”的具体内涵: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语义单元,明确要求文艺家提高理论上的民族自信心,“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在“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语义单元,要求文艺家努力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和“中华文化精神”。[16]这种理论要求和创作期待表明,《北京讲话》不仅要求文艺创作主体在艺术理论和观念的理解上“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要求文艺创作主体在形式和技巧的认知上摆脱对西方文艺创作经验的迷信、依赖,从而在文艺创作活动中提升艺术创造的“核心技术”,锻造文艺领域里的“中国芯”。《北京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国精神传播的反复强调,标志着中华文艺思想在民族主义权利意识方面的觉醒;由此强调引发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无疑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
    两个“讲话”理论叙事中的民族主义立场具有丰富而实际的历史与现实双重政治文化内涵。从文化影响论的角度说,作为历史话语的《延安讲话》与作为现实话语的《北京讲话》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做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种阻击和抵抗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防卫色彩,因为二者试图通过维护民族文艺在世界文艺格局中的差异性特征来保持中国文艺在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上的自足和自立,谨防中国文艺沦为外来强势话语的“他者”或附庸对象。两个“讲话”的民族主义文艺叙事立场可以得到思维上的逻辑验证:外来文艺思想是对话语主体所在国家文艺经验的概括、总结,因此在解释本国文艺现象时游刃有余,但在解释中国文艺现象时常常陷入方枘圆凿、解释无效的尴尬境遇。两个“讲话”强调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民族化、中国化,或者说“去洋化”,要求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立足中国文艺的实践,概括、提炼出中国化的文艺理论,并以之对中国文艺的发展及其审美价值做出理解、解释、认识、评价,它们实有实践经验和话语逻辑两个层面的依据。
    基于人民本位和民族文艺独立性立场的《北京讲话》,将对新时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逻辑结果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品格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目标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影响和改变世界,因而在叙事功能上既注意从认识论角度描述、再现文艺现实,又注重从功能论角度创造、建构文艺现实。《延安讲话》为解放区建构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艺现实,其后就涌现了以《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农民文艺作品,成为理论“创造”现实、引导文艺创作实践的典型例证。《北京讲话》为21世纪的中国人民建构了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现实,假以时日,未来中国文艺界必定会有表现“中国梦”的辉煌作品问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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