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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历史、城乡、“新人”等重要文学史命题上，2019年的一批长篇小说充满启发与暗示。 文学史研究需要假定一种“总体性”，历史与现实为文学创作预设了很多难题，年复一年的创作则提供着或对或错的答案。当后世研究者在梳理历史、城乡、“新人”等重要文学史命题时，会发现2019年出现的一批长篇小说作为个案，充满启发与暗示。 真正的长篇战争文学 从十七年时期的《铜墙铁壁》《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红高粱家族》《灵旗》，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的天空》《风声》《牵风记》，文学史中一直有一条关于战争的“红线”。文学如何书写战争，关乎一个民族如何理解历史。包括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王松的《爷的荣誉》、麦家的《人生海海》、徐贵祥的《穿插》、周建新的《锦西卫》、杨少衡的《新世界》、梁鸿的《四象》、徐皓峰的《大地双心》、周恺的《苔》等作品在内，2019年出现了一大批关于战争的重要长篇作品。未来的文学史在延续有关战争的那道“红线”时，会发现文学对于战争的理解在2019年前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爷的荣誉》用二爷旺福这样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强人形象，串起了乡村世界中的痴男怨女、江湖恩仇，小说不仅写出了战争的传奇性，更写出了战争的非理性。在文学史家的眼里，这或许可以视作一部延续了新历史小说命题的作品，也许在思想性上并不拔尖，但作者在虚构故事上的才华令人惊叹，整个小说如同多条景观丰富的羊肠胡同缠绕在一起，枝蔓无数、引人入胜。 当代文学史中，除了杨子荣等少数几个“定型化”的人物，少有深入人心的地下情报人员形象，但这一类身处“无间地狱”的人们却值得大书特书。这就决定了麦家的小说必会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人生海海》的主人公既被敬称为“上校”又被蔑称为“太监”，整部小说就是为了揭开他身上的秘密。秘密的核心是主人公腹部的一行刺青，所有人都好奇刺的是什么，主人公则拼命隐瞒，情节的张力就在这一揭一掩之间。 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大多从家国仇恨、英雄传奇的角度书写战争，少有纯粹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作品。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或许实现了这一突破。这是一部关系到军事、政治、经济，描写“全面战争”的小说，也是一部超越狭义民族和国家的小说，更是一部从“人”的立场出发的小说，操持中文、英语、日语的主人公进入战俘营，牵连、见证着各国士兵失去了国籍后，仅仅作为人的权利与战争之间的尖锐矛盾。邓一光在开篇就写“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这是就现实层面而言的；文学应该了解战争，进而反思战争，从文学史的角度，《人，或所有的士兵》翻开了新的篇章。 城乡颠倒以及城市叙事的内核 当代文学史中，乡村叙事占据支配性地位。但是在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城市叙事多到写作者不再强调“城市”这一渐成共识的叙述背景。另一方面，以乡村世界为叙事空间、以小农生活的经验与情感体验作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几乎消失了，城市也不再是乡村的“镜像”，反而乡村变成了城市的“他者”。 马金莲的《孤独树》、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等作品都佐证了这一趋势。乡村年轻一代不惜代价追求城市生活，乡村与城市从平行关系变成了从下到上的等级关系。这种变化滋生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道上，到处都是迷茫的人们。对于文学史而言，这一类创作很难再暴露新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完成的则是寻找更贴切的视角进入问题，将已有的情绪体验进一步深化。 阿来的《云中记》在题材和写作时间上都具有特殊性。小说写了震撼全国的汶川大地震，但采取的却是颠覆常理的视角。祭司阿巴既不是救人的英雄也不是受难者的家属，经历了灾难的他不追求重建家乡或更好的生活，而是去追赶即将消失事物的脚步。借此，阿来看到了现代都市文明崛起与乡村文明土崩瓦解之间的深层联系。许多研究者将“挽歌”概括为近一二十年来乡村叙事的美学特质，而在一些小说中，“挽歌”已经从隐约的美学层面直接变成了小说的情节。祭司阿巴的招魂仪式仿佛就是一曲挽歌，宣告着文学史的一个转折，无论前方迎来的是转型还是终止，《云中记》都将是重要节点。 相比之下，城市叙事则蔚为大观，格非的《月落荒寺》、张柠的《三城记》、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付秀莹的《他乡》、陈希我的《心！》、刘庆邦的《家长》、孙颙的《风眼》、二湘的《暗涌》、方方的《是无等等》等都是代表作品。过去文学史在阐释乡村叙事的重要意义时，也多少对文学面对城市化经验力有不逮表示担忧。但2019年前后，我们渐渐发现，作家已经基本对城市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有了理性的把握。 得到、失去、寻找、焦虑……所有的城市叙事几乎都与此有关，其内核是什么？在《月落荒寺》中，格非借心理医生之口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当代城市人种种无关生死的负面情绪，都可以归结到弗洛伊德所说的“抑郁”之中。从故事和人物形象的角度看《月落荒寺》都略显平平，但是从思想的角度，这部作品是作家对书写城市知识分子与现代性体验的一个总结，甚或也解释了困扰文学史的一些难题。 矛盾“新人” 从《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旗帜》到“江南三部曲”，格非塑造了一系列思想大于行动、内在矛盾大于外在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围城》里的方鸿渐、《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废都》里的庄之蝶、《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李洱笔下的“应物兄”加之格非的代表作品，构成了人物性格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虽然这些形象无一例外看似优柔寡断、一事无成，但他们的软肋恰恰见证着不同时代人们“痛点”的转变，换言之，这些形象始终在用自身的局限性去思索是什么困扰着这个时代。《月落荒寺》试图指出现代城市人的问题，不是此前文学史或批评家所概括的精神溃败或道德陷落，而在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与“哀悼”相对应的“忧郁”。人物的不安分甚至自毁倾向源于这种忧郁使“自我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一事无成而且德性卑劣之辈；他谴责自己，贬低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 新的时代环境、新的心理结构终究需要新的人物形象来呈现与适应。张柠《三城记》中的顾明笛，相对此前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有了新变。相对当代文学史中已经典化了的人物形象，顾明笛是一个“下一代”形象，其基因就与物质上的匮乏绝缘，其欲望也不会病态地滋长。在不考虑身份、地位方面的问题，不缺乏金钱、两性方面的照顾，而纯粹由内心驱动的“漫游”之中，顾明笛身上属于城市人的“忧郁”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 与那些衣食无忧的人物相对应，许多形象正是因为身处社会问题的漩涡中，受困于物质现实而显得格外重要。现代文学伊始，中国就有“问题小说”传统，从十七年文学到后来的伤痕、反思、改革小说，也都紧扣着时代问题，2019年长篇小说也延续着这个脉络。马金莲的《孤独树》写出了一个“新”的留守儿童形象，与一般的同类创作不同，主人公哲布在阶层的焦虑、亲情的疏离中并不是单纯“无害化”的可怜人，外界的压迫会激发他们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而使其成长为憎恨链条上的一环。从《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到《班主任》，再到后来的《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少年形象在历史变迁中承载着惊人的信息。以马金莲的《孤独树》、丁力的《图书馆长的儿子》、马笑泉的《放养年代》、刘庆邦的《家长》等为代表，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继续挖掘着作为“人之初”的少年形象和少年问题的意义。 此外，这一年还涌现出许多有关“新时代”“脱贫攻坚”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主题的作品。赵德发的《经山海》、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滕贞甫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等都各具代表性。当各种声音在呼唤文学重新塑造梁生宝那样纯粹的“新人”形象时，这些作品却关注到了“上行”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内心深处的声音，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细微、深刻的矛盾。 叙事的变与不变 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延续了形式探索的道路，《人，或所有的士兵》全部由“呈堂证供”构成，这是一种变形的书信体小说或“视点人物写作手法”。梁鸿的《四象》用现实、历史、精神世界、自然世界四个维度结构全篇，是为“四象”。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部分利用了植物、动物的视角呈现世界，因而体现出了生态意识。付秀莹的《他乡》用双重文本呈现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以及现代人精神的撕裂。包括这些作品在内，不少长篇小说努力寻找着叙事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平衡。也有很多作家在叙事上选择回归传统，《爷的荣誉》《千万与春住》《孤独树》《是无等等》等洗尽铅华，努力用最朴素的叙事形式讲述精彩的故事。 黄孝阳的《人间值得》是一部充满“后先锋”味道的小说。作品关注人性恶、沉醉于叙述本身、内部存在多重文本……这些都是文学史上被“经典化”了的文本特征，但它们绝非永久生效，甚至值得警惕。时过境迁，很多问题需要被重新反思。当年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创作采用反常规、甚至阻碍读者理解的叙事形式，是为了丰富文学的表达手段。大量书写人性恶，是为了文学能够真实地书写“人性”。某种程度上，当时文学面临着“过正”才能“矫枉”的局面。然而今天的文学作品，即便是最朴素的一类创作中，作者也基本能在局部熟用意识流的手法，并了解叙事时间和空间的错落安排的巨大意义，大多数创作都能将现实问题和人性中自私自利或消极绝望的一面结合起来。这正是当时的尝试与变革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小说创作应该结束“过正”的阶段，重新回到如何讲好“故事”，寻找可读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追求上。 (责任编辑：admin) |